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終止兒童失蹤，我發起了中國的「安珀警報」

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台與美國的安珀警報有何不同？

張永將，前刑警、情報分析師，專註兒童安全。兒童失蹤預警平台（CCSER）創始人。

作為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台（China』s Chil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簡稱「CCSER」 ）這個項目的發起人之一，我個人認為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所處階段不同（最主要差異）；

第二，法制環境不同（根本性差異）；

第三，平台作用不同（前兩種差異下的階段性方案）。

發起這個項目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幾個發起人都有過的孩子走失經歷。原因之二是「墨菲定律」。

在發起這個項目之前我的工作經歷是一名刑警、然後是做公安情報分析師，這兩個職業一個是在一線偵查破案的，一個是分析各類犯罪數據為偵查破案提供偵查方向的，總之呢就是一份聽起來很酷斃，幹起來很苦逼的工作。

12 年有了孩子，我的職業很自然的讓我非常關注兒童安全，然後就發現現在社會廣泛流傳的兒童安全教育知識和理念都有非常嚴重的漏洞，缺乏可操作性。所以業餘時間就經常和家長們分享一些安全教育方面的思路和方法，然後就從此踏入了兒童安全領域，這是第五個年頭。

2014 年 5 月 25 日（國際失蹤兒童日）的時候，無意間發現了美國的安珀警報，職業毛病促使我搜集更多有關安珀的「情報」信息。國內一個 IBM 的工程師劉瑞 2010 年做的微博「Amber alert China」呼籲中國建立安珀警報系統還有一些法學界的人士、媒體、公益人士都有過呼籲，呼籲五六年了。然後又通過美國警方那邊的一些朋友，深入了解了一下「安珀警報」。

安珀警報的起因：1996 年。一位名叫安珀?海格曼女童被誘拐被殺害。

安珀警報的雛形：1998 年，兒童警報基金會建立（不是呼籲）第一個基於小區警報通知系統（Alert Notification System）

安珀警報的發展：2000 年國會決議鼓勵（不是直接立法）全美加入安珀報警；2001 年 NCMEC 加入推廣安珀報警；2002 年聯邦通信委員會為安珀報警背書（不是為了政績直接上手做）。

安珀警報的升級：2003 年國會通過法案（實踐先行，立法保障），由司法部設專門機構協調全國各地的安珀報警並提供聯邦資金。

安珀警報的形成：2013 年安珀警報才實現通過無線緊急警報（Wireless Emergency

Alerts）自動向手機發送信息。這些警報信息是通過特殊的無線運營商通道 Cell

Broadcast 發送到事發區域信號塔範圍內的所有手機的。

安珀警報的延展：2014 年 Google 地圖加入、bing 搜索加入；2015 年 Facebook 加入、uber 加入。

安珀警報的運營：民間官方兩套人馬，官方是警察，民間是安珀警報協調員。

安珀警報從發起到成立，共歷時約 8 年，這期間均是民間實踐先行，政府背書在後，運行穩定後通過立法予以保障，沒有實踐無從立法，沒有立法，無法全民。

安珀警報全球化：全世界目前約 22 個國家具備類似安珀的系統，都是從民間實踐開始，例如鄰國印度與 2000 年由 32 萬民間人士捐款成立。

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台（CCSER）發起成立之前，我們找了 *** 相關領導以及 *** 專家，當我們每次為自己的偉大目標和宏偉計劃滔滔不絕激動不已時，得到的答覆基本是「這個事，有風險，你們呼籲就行了。」 「這個事是好事，呼籲政府做就行了，自己做有風險，沒必要。」 「這個事是好事，不過應該找 *** 部門，呼籲他們來做就行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呼籲」這倆字再也沒好感了 ||| 。

說了這麼多廢話，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台（CCSER）是屬於安珀警報的早期階段，是民眾推動中國兒童失蹤應急法律條款、法案的實踐行動，是推動中國「安珀警報」能夠實現的第一步。

第二個差異是法制環境不同，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大陸法系一般採用法典形式；海洋法系往往是單行、法規，例如在美國，針對兒童失蹤領域單行法，議員起草議案，經過眾議院、參議院一系列的辯論、表決、協商，之後總統簽署即可發布。中國這樣的大陸法系國家有關兒童失蹤的法律法規則更多分散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法律、法規中，所以需要人大代表提案，就兒童失蹤問題針對相應法律進行增設、修改等操作。因此，在中國沒有一部法律、法規或者單個法律條款規定公民有義務接收丟失兒童信息，在沒有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即便是公安機關、三大運營商也無權向公民全員推送失蹤兒童信息。更何況全員推送信息可能造成的惡性後果要承擔法律責任。

說了那麼多廢話，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中國缺少有關兒童失蹤緊急響應的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在現階段無法像安珀警報一樣強制推送到每個公民的手機上。

第三個差異是平台作用不同，安珀警報是針對綁架兒童案件設立的，CCSER 是為終止兒童失蹤設立的。

安珀警報有一系列的觸發條件，例如兒童的定義、信息的核實、風險的評估等，但主要是針對綁架兒童案件設置的，這個平台的價值表面上是在於快速找回被綁架兒童，抓獲犯罪嫌疑人。真正的價值在於這種人海戰術帶來的針對潛在犯罪需求的巨大威懾，在治安防控上，我們叫做「提高街面見警率，擠壓犯罪空間」 。

犯罪行為是伴隨人類社會產生而產生的，它是社會的毒瘤，這個毒瘤不能被根除，只能被從一個領域擠壓到另一個領域。以拐賣兒童為例，拐賣兒童本質上屬於財產型犯罪，和搶銀行、劫運鈔車其實一樣。為什麼搶銀行、劫運鈔車的少呢？對，一是判刑重，二是全國通緝，三是重金懸賞，全民皆兵。拐賣兒童判刑也不輕，然而發現不容易，甚至有部分地方公權力部門的縱容和勾結。因此，美國沒有拐賣（生理需求除外）兒童案件，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安珀警報系統」的威懾。

中國兒童失蹤預警平台（CCSER）在第一、第二兩大差異的影響下，在推動立法的使命驅使下，選擇從民間的角度出發，以終止兒童失蹤為目標，以精準預防失蹤為方向，非事後尋找，更非打拐（歪好我也是法學學士，法律界限時刻拎清楚）

CCSER 作用之一，將兒童失蹤終止在第一時間，即通過 CCSER 手機 APP、微信、室外廣告屏、戰略合作 APP 等在兒童剛剛丟失時介入，讓丟失的兒童在最短時間內、最小範圍內（記住，是最小範圍）得到最大化的社會幫助，兒童失蹤最大的敵人是時間，時間越短，孩子越安全。

CCSER 作用之二，通過發布丟失、找回的地理位置、時間以及孩子的基本情況等數據積累，結合其他規律性數據，形成針對兒童失蹤的提前預警，讓兒童防丟具有數據基礎，而不是拍腦門的想像。

CCSER 的作用之三，將民間的實踐和摸索經驗形成法律提案，每年通過人大代表提交兩會審議，用實踐去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安珀警報系統」而不是用口號去推動。

最後還是老話，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加入 CCSER，社會機制的建立不是過家家，口號喊一輩子，也只是口號，用更多的實踐和探索才能幫助我們的孩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代代流傳的機制。

我是張永將，我在 CCSER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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