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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們看見窗外阿富汗的國土

自《追風箏的人》之後,卡勒德·胡賽尼的名字和阿富汗聯繫在了一起。人們沉醉於他筆下的那些故事:為了救贖的愛與犧牲,戰火和貧窮中依然善良的人性,以及人與人的相聚和離別。



讓人們看見窗外阿富汗的國土


《追風箏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賽尼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他以近乎偏執的熱情和飽滿的深情寫阿富汗——他童年、記憶、生命伊始的源頭,「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眾面孔的塵灰,將背後靈魂的悸動展示給世人」。與此同時,一場靈魂的拷問在所難免:靠講述受苦受難的阿富汗人而獲得成功,是不是一宗罪?


於是他告訴自己,要儘可能貼近事實,將整個阿富汗寫得真實可感,講述他自己的故事和千千萬萬阿富汗人的命運。不想寫一個偉大的國家生活著一群偉大的人民做著偉大的事,他更希望自己能寫出那些隱匿的不受歡迎的事實,讓那片土地上深重的苦難、愛與希望重見天日。



讓人們看見窗外阿富汗的國土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美籍阿富汗作家,著有小說《追風箏的人》《燦爛千陽》《群山回唱》。曾因其作品巨大的國際影響力,獲聯合國人道主義獎。



讓人們看見窗外阿富汗的國土




讓人們看見窗外阿富汗的國土

胡賽尼作品的多國書封



1 故事終會在折磨中浮現


新京報:你在37歲時開始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追風箏的人》,過程如何?遇到過何種挑戰?


胡賽尼:寫作中永遠充滿困難,有時是一種折磨。你必須不停打磨,不停調整,不停推翻重來。你所寫的,永遠在無限靠近你想說的,卻又很難是你真正想表達的。我不會事先寫提綱,也不喜歡提前計劃故事,而是更傾向於自由的寫作方式,想到哪裡寫到哪裡。這當然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但這是我知道如何操作的唯一方法。雖然大多數時候,故事並不能如願出現,我只能堅持相信,故事最終會浮現出來。這對我而言是巨大的挑戰。

新京報:第一本書的熱賣對你的寫作有何種改變?在寫後面兩本書的時候,你是否為你的目標讀者調整了寫作策略?


胡賽尼:「目標讀者」對於寫作者而言是個陷阱。理想情況下,所有書都應該只寫給一個讀者,這個讀者就是你自己。一旦你開始考慮目標讀者,考慮他們在想要看到什麼,他們的政治立場是怎樣的、背景如何、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整個寫作就很難成立。你應該寫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寫讓你熱血沸騰的內容,然後抱持一種信念:其他人和你一樣,也會有同樣的感受。


新京報:有評價說,你的第二本書《燦爛千陽》和第三本書《群山回唱》比《追風箏的人》在敘事結構、人物設定和情節安排上更成熟。


胡賽尼:成熟只是當你日復一日重複做一件事的時候,隨著年歲的增長,你更擅長某種東西而已。從《追風箏的人》到《群山回唱》,我在寫作過程中學到了很多。但並不意味著每一本書的創作都是有跡可循的,更不能保證新寫的書就比上一本好。《追風箏的人》出版之後,正值後9·11時期,人們還在談論9·11,阿富汗和美國陷入政治爭鬥。機緣湊巧,這本書就被廣泛地閱讀了。如果說9·11對這本書的出版和暢銷沒有影響的話,那就是我不夠坦誠了。人們之所以那麼喜歡這本書,是因為故事中的人物和人們對於愛和犧牲的共同體驗。

2 透過破碎的鏡子回望故土


新京報:1980年移民美國之後,你回過阿富汗嗎?在那裡看到了什麼?有哪些最讓你印象深刻的場景?


胡賽尼:離開喀布爾的時候我們全家有9個人,後來祖母和父親去世了。我是唯一一個後來回去的人。自從1976年離開喀布爾,在27年之後的2003年,我回去了,發現整個城市既熟悉又不同。熟悉是因為我找到了當年熟悉的街道、建築和住過的房子。但它又如此不同,當時整個國家仍處於內戰時期,喀布爾有一整條街區完全被毀壞,到處都是槍聲,比想像中還要軍事化,安全問題嚴峻。相當多的人是寡婦、沿街乞討的兒童,雖然以前我也會看到,但不會有這麼多。過去三十年間,戰爭、政治鬥爭對於這個國家的影響相當嚴重。時至今日,阿富汗仍然沒能從這些災難中恢復。


新京報:你曾說過你想要借自己的書讓外界更了解阿富汗的歷史、文化和現狀,在書暢銷之後,回望你的寫作,你是否刻意向讀者展示阿富汗的某些側面呢?


