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真仙歐陽詢

一、歐陽詢的生平

歐陽詢（557-641），字信本，譚州臨湘（今湖南省長沙市）人。他呱呱墜地時，南北的分裂對峙進入尾聲階段，南方的最後一個政權陳朝在一片廝殺聲中拉開了開國的帷幕。他的祖父在這個新政權中地位顯赫，曾擁有大司空這種位極人臣的殊榮。他的父親是廣州（治今廣東省廣州市）刺史，以謀反罪被殺掉。他本來會牽連受處分，因躲藏起來而倖免。尚書令江總是其父的至交，悄悄地收養下這個故人的孩子，教他讀書、算數。這個孩子其貌不揚。據《本事詩》記載，他年老時消瘦有加，曾被同僚戲謔為："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彌猴。"然而他聰敏絕倫，讀書能一目數行，很快便博通經史。

歐陽詢33歲這年，隋朝滅掉陳朝，統一全國。他從此有了出頭之日，北上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當過太常博士、學士。《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說隋煬帝詔令左僕射楊素重修《魏書》，他曾參加編撰，旋因楊素去世而擱淺。地方軍政長官李淵和他結交，引為幕府賓客。

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歐陽詢已是62歲的老人。唐高祖李淵很器重他，多次提拔，位至給事中。武德五年（622），高祖詔令編纂《藝文類聚》，命他擔任主編，參與工作者有秘書丞令狐德棻、侍中陳叔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趙弘智、齊王府文學袁朗等十多人。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624.11.3），書成奏上，高祖賜帛200段。貞觀元年（627），唐太宗任命他為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

歐陽詢還是唐初傑出的書法家，他雖從師法王羲之入手，卻不囿於一家，而能轉益多師。一次，他在途中見到一方索靖書寫的古碑，停馬觀摩半晌，剛離開又返回，站著看，坐著看，以至於在碑旁睡了三宿，才算玩味過了癮。由於勤學苦練、刻苦創新，他的書法筆力險勁，形成獨特的風格。當時，人們爭相得其尺牘文字，請他書寫墓誌。鄰國高麗曾遣使購其墨寶。直至今日，歐體楷書依然是人們臨摹的範本。

歐陽詢練習書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後獨闢蹊徑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正楷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被後代書家奉為圭臬，以「歐體」之稱傳世。唐代書法品評著作《書斷》稱：「詢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飛白冠絕，峻於古人，擾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籠之勢，幾旋雷激，操舉若神。真行之書，出於太令，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風神嚴於智永，潤色寡於虞世南。其草書迭盪流通，視之二王，可為動色；然驚其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之致。」宋《宣和書譜》譽其正楷為「翰墨之冠」。據史書記載，歐陽詢的形貌很醜陋，但他的書法卻譽滿天下，人們都爭著想得到他親筆書寫的尺犢文字，一旦得到就視作圭寶，作為自己習字的範本。唐武德（618－624）年間，高麗（位於今朝鮮半島朝鮮境內）特地派使者來長安求取歐陽詢的書法。唐高祖李淵感嘆地說：「沒想到歐陽詢的名聲竟大到連遠方的夷狄都知道。他們看到歐陽詢的筆跡，一定以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歐陽詢以80多歲的高齡於貞觀（626-649）年間逝世，身後傳世的墨跡有《卜商帖》、《張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等，都堪稱書法藝術的瑰寶。後人將他與唐初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稱為「初唐四大書家」。歐陽詢不僅是一代書法大家，而且是一位書法理論家，他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總結出練書習字的八法，即：「如高峰之墜石、 如長空之新月、如千里之陣雲、如萬歲之枯藤、如勁松倒折、如落掛之石崖、如萬鈞之弩發、如利劍斷犀角、如一波之過筆」。歐陽詢所撰《傳授訣》、《用筆論》、《八訣》、《三十六法》等都是他自己學書的經驗總結，比較具體地總結了書法用筆、結體、章法等書法形式技巧和美學要求，是我國書法理論的珍貴遺產。

歐陽詢85歲時逝世，時為貞觀十五年。

二、《藝文類聚》的編纂主導思想

《藝文類聚》是一部大型類書，供人們對於浩瀚文獻窺一斑而見全豹，以及寫作駢體文時查引典故辭彙。類書始於曹魏文帝時期的《皇覽》，已佚，現存最早的兩部是隋唐之際先後成書的《北堂書鈔》和《藝文類聚》，後代續有編修。所謂類書，是將文獻資料按類別分解、編排的工具書，和現代的百科全書有某些相似之處。為類書的這種性質和目的所限制，編纂者對資料只能揀擇、摘抄，不能歪曲篡改，對內容只能視讀者所需而提供，不能憑主觀愛惡妄加損益。儘管如此，類書採用什麼樣的體系，材料怎樣取捨，依然體現出編纂者的主導思想。

