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井噴的輝煌面前，日本科學家們為何充滿危機感

2016年10月3日，日本細胞生物學家大隅良典因發現細胞自噬機制的開創性研究，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自此，進入新世紀以來17年內已有17名日本人（含日裔）獲得諾獎，日本文科省在2001年提出的「50年30諾獎計劃」，僅用了1/3時間便完成了超過一半。這不但令日本舉國沸騰，也激顫不少中國的媒體：「日本人就是頭腦聰明！ 」，「日本人比中國人愛讀書，更尊敬科學家所以人才輩出！ 」,「日本諾貝爾獎拿到手軟的原因是工匠精神!」這樣的吹捧言論不勝枚舉。

大隅教授獲獎後表示近年日本科學的空洞化現象十分嚴重，必須時刻抱有強烈危機感。

對比大眾輿論的喧囂,日本的科學界不僅依舊保持著平常心，甚至充滿了憂患意識。獲獎的大隅教授謙虛地表示不能因為近年來日本諾獎「井噴」現象就認為日本基礎科學領域很強，近年日本科學的空洞化現象十分嚴重，必須時刻抱有強烈危機感。事實上這並非大隅教授一人的憂慮，早在2000年，日本科學界人士便不斷重申這一點，甚至大隅得獎後，仍有學者憂嘆「30年後我們還能獲獎嗎？」，無奈連續獲獎帶來的喜悅淹沒了這樣的呼聲。那麼，潛藏在日本科學界輝煌下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科學市場化」下基礎科學研究的黯淡

科學一詞時常和技術聯繫在一起，「科學一定是有用的，服務大眾，創造效率的！」這樣的慣性思維也廣泛存在於輿論中，諾獎的頒授辭中也十分強調「服務與普惠人類」這點。誠然，科學的終點往往是致力於用途，但科學的起點並不一定是惟用論，尤其對基礎研究領域而言，大多數發現和發明的原點是基於個人興趣與好奇心，而不是簡單地以有用無用來判定。

以「探測宇宙中微子和發現宇宙X射線源方面的成就」而榮獲2002年物理學獎的小柴昌俊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最反感的媒體提問便是：「您這個研究成果將來會對哪些技術起到幫助或者有用？」雖然小柴的中微子研究領域對未來的通信技術會起到極大幫助。但性格直爽的他非常明快地回答記者說「完全沒用！」因為自己專攻的天體物理與粒子物理方向，個人探索精神與好奇心是持續研究的源動力，完全沒有設想過以後會如何。2012年獲得醫學獎的山中伸彌教授也表示自己的研究是基於對生物熱愛，而非謀取將來技術轉化。

時至今日大隅獲獎，面對媒體的類似發問，他也無奈表示，「細胞自噬研究成果將來轉化可能是10年，20年又或許100年後，這個我也不知道！」然而媒體在報道時，仍舊大篇幅描述獲獎成果的未來前景以凸出獲獎者貢獻值與含金量，片面地誤導社會，助長「科學研究惟用論」。

較之媒體與社會誤導，日本科學界對內部研究環境的「異質化」更為擔憂。現代自然科學的三大分野「基礎」、「應用」、「開發」各成獨立體系，然而日本近年大學現狀是「理學部」與「工學部」領域越來越接近，生物與藥學部合流化傾向日益明顯。而這其中原因並非純粹是科學進步導致跨界，而是「科學市場化」大背景下，科學與技術被人為混淆，科研工作者無法自主研究的真實寫照。

日本新世紀諾獎獲得者絕大多數是1960~1980年段的高校入學生。這是日本經濟最輝煌的高度成長期，也被稱為「科學技術立國的時代」。彼時，各大學府系科研究經費主要依賴國家經費直接拔款，但政府並不人為干預。大家分到經費雖然不多，但大多數師生能夠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科學熱情被激發出來，這股科研自由化氣氛在當年被歐美謄為″日本型科學」。但隨著日本泡沫經濟崩潰,日本政府科學經費資助方針發生重大轉變，過去「日本能為科學技術做些什麼?」逆轉為「科學技術能為日本做些什麼?」，前後兩種思潮的反差下，應用與開發兩大體系的科學研究被作為預算補助優先項，並在1995年制定了一部《科學技術基礎法》加以規範操作，這部法案至今被日本科學界斥責為「日本科學的自毀法案」。