胡賽尼:一旦你的出發點是想給別人展示某地的文化和歷史,你所寫出的東西就不會那麼自然和真實。讀者們能通過我的書了解更多關於阿富汗的文化和生活,並不是因為我故意要傳授什麼,而是因為我盡我所能貼近事實,將整個阿富汗寫得真實可感,無論是地理、文化,還是精神上的細節。大家讀了我的書,會如同置身其中,比起電視上的新聞故事,能更清晰、更生動地感受阿富汗的紋理和質感。任何好的小說(但願人們會認為這是一本好小說)都會讓讀者對一個和自身所處環境和文化全然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有切身觀感。


新京報:你的書致力於講述阿富汗的日常生活。它們一方面讓世界讀者更了解阿富汗的文化、歷史和日常;但另一方面,對阿富汗人而言,它們揭露了讓他們不快的生活側面。很多作家都曾面臨同樣的問題,比如拉什迪之於印度、帕慕克之於土耳其、帕斯捷爾納克之於蘇聯。你如何看待這種矛盾?


胡賽尼:這是不可避免的。你從那片土地上被放逐,然後你在幾頁紙上寫你的故土,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那裡。一旦你開始寫,就會有質疑。我非常理解他們質疑的原因,畢竟我很長時間沒在那裡生活過了。但我從沒假裝自己是當地人,也沒假裝自己曾經經歷過一切。我公開說過,我的故事只是講述了移民眼中,用拉什迪的話說,「如同破碎的鏡子」的阿富汗。我會透過破碎的鏡子回望自己的故土。大部分質疑並非說我寫的不真實,而是說我寫作的方式不夠和緩。我不想用宣傳話語寫阿富汗,一個偉大的國家生活著一群偉大的人民,做著多麼偉大的事。我寫那些讓我困惑和疑慮的,是因為小說家不應該隱藏那些不受人歡迎的事實,而應該讓事實重見天日。我想讀者會感受到我對這個國家深沉的愛。


3 看見是實現同情的第一步


新京報:在阿富汗、法國、美國的跨文化生活,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胡賽尼:我很適應這種跨文化的生活。我極少在生活中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只要沒人問起,它就不是問題。我將這種生活方式傳遞給孩子們,讓他們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祖先是誰,他們如何生活。儘管他們沒去過阿富汗,我還是讓他們學習那裡的語言,用它書寫和閱讀,這會讓一個人豐富起來。


新京報:阿富汗的文學傳統和美國文學的傳統分別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胡賽尼:我在波斯文學的環境中長大。當時接觸到的書中有大量波斯語詩歌,它們在阿富汗的流傳度甚至超過小說,幾乎每個人都能背誦這些詩歌。我的祖母就是很出色的口述文學者。在阿富汗的時候,我也讀過很多西方文學作品,《金銀島》《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等。無論是西方文學的小說敘事,還是早年在阿富汗耳濡目染的口述文學傳統,都影響了我的寫作,儘管前者可能持續的時間更久,影響更深遠。


搬到法國、美國之後,我又讀了大量的小說。《追風箏的人》中有一種由故事隨處可見我兒時接觸的波斯文學的印記。但它也是一個相對模糊的作品,同時沾染了西方文學的小說敘事和口述文學傳統,反映出口語化、非正式的語言風格,以及以自我驅動學習為主的文學路徑。


新京報:你從讀者那裡,不光是美國的讀者,包括世界各地的讀者那裡,得到過何種反饋?


胡賽尼:最常見的反饋是:當我讀了你的書,我感到窗帘徐徐拉開,我在窗外看見了阿富汗的國土,我看見它的人民如何生活,它的歷史承載怎樣的苦難。在過去30年新聞生硬的解讀之外,他們終於看到了更私人化、更貼切的關於阿富汗的呈現。這非同小可,先讓人們和一個陌生的國度及文化建立聯繫,是實現同情了解的第一步,起碼是積極的一步。(文/張暢 新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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