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略》已在谈域外汉学

胡怀琛先生

海梁溪图书馆在1924年出版了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将各个时段都分成「此时代文学变迁之大势」、「此时代文学之特点」和「此时代文学家小传」三部分，章节安排虽然刻板到像是在敷衍，具体内容却是颇具个性。自序中批评此前的各家文学史，或流于庞杂，或失之艰深。有鉴于此，他明确宣布了自己的宗旨：「首求界限分明，不相殽混；次则简明易读，使学者能得实益。」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竟然认为客观地介绍文学发展的历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苟仅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则古人原书具在，学者一一读之可也，何劳吾箸文学史为哉。原书既不能卒读，不得不有人为之提要钩玄，使之一览了然。一经钩提，即有主观参入其间矣。」而全书确有一些叙述迥异于别家，带有他个人的鲜明印记。如第六章在介绍南北朝文学时说：「百济者，东亚之古国也。……南北朝时与中国通好，尝遣使至建业求书。此时日本尚无文字，百济与日本交通频繁，中国文化，遂由百济转输入日本。中国书籍，首流入日本者，为《论语》及《千字文》。嗣后日本发使至中国，求百工技艺及佛学者日众。及隋，并遣留学生八人至中国留学。至唐，则留学者更盛矣。」到第七章又意犹未尽地提到唐代的状况：「此时百济、新罗皆遣学生至唐求学。日本亦置遣唐使，派学生至唐留学，比南北朝为更盛，如粟田真人、吉备真备等，为日本留学生中最著者也。自是以后，日本一切制度文物，悉效法于中国；今日日本之假名字母，即此等留学生归国后之所造也。」频频言及百济、新罗、日本的来华留学生，就与其爱好密切相关。他曾广泛蒐集「外籍和少数民族作者的汉文诗集，作者有日本、朝鲜、越南、俄罗斯等籍，又得蒙、满、回、维吾尔等族、自元迄清末各种刻本、钞本千余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胡怀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情之所钟，自然笔之于书。数年后，他又编纂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31年），在唐代部分再做发挥：「在那时候高句丽等国都通行中国文，他们的文人也都会做中国诗，渐渐的成为风气，一直到最近没有完全改变。」还饶有兴致地介绍起崔致远、金立之、空海、小野篁等高丽、日本诗人的汉诗。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已渐成显学，他可算是这一领域中身体力行的先驱了。

胡怀琛在序中还提到：「吾编此书既成，而犹有零星史料，不及编入者；乃各为别箸一篇，使之自成系统，附于此书之后。」其中一篇《古今儿童读物之变迁》，也是文学史中罕见的论题。他认为：「欲谈文学，必先读书，而读书又必自儿童时始，故儿童读物，在文学史中，亦一重要问题也。」然而「在前清末年，未有教科书以前，儿童读物，大抵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四言杂字》等书」，接着便一一缕述此类书籍的概况。这应该也缘于他藏书中另有一大类为「旧时民间蒙学课本」，前人虽每每弃若敝屣，「先生则视之为中国古文化之一叶，广征博搜，精淘细漉，数十年间竟收得历代刻本、钞本、油印本、翻译本数百种」（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藏书纪事诗胡怀琛》）。童蒙读物虽然浅俗简陋，但很多人的知识启蒙和文学训练实由此起步。在关注精英作家和经典著作之余，他又能聚焦于此，确可谓独具慧眼。

更令人惊讶的是附录中还有一篇《中国之地方文学》。在介绍了《诗经》里的《国风》以及晚近诗家中的闽派、浙派之后，他突然笔锋一转道：「至如纯然为一处方言、土字，而不通行于他处者，在现代有上海土话所译《圣经》，及苏白、粤讴等种，时见于报章及书籍。他省人读之，则不啻英国人之读法文矣。」为了展现方言文学的意趣，还特意征引了一段「上海土话所译《圣经》」：「百合花，是帕勒斯汀（案帕勒斯汀地名）顶好看个一种花。拉夏天，更加茂盛。耶苏拏第个花做比方，勿是话花有啥个信仰，是话到花能彀顺天然个性，受雨露个滋润，太阳个光照，自然而然个生长，毫无一颜思虑，因此就归荣耀拨真神。所以真神赏赐拔拉人一切个恩典慈爱，只要凭着伲个信心，安安静静接受就是哉。」为避免令人茫然不知所云，还细心地附有注释：「个，的也。拉，在也。第个，这个也。勿是，不是也。话，说也。有啥个，有甚么也。一颜，一点也。拨，给也。拨拉，给与也。伲，你也。哉，了也。」《史略》的前身是他在沪江大学授课的讲义，而沪江则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据其哲嗣胡道静日后回忆：「我父亲被沪江大学的校长美国人魏馥兰（Francis John White）请去担任教授。……在沪江任教大约两三年后，魏馥兰授意（应当说是‘要求’）我父亲信仰基督教，接受洗礼。」（《我的父亲胡怀琛与商务印书馆》，收入《胡道静文集序跋题记 学事杂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只是他最终并未接受提议。书中迻录的那段其实并非《圣经》，而是布道解经类的著作，可见他对基督教的了解确实有限。不过在一所上海教会大学的课堂上谈论这些，自然切合本地风光，无疑会引起学生莫大的兴趣。同时又让人联想到书中第十章在讲述明代文学时曾插叙道：「崇祯初，意大利人利玛窦，以传教至中国；与上海人徐光启，共译天文算学书多种，其《几何原本》一书，至今犹流传，是为中国文字，翻译欧洲书籍之始。明人又译西洋论理学一书，名曰《辩学》，惟不知与徐光启孰先孰后。光启曾为左侍郎，故引利玛窦仕于明廷，修正历法；同时引进之西人，有汤若望、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诸人。」这段明显偏离主旨的介绍，一方面固由其早年「喜阅徐光启、利玛窦诸人译撰书籍」（郑逸梅《南社丛谈南社社友事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经历使然，另一方面显然也和他正在教会大学任教相关。在他之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用了整整两章来讨论「佛教的翻译文学」，关注外来文化译介与中国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着眼点与其相仿，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抑或受其启发影响——毕竟两人先前围绕《尝试集》曾有过一番激烈争论，胡适对胡怀琛可并不陌生。

在这部篇幅并不算太大的中国文学史中，居然风马牛不相及地聊起了域外汉文学、童蒙读物和《圣经》，乍看之下并不符合胡怀琛自己所标榜的「界限分明，不相殽混」的标准，可从实际效果而言，如此新颖独特的视角想必仍可「使学者能得实益」。历史当然是客观的，可考察历史的方式不妨多元。尤其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更应倡导自由包容，只有不拘一格，方能异彩纷呈。只是当大学都必须「跻身世界一流」，而教师都必须以「核心」、「权威」来衡量时，再来谈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恐怕就像禅宗里所说的那样，「痴人面前，不得说梦」。（文/杨焄）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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