該法案最具爭議的條規在於，以前科研費是不以成果區分基本年年拔款。立法後，單個課題研究最長3年內必須要有初步成果,沒有成果的項目課題將被取消資格。這對於偶然性與長期性貫穿的基礎科學研究來說無疑是種「政策壓迫」。同時日本政府為了減少開支,也有意從「國家研究型大國」過渡為美國那樣「民間研究型大國」，日本各大學及科研機構從2005年開始大幅引入企業乃至海外資助。

企業資助的特性自然是注重結果和利益的市場效應。非但基礎科學找不到贊助對象，應用與開發兩系也身不由己地屈身於「企業意志」下。2014年物理獎得主天野浩教授就曾表示，在名古屋大學理工兩部，最流行的申費辭是「該課題成果對XX領域有著重大影響,預計XX年內可轉化為成果技術，此技術一旦成熟有著XX市場應用性。」 你可以嘲諷其公式主義，但在大學人事被企業操縱支配的今天，不這麼寫就得不到贊助商的注意，也就很難獲得經費。

博士人數增多背後是年輕學者的「無安定感」

1995年後，日本博士每年畢業人數快速增長，大學就業率嚴重不足。

1995年之前，日本博士每年畢業人數不足8000，百萬人口中的博士數目不及歐美一半。為了追上世界潮流，增加所謂研究戰力，1996年日本政府特意規划了一個名為「1萬人博士號取得支援項目」，自此日本博士數量開始井噴，短短兩年便輕鬆突破1萬人。但隨之而來博士過剩的問題也浮出水面，且越積越重。

這個項目的主要操作流程是由政府以工資形式資助博士課程修讀者完成學業，而博士生在學業期間編入各大學以及科研機構進行課題研究，簡單來說就是博士研究員屬於政府臨時工，而不屬於大學各科研單位正式教職員工，博士課程3年內由政府供養當然沒問題，但3年後就不管飯嘍。

另一方面，日本各大學從1990年代開始效仿歐美實行「大學教員任期制」。以1991年為例，博士畢業人數為6201人，大學25-35歲教職工採用5428人，博士消化率在90%以上。但1996年過後，教職員採納人數基本不變情況下，博士畢業人數增加了3000多人。特別是2004年日本國立大學獨立行政法人化後，各大學開始裁減教職工，博士過剩的問題更加劇烈。做為年輕科研工作者，自然希望留在科研環境優良的大學或國立研究所進行安定地潛心做研究,但現實是1:3的慘烈留用競爭率，即便被錄用還要面對3-5年人事考核，除非拔擢到副教授的安全壘位，不然毫無安全感。

留在大學或國立研究所任教無非兩種途徑：人脈與功績。日本國立大學與機構常被學生在背後稱為「日本僅存的封建機關」，教授世系、學科派閥是大學人事主要的背後衡量指標。而功績評定的指標也和現在中國的情況一樣，以「出版歷」和「研究歷」(履歷)算定。這使得博士生在研究當中更傾向擠占時間的文書類操作，減少實際研究時間，科研成果大大摻水。以數據來說，非但科研論文的世界佔比率從2004年9.9%降至2014年6.3%，影響力指標的論文引用次數也從9.1%滑落至6.3%。

而現實中，研究成果與僱傭年限雙高壓下，也助推了年輕學者急功近利。所以2014年曝光「小保芳晴子STAP細胞造假醜聞」並非偶然，甚至許多日本理系博士生明批暗憐，她要不那麼干，怎麼可能從「男人們的理研」中轉正呢？

日本理系研究室的中國化現象與日本數理教育水平下降

近年來，日本人喜歡以在東京鬧市爆買的中國人調侃「日本快被中國人佔領了！」。而在日本學術與教育界，討論最多的則是大學研究室里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越來越多。