歐陽詢在《藝文類聚序》中說："九流百氏，為說不同"，"欲摘其菁華，采其指事"。由他率領一批儒士編纂《藝文類聚》，主導思想到底是九流百氏中的哪一家，可從全書的門類次序和內容取捨揭其底蘊。

現在流傳的《藝文類聚》，其中內容有很多後人添加篡改的成分，例如卷4《正月十五日》條，引有蘇味道、崔液的詩，是歐陽詢去世60多年後的文獻。今本《藝文類聚》雖然不是歐陽詢的原始本子，但應該保留著原書的基本結構框架，因而在原書已經無從尋覓的情況下，只能依據今本來研究歐陽詢和《藝文類聚》。今本《藝文類聚》共100卷，百餘萬字，分為46部，每部又細分為若干子目，共有727目之多。這46部的順序是：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儲宮、人、禮、樂、職官、封爵、治政、刑法、雜文、武、軍器、居處、產業、衣冠、儀飾、服飾、舟車、食物、雜器物、巧藝、方術、內典、靈異、火、葯香草、寶玉、百穀、布帛、果、木、鳥、獸、鱗介、蟲豸、祥瑞、災異。這樣編排，體現了儒家對於天人關係、等級制度，以及禮樂與刑法、入世與方外、正統與異端等等關係的主張。

《藝文類聚》首舉《天部》，由全書開宗明義。對於天的認識，這時除了中國固有說法以外，還有佛教更加細密的說法。佛教的三界六道說認為有欲界六天、色界十七天和無色界四天。欲界六天由低向上依次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欲界之上是色界，依據禪定程度分為十七層梵天。具體是：初禪三天，即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接著是二禪三天，即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凈天；再接著是三禪三天，即少凈天、無量凈天、遍凈天；最後是四禪八天，即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色界之上是無色界，其四天是空無邊天、識無邊天、無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對於佛教，《藝文類聚》除了辟出兩卷篇幅，以《內典部》的題目做出較為詳細的專題介紹，還在部分卷中有零星的涉及。但在卷1《天部·天》中，編纂者根本不提佛教說法。

《天部·天》一開始引用的是《周易》的三則文字。其一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二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其三云："天行健。"接著引用的資料有《尚書》的說法："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有《春秋繁露》的說法："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有《廣雅》的說法："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為精，濁者為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樸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為天。"這些說法涉及宇宙的形成，時間和空間，萬物、生命及人類的出現，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由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們根據當時的科學水平，不斷地加以探討。20世紀上半葉，英國學者赫·喬·韋爾斯（H. G. Wells）出版了專著《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198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由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等八人合譯的中文本。該書一開始考察的也是這些問題，和中國古代的思路並無二致，所不同者僅僅在於依據近代科學各門類的知識而做出解釋。假若不顧及時代條件，苛責1300年前的歐陽詢等人，以及年代更為遙遠的文獻，是在散布唯心主義，宣揚唯心史觀，那就會忽略在東方古典式的認識和表達中所包含的合理內核和閃光成分。

《藝文類聚》的編纂，儘管以弘揚儒家思想為務，卻不排斥其它說法。《天部·天》中羅列的有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的道家說法，還引了《蜀志》的一則故事，說：孫吳使者張溫來蜀漢聘問，問秦密："天有頭乎？"秦密回答："有之。"張溫問道："在何方？"秦密答道："《詩》云： 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張溫再問："天有耳乎？"秦密答道："天處高而聽卑。《詩》云： 鶴鳴九皋，聲聞於天。 若其無耳，何以聽之？"張溫又問："天有足乎？"秦密答道："《詩》云： 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張溫繼續問："天有姓乎？"秦密答道："姓劉。"張溫追問："何以然？"秦密以蜀漢政權的天子姓劉為理由，回答說："其子姓劉，以此知之。"《天部·日》又引《列子》中的一則故事，說：孔子東遊，途中見兩個小兒爭辯不休，就問其緣由。一兒說："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也。"另一兒說："我以為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前兒陳述其理由是："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才如盆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後兒陳述其理由是："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裁定誰是誰非。二小兒笑道："孰謂汝多知乎？"這兩則資料，前者以詼諧的基調沖淡了天的神聖感，後者揶揄了儒家的聖人。然而由於《藝文類聚》是在首先正面揭示儒家學說的前提下羅列其它說法的，因而不可能動搖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反而體現出儒家那種多聞闕疑、求同存異的風格。

