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台灣音樂的石器時代：庄奴眼裡的鄧麗君

10月11日6時11分，華語歌曲「詞壇泰斗」、曾創作鄧麗君名曲《小城故事》、《甜蜜蜜》歌詞的庄奴先生，在重慶與世長辭，享年95歲。本文為《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對庄奴先生的採訪，文章摘選自本刊鄧麗君逝世紀念封面報道之《那是台灣音樂的石器時代》。

庄奴

那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研究歷史的人把1966年作為台灣社會的轉型期。那時台灣地區工業產品出口超過農產品出口，至1981年，隨著台灣地區躍入「亞洲四小龍」行列，鄧麗君的歌也隨台灣文化工業升級運動，輸出至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角落。在梁文道的記憶里，「那時剛好音樂的軟體介質由唱片變成了卡帶，翻錄容易了，鄧麗君的歌成了華語圈對那個年代的集體記憶」。

「起飛期後，大眾生活安樂起來，開始厭倦哀傷的日本哭調閩南語歌，喜樂的國語民歌小調和國語流行歌曲成為新寵。鄧麗君父母是大陸移民，長在上萬戶南腔北調的國民黨老兵聚居的眷村，這些正是拿手好戲。」

憶起經濟起飛期的台灣唱片業，庄奴稱其為「石器時代」，「刀耕火種也生機勃勃」。生在北平的庄奴，寫了鄧麗君一生70%的歌詞。在這位老人的記憶里，1949年他來台灣時，文化界完全是「洪荒時代」：「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不允許台灣有大學，台灣唱片業起源於上世紀30年代日本投資的哥倫比亞、勝利唱片，早年台灣只有日調改編的閩南語歌。國民黨赴台後，來自上海和香港的海港派國語歌湧入，後來蘇小明在大陸唱紅的《綠島小夜曲》是台灣1954年正式灌錄的第一首國語歌，由香港人創作。台灣本地國語歌創作力量此後開始成長。台視電視劇讓國語主題曲與插曲的創作需求加大，台灣第一家電視台主辦周末的『群星會』給了唱片公司捧星的機會，台灣的唱片業於此時開始拓展國語歌市場。」1969年，台灣第二家電視台中國電視公司開播，首部國語連續劇《晶晶》，就找上鄧麗君唱主題曲。這首主題曲一夜間紅透半邊天，終於讓錄了幾張唱片的她有了自己的成名曲。

庄奴

「鄧麗君一紅，台灣國語歌就成了台灣樂壇的主流。唱片公司開始給國語歌投錢。那時候我們有一個Group，人人都知道庄奴、湯尼、左宏元是鄧麗君的鐵三角，這個組合寫出來的歌，閉著眼睛就能紅。」庄奴講起那個黃金年代異常興奮。鄧麗君的啟蒙老師左宏元補充道：「70年代瓊瑤電影大賣，她一見鄧麗君就如獲至寶，甚至希望所有的插曲都由鄧麗君唱。」

在庄奴的記憶里，當時他和左宏元經常忙到藏進賓館躲債，只有太太知道聯繫方式。鄧麗君的代表作《甜蜜蜜》便是庄奴5分鐘內脫口而出的「急就章」。庄奴喜歡講起這個故事，那時唱片公司拿著一首印尼民歌的曲譜來找庄奴，他只問了一句誰唱，知道是鄧麗君，邊唱譜，「腦子裡想著她歌甜人又樸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歌就這樣自然唱出來了」。

庄奴

一生寫過3000多首作品的庄奴這樣總結鄧麗君創作團隊的成功經驗「很簡單，三個字，向錢看，老闆為什麼付錢我們寫什麼。在台灣社會，沒有錢的文化就等於沒文化」。庄奴抗戰前就讀於中南海里的中華新聞學院，抗戰時參軍當了機械師，部隊過黃河時把名字改作黃河，到台灣後，取宋詞「庄奴不入租」作筆名，「庄奴」意思是佃戶，所有聽歌的人就是他的地主。「那年代大眾喜歡的歌有四個要素，詞短、精湛、寫情、有語句再現。羅大佑的歌詞太難，老百姓不懂，記不住，只有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喜歡。如今時代不同了，我稱作台灣歌壇的戰國時代，什麼風格都有。創作者天馬行空，自我標榜，再不會產生鄧麗君那樣十幾年掌控華語圈風潮的藝人了。」

