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為何對宣傳「台兒庄大捷」心存猶疑？

1938年4月，台兒庄戰役期間的孫連仲（中）在指揮作戰

文 | 諶旭彬

坊間傳言，蔣介石為抑制桂系聲望，下令限制宣傳台兒庄大捷

台兒庄大捷，因曾進入教科書，故國人大多耳熟能詳。但因此役系桂系領袖李宗仁所指揮，故學界、坊間一直有一種意見，認為蔣介石為抑制桂系之聲望，曾試圖限制對台兒庄大捷的宣傳。其依據是，據日方資料，蔣當日曾就此役作出過如下指示：

「（1）台兒庄之戰，不過第二期抗戰的初始勝利，應力戒因此勝利帶來驕傲。（2）長期抗戰主要在於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努力闡明本黨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等之重大意義。（4）所有宣傳應努力報道事實，慎勿誇張。（5）對敵加以筆伐之時，應止於攻擊日本軍閥，決不可對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誹謗。」

有論著評價稱：

「這5條指示中，第5條是涉及對日策略的，姑不評論。前4條則明顯是在壓抑對這次勝利宣傳的基調，以盡量縮小桂系的影響。」並謂：「據說，一次蔣介石在武昌官邸聽到街上人聲鼎沸，問什麼事？左右告訴他，是在慶祝台兒庄大捷。蔣聞報，面有不悅之色，冷冷地說：『有什麼好慶祝的！叫他們走遠點，不要在這裡胡鬧。』」

筆者發現兩封徐永昌函電，要求蔣介石對台兒庄之役的宣傳加以控制

上述材料，見諸日方資料及市井「據說」，其真實性尚無定論。但筆者於徐永昌檔案中，亦發現有兩封致蔣介石函電，其內容，正是要求蔣介石對台兒庄一役的宣傳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寫於1938年4月7日。函電全文如下：

「台庄之捷，薄海臚歡，惟爆竹慶賀，未免太早。蓋軍興以來，失地數省，國府播遷，創巨痛深，至慘極酷。今恢復大業，百未謀一，而遽以小勝自喜，已非古聖戒罹之意，倘更有進於此者，將恐長人民浮囂之氣，而轉為國際之竊笑也。鈞座如以愚見為然，乞立飭制止，藉以靜民氣而蓄內勁，並手諭前方將領，勿以驟勝而驕，為敵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第二封寫於1938年4月8日。函電全文如下：

「竊維口舌興戎，古人所戒，現當軍事好轉之始，於宣傳方面，尤宜格外留意。蓋台庄之捷，固由於我之將士用命，而亦由敵之不即增援；敵之不即增援，非其實力不足，一以留兵備俄，一以意見紛歧，而或有內憂。設我宣傳過當，予敵國體上以難堪，則彼將上下同心，不顧一切，先以全力對我。敵勢尚強，我協力禦敵，且能獲勝；彼協力對我，我豈易當，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國際情勢，多忌善變，我國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強，豈其所願。茲表同情於我者，非為我，實忌日耳，我若驟勝而驕，矜誇自詡，（不僅今次為然）則將移忌日之心，轉而忌我，豈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勝，始露其端，舉趾日高，何以為繼。倘狃於一勝，遽謂日人易與，民氣浮囂，必有難以善其後者，（戰事結束時，亦必棘手）況鈞座領導建國之始，似宜養成堅貞弘毅之民風，宣傳雖屬一端，始基尤所當謹，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項，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難，竊謂宣傳文字播音，宜以端謹厚重為依歸，而以輕薄浮誇為大戒，於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軍閥與日人，切宜分別，於其天皇，尤不可輕侮）敵以暴，我以仁，敵助寡，我助多，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否則空言召禍，甚非計之所得也。迂謬之論，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1938年春，蔣介石(中)與李宗仁(左)、白崇禧(右)於徐州合影

查徐永昌日記，可知蔣的內心對是否要以「大捷」來宣傳台兒庄之役確實心存猶疑

徐永昌乃國軍一級上將，抗戰期間曾任軍令部部長之要職。綜而言之，其主張對台兒庄勝利須控制宣傳的理由有三：

1、此役雖苦戰獲勝，但戰果有限，且得益於日軍未曾增援，若宣傳過度，影響到敵方政情，恐招致其更改戰略，捨棄蘇俄而全力攻擊中國。2、不實的宣傳，容易使國際上發生誤會，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強其忌中之意（暗指蘇俄與英國）。3、虛誇戰果，易令一般民眾對抗戰之艱難程度產生錯覺，進而不能理解當局久持待變之戰略，造成破壞性的輿論壓力。

查徐永昌日記，4月8日有記載稱：「蔣先生昨夜雖通電不令慶祝，但語句不痛切，無甚大效。回憶去歲盧溝橋戰事之慶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對蔣起到了作用，但因蔣的「不令慶祝」（針對徐永昌提及的武漢市內「爆竹慶賀」的情形）的指示「語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於4月8日再度致函，詳加分析浮誇宣傳的個中利害，前引日方資料所提供的蔣介石關於台兒庄勝利的五點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發。細查該五點指示，與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內容，高度一致（據日方資料，蔣的指示乃是「所有宣傳應努力報道事實，慎勿誇張」）。

值得指出的是，徐永昌在函電中對台兒庄之役的描述——「台庄之捷，固由於我之將士用命，而亦由敵之不即增援；敵之不即增援，非其實力不足，一以留兵備俄，一以意見紛歧，而或有內憂」——與日方資料高度吻合。1938年初，日本陸軍省與參謀本部對應否在中國大陸積極作戰，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對立，「但由於台兒庄之戰，出乎意料地判明以李宗仁為總指揮的約50個師（其中有10師中央軍）的中國軍，集結於徐州附近，整備強力的抵抗陣地，於是乘此良機，使用全部中國派遣軍一舉與中國野戰軍主力決戰的意見，在陸軍各方面增高了。以台兒庄戰鬥為契機，大本營決定發動徐州作戰。」可見徐永昌擔憂過度宣傳會刺激日軍變更侵華策略，非無道理。

至於說蔣介石接受徐永昌的意見，「不令慶祝」台兒庄大捷，是為了防範桂系坐大，就史料而言，並無根據。事實上，在桂系的運作下，「台兒庄大捷」的宣傳相當宏大，用李宗仁的話來說，是「舉國若狂」，「台兒庄區區之地，……幾成民族復興的新象徵。」徐永昌所謂的「雖通電不令慶祝，但語句不痛切，無甚大效」，顯見蔣的內心對是否要以「大捷」來宣傳台兒庄之役確實心存猶疑。略而言之，一方面，蔣確實需要以勝利來鼓舞軍民之抗戰信心；另一方面，也確實憂慮「大捷」之類的宣傳，恰會如徐永昌所擔憂的那般，適足以令一般民眾對抗戰的艱難程度產生錯覺，進而不能理解當局久持待變之戰略，造成破壞性的輿論壓力。故有「所有宣傳應努力報道事實，慎勿誇張」之指示。

1938年4月，台兒庄中國軍隊陣地

注釋

(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蔣介石的人際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P516。(台)中研院：《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P65。同上，P66-67。可參考森松俊夫《「日本軍台兒庄大敗」的真相》；岡本清福《關於坂本、瀨谷兩支隊在台兒庄附近分離的情況》；秦郁彥《台兒庄之戰》等。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P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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