《藝文類聚》在內容的取捨方面，體現出追求真善美的強烈傾向，很注意採集正面材料，擯棄反面材料。《帝王部》只輯錄歷代賢明的和正常的君主，對於歷來認為是荒淫殘暴、禍國殃民和篡權奪位的統治者，如夏桀、商紂王、秦始皇、秦二世、王莽、陳後主、隋煬帝等等，一概不予介紹。《人部》列有《美婦人》、《賢婦人》二目，排除了對醜婦人、惡婦人的介紹。《人部》列有《聖》、《賢》、《忠》、《孝》、《德》、《讓》、《智》、《友悌》、《公平》、《品藻》、《質文》、《鑒誡》、《諷》、《諫》等目，極盡勸善之能事；其後以很小的篇幅列出《妒》、《淫》二目（也算是對婦女惡劣行為的介紹），輔之以誡惡。《藝文類聚》如此苦心孤詣，正是儒家重視教化、重視書籍的潛移默化功能的反映。

三、《藝文類聚》的編纂方法

關於《藝文類聚》的編纂方法，歐陽詢在序文中歸納為："前輩綴集，各杼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上海古籍出版社《藝文類聚》排印本1965年《前言》標點為： 《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 殆誤，說詳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於是"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分析起來，這有四個方面的含義。

其一，創立事文合璧的類書體例。歐陽詢認為前人編輯書籍，各有構思。類書《皇覽》博採（即所謂"遍略"）眾書，但只是摘引其中的敘事部分，分門別類加以排比，與之相關的大量詩文不予涉獵。蕭梁昭明太子編選文學總集《文選》，按照文體區分選錄（即所謂"流別"）大量先秦以來的詩文，至於經、史、諸子，則認為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純粹的文學作品，故而排除在外。這兩種類型的書籍，內容有交叉類似的成分，如需一併參考，尋檢起來十分麻煩。因此，編纂類書《藝文類聚》，應創立敘事、詩文合璧的新型體制，俾使雙向互補，彼此發明，便於讀者學習、利用。

其二，規定事前文後的編排次序。在歐陽詢看來，敘事和詩文在類書中的地位有別，不能等量齊觀。敘事部分是有關門類的主體，負荷著敘述、闡釋和譬喻的責任，因而是經、是綱，應置於各門類的前面。詩文則是圍繞著敘事而展開的描繪鋪陳，因而是緯、是目，應放在各門類的後面。所以這樣做，還由於敘事單一，各部目一律；而詩文種類繁多，各部目排列時或有或無，或前或後。至於詩文中包含著故事，便不予割裂為敘事，直接斷入詩文中。這樣排列，每個門類的文字一開始便非常醒豁，並逐漸地顯出層次。

其三，沿襲比類相從的編纂手法。按照部目的體例分門別類地排比資料，是類書的共性，歐陽詢無意突破。這種編纂手法，把每一種完整的文獻分解為片段零句，按照相關的內容重新組合，形成板塊結構，體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這樣編排，便於讀者定向查閱，會通眾家，集中玩味，類比聯想。

其四，堅持棄雜取精的摘錄標準。要把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彙集為一書，編纂者不可能一字不落地照搬原著，這便涉及文字處理問題。歐陽詢認為應"棄其浮雜，刪其冗長"，即在不改變作品原意的前提下，截取其中的核心文字。這樣做，可精簡篇幅，突出主題，節省讀者的時間。

《藝文類聚》是如何體現這些編纂方法的，只要翻檢一下該書的任何部目都可明白，這裡無須贅述，只就容易致誤的地方做出闡明。

敘事部分引用了多種經史子集，其中包括應該劃入詩文的詩賦等等，細加體會，可以揣摩出個中道理。比如：《詩經》屬於儒家經典，被認為有微言大義，在春秋列國的政治、外交活動中常被引用；《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認為其作者皆是"賢聖"。因此，《藝文類聚》將《詩經》句子堂而皇之地歸入敘事，不與一般人的詩句並列於詩文。再如辭賦，"《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出自署名宋玉的《對楚王問》；"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出自曹植的《洛神賦》。從題目來看，它們都不是專門或直接描寫雪的文學作品，因而被《藝文類聚》列入《天部·雪》的敘事中。而列入該目詩文的五則賦，都是名實相副的文學作品，題為《雪賦》、《雜言詠雪》。