現有東大3328名留學生中中國人佔到了45%。

以這次獲獎的大隅教授任職的東京工業大學來說，現有學生9813人，留學生為1233人，其中來自中國大陸499人，大學院進學者(碩博課程)347人，以來自清華大學的交換生居多。除此之外，客座研究員190人之中，31人為中國籍，是東工大最大的海外兵團。該校79個理化類研究室所，含編中國學生在內的就有56個。除東工大，日本高等教育的頭牌東京大學也在被中國人「攻陷」，現有東大3328名留學生中中國人佔到了45%，多達1483人的中國留學生陣容中，碩博士1352人，佔壓倒性多數。東大北京代表處數據顯示從2005年的657人到2015年的1268人，中國留學生人數擴張了2倍，其中近7成學生報考方向為理化類學科。

《讀賣新聞》曾報道早稻田大學後藤敏教授的電子物理研究室的32名成員全部來自中國名牌大學。

最誇張的例子發生在2010年，當年5月12日《讀賣新聞》以「席捲早大研究室的中國學生」作為標題，報道早稻田大學後藤敏教授的電子物理研究室，32名成員全部是來自中國名牌大學，一時震驚了日本社會。讀賣記者質疑後藤教授為什麼全招中國學生而不招本國學生，後藤教授回應道：「我所看重的是人才，和國籍無關。中國學生具有很強的奮進心，英語也很棒，這和日本的學生完全不同。」 後藤教授這番話在一些日本人看來有些貶己揚人，但日本教育界和科學界卻深知這是無奈的大實話。

眾所周知,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再有豐富的想像力也離不開紮實的數理基礎知識，這正是現在日本「20年寬鬆教育」的苦痛。早在2000年開始，日本物理學研究聯絡委員會便向文科省反映日本現行初中等理科課程短易，大學基礎教育弱化，已經導致日本大學生學力普遍低下，將來科研儲備力量堪憂。而在少子化背景下，政府優先考慮的是保證升學人口提升，反而進一步降低入學考試難度。學力低下現象在教育密閉情況下還不算突出，但當經歷過「競爭教育」大量中國學子進入日本各高等學府，學力差距自然一目了然。

旺文社公布2016年日本國公立大學各學部志願填報者百人指標示意圖，文高理低。

不過，相比中日學生間橫向學力差距，更令日本教育與科學界揪心不已的是日本兩代教育水平的落差，因為這更能證明不是中國的學生太厲害，而是日本自己的學生不爭氣。

上世紀60年代受到美蘇白熾化太空競爭刺激影響，日本開始高度重視基礎數理教育，以中學數理教育為例，授課時間一學年總長從280小時擴張到420小時，現在則不足300小時。同時在1960年，日本政府展開「理工系學生2萬人增募計劃」，理工類高校由19所大幅增至62所，1960年日本全國理工系新入大學生30694人，1963年時已經達到51130人，1999年達到最峰值的12.7萬人後，開始徐徐下落至現在10萬人水平，不過去掉留學生比率，實際人數不足8萬。而2001年開始，日本大學入學志願填報上出現了至今難以改弦的「文高理低」現象。碩博階段的危機更嚴重，日本經產省數據報告成，2000年日本自然科學類碩士課程升學比率在22%左右，2015年跌到13%，而博士升學比例更是從15%走低至8%。

大學教育中，理工系教師在授業中普遍感到帶日本學生吃力。而中國學生和他們自己一樣都是「考試戰爭」中的「倖存者」，相對授業輕鬆不少。特別是面對研究室枯燥繁多的數據記錄與計算工作，大多數日本學生表現出厭畏情緒，中國學生更能沉浸其中。日本學生的英語能力與熱情也不及中國學生，這對研究室論文發表刊行有極其重大影響。綜述數面，日本的教授自然更樂意也更有理由招收中國學生。

雖然日本科學與教育現狀危機四伏，但也並非坐以待斃。2016年8月4日文科省發布 「2020年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授課內容與時長被大幅加強，這被解讀為準備和寬鬆教育說「再見」。而大隅獲獎後第3天，日本文科省宣布持平3年的科研費明年起增加15%，原來最高3年500萬日元的單筆申領經費改為6年2000萬日元。如果政策面的改革不斷遞延，可以預料未來日本仍然還有大概率爭獎的機會。所以，我們需要向日本學習的不僅是獲獎的秘策，這份居安思危的學術品質更值得欣賞、尊重並應該引起反思！（文/文嘉）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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