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始於八國聯軍

圖：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文 | 諶旭彬

八國聯軍進京後，對京城隨地大小便的風氣，採取強硬手段嚴禁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據他所見，清末之時，「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人齊，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窪。」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也說：「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後罰，他們這種辦法，固然太厲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凈了許多。後來西太后迴鑾抵京，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又乾淨，很是喜歡，很誇讚洋人們能幹。」

慈禧有沒有「誇讚洋人們能幹」，不得而知。但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卻是實情。聯軍入京時，一名叫做「仲芳」（這是此人的字，其姓、名不可考）的讀書人，居住於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叢桂山房」，留下了一部日記，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初九日記：

「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內有章程四條，其略曰：一德界內糧食，禁止出界外販賣；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打掃乾淨；一無論鋪戶住戶，每日門前於七點鐘各懸燈一盞，至十一點鐘止；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聯軍不許隨地大小便，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記：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凈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乾淨。女眷臟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隨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十一月十六日，仲芳氏記：

「各國界內雖不準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設茅廁，尚稱方便。德界並無人倡率此舉，凡出大小恭或往別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計數。」

聯軍不僅僅只關注隨地大小便。對京城隨地堆放垃圾的現象，也同樣深惡痛絕。十二月十八日，仲芳氏記：

「惟烈風時起，塵沙敗葉吹滿門，必須時刻掃除乾淨，否（則）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嚇。又爐灰穢土，街前不準堆積，無處可倒，家家存積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車，挨門裝運。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似亦缺事耳。」

次年春夏之際，聯軍陸續撤離北京。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隨地大小便、隨處堆放垃圾的自由。仲芳氏深感愉悅，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記：

「城內城外各段地面，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近日尚稱安靜，搶盜之案亦不甚多。……各街巷掃街、潑水、點燈、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暫多鬆懈，不甚嚴查究責。究竟我兵同氣連枝，互相憐憫，不比洋人橫暴耳。」

圖：仲芳氏之日記《庚子紀事》

1900年前後，隨地大小便之風並非北京獨有，大者如上海、天津，中者如營口，小者如山海關，都不例外

八國聯軍侵入之前，市民隨地大小便的現象，實非京城獨有。在上海，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凈，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在山東營口，因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隨地所拉之大便引發激烈衝突，《大公報》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其文稱：

「查街除穢之俄兵，每見途巷之中，牆垣之下，有遺留之糞溺，皆不肯用鐵鍬掇除，輒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遠移焉。……職是之故，深結眾怨。後復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遽被華民捧糞污，擲俄兵面目，遂遠遁焉。俄人之看待華民，直奴隸之不若也。」

俄兵強迫隨地大便的國人用手捧糞，國人則把糞扔到俄兵臉上，衝突由此而起。顯然，據文章語氣，作者對俄兵的痛恨，遠超過了對國人隨地大小便的厭惡。

在山海關，同據《大公報》的報道，1905年禁止隨地大小便後，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

「人言藉藉，多稱不便。緣各胡同內，皆系住戶，距廁較遠，既不得隨意便溺，左近又無官廁……」

在天津，美國人阿林敦感慨「直到1900年都被說成是廈門之外中國最骯髒的城市」。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則是：

「道路之污穢，街巷之狹隘，殊出情理外。沿河兩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張目。」（11）

圖：1900年，天津，參與侵華的俄國士兵

八國聯軍撤走後，北京城公廁稀缺，天津城恢復「糞溺狼藉」之舊貌

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北京，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

這種全城禁止，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見到「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12）聯軍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樣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13）如此種種，與前引仲芳氏日記中所言「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相一致，足見聯軍禁令的執行力度確實很大。

可惜的是，重返京城的清廷，並無意繼承八國聯軍留下來的那些公廁。相比需要政府出資的公廁，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來的用於維持治安的巡捕制度，以及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出力維持的路燈制度、道路洒掃制度。據統計，直到1911年，北京城區仍只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14）在天津，聯軍撤退後，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官廁，但這種官廁，並不等同於公廁，據儲仁遜講，大便須收五文，小便須收兩文。1902年，《大公報》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洋官經理時，街道極為潔凈，刻下則糞溺狼藉，又復舊觀矣。」1904年，《大公報》又報道，天津街頭「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並無人禁止」。

以上，既非欲「美化八國聯軍」——其侵略性質毋庸置疑；也非欲「醜化國人」——城市居民排泄物的處理，終究是一項須由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服務。清廷高層並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也並非不知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是如何情狀。1860年年代，奉旨出洋的斌春、張德彝、志剛等人，已見識過巴黎的「凈無塵埃」、英國廁所的「時時洗滌，極精潔」；1870年代，奉旨出洋的李圭、劉錫鴻，也已見識過倫敦的「潔凈無穢氣」，東京的「河渠深廣潔凈，道路開闊，時時洗滌之，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15）……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舉措中，公廁始終缺席。即便是八國聯軍在北京實施了公廁制度，清廷也無意繼承和延續。近年來，頗多學者和著作談及晚清新政，多惋惜其改革誠意被革命所中斷。然而，這樣一個連公廁這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都無意好好向民眾提供的政府，欲證明其改革有誠意，恐怕也是很難罷。

圖：1896年，李鴻章訪問英國與Lord Salisbury（左）、Lord Curzon（右）合影。李鴻章也很了解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狀況

注釋

《齊如山文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P32-34。劉半農，商鴻逵/訪問整理，賽金花/口述，《賽金花本事》，嶽麓書社 , 1985，P37-38。仲芳氏，《庚子記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P61。P33。同上，P52。同上，P61。同上，P64。同上，P70-71。鄭觀應，《盛世危言·修路》，收錄於《鄭觀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污人自污》，《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第5版。轉引自：余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善後事宜》，《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轉引同上。（11）張海榮，《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以〈大公報〉為中心的考察》。收錄於《城市史研究》第31輯。（12）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13）儲仁遜，《聞見錄》，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未刊）。轉引自：（美）羅芙芸，《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P176-177。（14）段柄仁/主編，《北京胡同志 上》，北京出版社，2007，P46。（15）范鐵權，《近代科學社團與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人民出版社，2013，P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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