敘事單一，將相關資料按時代順序或重要程度排比起來即可。詩文涉及的種類很多，《藝文類聚》按照文體或標題作了詳細的分類。書中先後出現過的有：詩、賦、贊、表、頌、銘、令、序、書、祭文、啟、論、箴、吟、碑、歌、文、敘、典引、述、誄、策文、章、哀策文、議、謚策、敕、箋、詔、行狀、教、墓誌、誡、說、解、疏、訓、誥、答客難、嘆、哀辭、志、譏、吊、樂府古詩、傳、奏、難、書奏、檄文、移文、引、詠、移、戒、勢、弈旨、弈勢、寺碑、放生碑、眾食碑、檄、謳、狀，等等。《藝文類聚》這樣分類標舉，顯得過於細密雜亂，可能出於眾手，標準掌握不準確所致。但對於讀者按圖索驥，全面了解知識，還是有很多方便的。

《藝文類聚》如此編纂，受到人們的稱讚，《四庫全書總目》卷135評價為："於諸類書中，體例最善。"

四、《藝文類聚》的得失

《藝文類聚》存在著一些缺點。《四庫全書總目》卷135概括道："其中門目，頗有繁簡失宜，分合未當。如山水部五嶽存三，四瀆闕一；帝王部三國不錄蜀漢，北朝惟戴高齊；儲宮部公主附太子，而諸王別入職官；雜文部附紙、筆、硯，而武部外又別出刀、匕首等為軍器一門。道路宜入地部，壇宜入禮部，而列之居處。針宜入器物，錢宜入寶玉，而列之產業。案、幾、杖、扇、麈尾、如意之類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飾。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術；夢、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靈異。以及茱萸、黃連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鴻之外又別出雁，蚌之外又別出蛤，鶴之外別出黃鶴，馬之外別出騊駼，如斯之類，皆不免叢脞少緒。"這一段批評大部分有相當的道理，但前面幾句需要打點折扣。

《藝文類聚》從書名可以顧名思義，只是要以類相從，把文獻資料中的相關說法排比在一起，勒為一書。這和編撰《山嶽總匯》、《河流大全》總該有所區別，不能要求面面俱到。《藝文類聚》卷7《山部》，五嶽中列《嵩高山》、《華山》、《衡山》為目，未收泰山、恆山，乍看起來，似乎是重大遺漏，但卷39《禮部中·封禪》羅列了泰山的不少資料。卷8《水部上》四瀆中列《河水》、《江水》、《淮水》為目，未收濟水，但卷9《水部下》列《四瀆》為目，有云："《博物志》曰： 四瀆，濟出王屋山。 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別卷。"不難看出，這是以參見的方式在節省篇幅。至於帝王，入選條件上文已做發微，蜀漢阿斗，北周宣帝、靜帝，豈是達到標準的人物？

《四庫全書總目》該條還說：《野客叢書》挑剔《藝文類聚》誤讀《漢書》"長陵一抔土"句，而收入《杯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排印出版《藝文類聚》，其《前言》談及該問題，說法最為通達。指出：在《藝文類聚》問世的時代，顏師古注《漢書·張釋之傳》"長陵"句，曾披露："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也。"說明當時這一現象很普遍，"是一個"考之未真 的錯誤"。另外，"塵"是現今的簡化字，原體寫法是"塵"，與"麈"相似。上海本1981年《重印說明》又指出：今本《山海經》皆作"黑山之南有玄蛇，食麈"。麈，"鹿屬動物"。"涉形致誤，入於地部塵篇，顯然是編錄時的錯誤。"這些都是《藝文類聚》存在錯誤的具體例子。

《藝文類聚》的繁簡不當問題，在某些部目顯得較為突出。《人部·別》分為卷29和卷30兩卷，不過介紹一下"分別"這一極尋常的社會現象而已，卻堆砌了很多資料，似乎比國事大典還隆重。《內典部》由卷76《內典》和卷77《寺碑》二目構成，敘事部分太簡，對於佛教知識掛一漏萬，詩文部分太繁，無異於疊床架屋。

然而把上述缺點同優點相比，缺點所佔比重極小，可以說是瑕不掩瑜。因此，《藝文類聚》是一部極有用的書。

首先，它可用於古籍的校勘和輯佚。上海本1965年《前言》指出：據北京大學研究所1923年統計，《藝文類聚》引書多達1431種。這些古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存，現存者與所引唐前古本文字有異。因此，《藝文類聚》為校勘、輯佚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遠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華》，就已利用本書。至清代的校勘、輯佚學者治理先秦、兩漢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廣泛地運用這部類書而多能深切理解其價值。"