台灣歌廳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日據時代。那時的歌廳叫做「那卡西」，意思是「走唱」、「遊民」。梁文道饒有興緻地講起「那卡西」的掌故，當時在台灣有兩種，一種是上海風格，正如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一種是本省人的去處，唱閩南語歌，陽明山腳下的北投溫泉是當時的聖地。歌廳里瀰漫著歡場仍是命的氛圍，所有的男人都是離鄉遊子，所有的女人都是天涯歌女。

鄧麗君

到了鄧麗君的時代，本省閩南語歌廳開始衰敗。在庄奴回憶中，60年代台灣已經形成講閩南語落伍，講國語高尚的風氣。1963年，李翰祥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創下連演162天、930場的空前記錄，黃梅調引發的思鄉情也瀰漫了歌廳。黃梅調反串成了鄧麗君日後在台灣及香港地區、東南亞「跑碼頭」的保留節目。戲曲腔、民歌小調、上海歌女腔，作為大陸移民女兒的鄧麗君，唱法上糅合了那個時代200萬客居台灣族群最窩心的三種腔調，加上她的聲音、她的樣貌，任何一個模仿者再難以替代。晚兩年被發掘的本土天后鳳飛飛和蘇芮，島內影響力並不亞於鄧麗君，但歌聲和形象更西化，更受學生和上班族喜歡。據台灣樂評人馬世芳回憶，鄧麗君的歌迷里，外省移民和他們的第一代占多數。還有「天天吃素，偶爾開個葷」的兵役期男孩。梁文道童年記憶里的鄧麗君，經常被作為當局形象出現在正統大型節目里，即便是赴日的5年間，「想來是她的國語傳統形象能更有效地統一台灣族群，」梁文道說。

鄧麗君在日本發展的5年，正是台灣「鄉土意識」成熟期。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早年的「全盤西化」主張，余光中是其中的主將。樂壇上同期發起「中國現代民歌」運動。1976年，一個小動作掀起一場大運動，畫家李雙澤在一次演唱會上向觀眾席扔了一瓶可口可樂，並大喊「唱自己的歌」，台灣樂壇以此為標誌開唱「中國現代民歌」。那年楊弦用余光中的詩作歌詞，在台北中山紀念堂唱了他寫的新歌，其中便有我們熟悉的《鄉愁四韻》，會上推出的作品被收錄到楊弦的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之中。跟隨其後的，是侯德健、孫儀、葉佳修、梁弘志、施孝容、譚健常、李建復。

作為這場運動的主腦，余光中1973年發表的《現代詩怎麼變？》常被人們用來詮釋台灣民間的「鄉土運動」和「中華文藝復興運動」。他說:「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可土頭土腦，此地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的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回歸中國有兩條大道。一條是退化中國的古典傳統，以雅為能事，這條路10年前我已試過，目前不想再走。另一條是發掘中國的江湖傳統，也就是嘗試做一個典型的中國人，帶點土頭土腦土裡土氣的味道……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效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的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麼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這些都是土的品質。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國尺子來量中國的泥土時代，在我，已經是過去了。」

鄧麗君

以這段話看鄧麗君式的「鄉土味」倒極貼切。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場運動在台灣音樂人中積聚的能量，創造出鄧麗君一生最深入人心的佳作，有樂評人稱之為最「中國」的現代民歌，它們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甜蜜蜜》、《在水一方》、《又見炊煙》、《我只在乎你》……以及於鄧麗君30而立生日之時首發的宋詞專輯《淡淡幽情》。自此，輾轉奔波了20年，「跑場子」出身的海港派歌后化羽成蝶。如今，她的歌依舊溫暖著華人圈的家國夢，而她，如海上花幡然幻滅。

多年前，一場演唱會上，鄧麗君站在漆黑的舞台邊，獨自吟出這樣的開場白:「我唱歌的時候盡情地唱，你接納多少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情感應和我不知道。我不禁想起D.H.勞倫斯的兩句詩『我細聆靜寂中的你。在這裡面，我細訴之時，感到你以沉默，撫摸我的句語，以我的句語，作為奴隸』。」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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