其次，它可為求知、鑒賞和綴文提供資料。歐陽詢序文稱："俾夫覽者易為工，作者資其用。"可見《藝文類聚》的編纂目的，在於為讀者便捷地提供歷史文化知識，為作者創作駢文詩賦提供典故辭藻。該書受到朝野重視，流傳不衰，說明適應了人們的需要。在歐陽詢所說目的之外，該書還可起到提供文學鑒賞資料的作用。該書的主要部分是各種文體的文學作品，分門別類加以摘錄排比，稱之為《文學描寫辭典》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類編》，亦無不可。對於讀者來說，既可以嘗鼎一臠的方式領略一位作家的風格，又可就同一主題遍覽眾多作品，收到鑒賞、比較的功效。

複次，它可用於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藝文類聚》的46部727目，林林總總，形形色色，舉凡宇宙星象，時令物候，山川大地，果木花草，百穀藥材，牛鬼蛇神，飛禽走獸，鱗介蟲豸，禮樂刑法，職官封爵，綱常倫理，典籍雜文，君王后妃，庶民僧道，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婚喪嫁娶，衣食住行，都已囊括無遺。對這些現象進行研究，可以全方位地展現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面貌。如果說《藝文類聚》中的天文、曆法、地理、職官、帝王、禮樂、刑法等內容，比起某些文獻來說，還不夠原始和集中，那麼，書中大量的其它資料卻可以稱得上彌足珍貴。要研究古代的節日、習俗、民風、建築、器物、服飾、食品、果木、鳥獸、水族、昆蟲，都能從該書獲得大量的資料和線索。甚至有的不經意的隻言片語，會作為旁證使某個問題迎刃而解。例如：有人認為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雕像的造型，系依據武則天的真容。要糾正這個說法，須從造像當時和前代尋找證據。佛座側唐玄宗開元十年（722）敕令鐫刻的《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說：這尊雕像由唐高宗主持營造，皇后武則天於咸亨三年（672）四月一日以脂粉錢二萬貫贊助，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三十日完工。調露元年（679）八月十五日，敕令於大像南興建大奉先寺，次年正月十五日，高宗書寫寺額。龕記還說："實賴我皇，圖茲麗質，相好希有，鴻顏無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龕記明確指出盧舍那佛的面部造型為人間希有無匹，追求的是日月般聖潔、慈悲的理想化狀態。這一點的旁證有唐初僧人法琳《辯正論》中佛的"妙質"是"日輪月輪之殊"的說法，再有就是《藝文類聚》卷77引北魏溫子昇《大覺寺碑》中佛"顏如滿月"的說法。

以上是以《藝文類聚》的"有"來研究課題，還可以其"無"來從事研究。例如：牡丹儘管以其根皮為藥物被古代醫家利用過，但作為觀賞花卉被社會普遍認識，唐宋人大抵都認為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19說："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南宋人鄭樵《通志》卷75說："牡丹晚出，唐始有聞。"唐代總稱為牡丹或木芍藥，北宋才出現姚黃、魏紫等品種名稱。然而時下很多人卻依據一則古代小說，認為隋煬帝在洛陽營建西苑，易州（上谷郡，治今河北省易縣）進獻牡丹20箱，並列舉出飛來紅、袁家紅、延安黃、顫鳳嬌等等一系列品種名稱。為了檢驗段成式、鄭樵等人的說法，不妨查閱《藝文類聚》，卷81《葯香草部》和卷88、卷89《木部上下》，都沒有關於牡丹的記載。再如：臘月初八喝臘八粥、過臘八節，是佛教節日，逐漸波及民間。這一習俗始於北宋，南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10有專條記載。有人認為上古時代，人們常在年終以獵物祭祀天地、神靈、祖宗，稱為"臘祭"，漢代固定在臘月初八，演變為節日。查《藝文類聚》，卷4《歲時部中》記載節日，沒有臘月初八，卷5《歲時部下·臘》也無此說。這樣，對該問題的研究至少應該存疑。

總之，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進行研究，可以依據《藝文類聚》所載而拓寬領域，汲取營養，也可以通過《藝文類聚》所缺而尋找參照，嚴密論述。

我們有時候認知不了世界，那是自身智慧的不足，所謂學到的知識學問，有時候就是通向智慧的障礙需要堪破！（吳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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