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階定計制倭寇，歷代都稱讚，唯毛主席點評「莫如今」

新春秋導讀：明朝最為後人痛恨的，除了皇帝奇葩、太監弄權，就當屬言官清議誤國了。朝臣大將稍有失誤，言官就群起而攻之，高在道德的至高點上把當事人罵的一無是處，結果大家都袖手高論，不敢任事，成為明朝亡國的根源之一。徐階面對言官的清議，據理力爭，正義回擊。後來，毛主席讀史至此，也為之做出點評。

明世宗時倭寇侵犯東南，當地的巡撫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請派援兵。兵部職方郎中（掌管天下地圖，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副參謀長或重要參謀）卻不同意發兵，說東南遙遠，等到大軍派出，倭寇早已逃逸無蹤，責任由誰來負？兵部尚書因此猶豫不決。

宰相徐階堅決要求出兵，但是兵部準備只調派三千名老弱之兵前往。徐階爭辯道：「江南原是我國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賊兵侵凌蹂躪已經很久了。我們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憑空揣測賊兵一定會離開，又確定他們離開以後一定不會再回來，並以這樣無根據的臆測來阻止調派援兵。調派援兵一事，要考慮的唯有應不應該的問題。若不應派兵，則不論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節省費用。若應當派兵，就必須調派精兵，以求勝利。怎麼能有名無實的做做表面工夫，讓這三千名弱兵和數萬錢的軍費，白白送去餵飽賊兵呢。」

尚書無奈，於是調派了六千名精兵，由偏將軍許國、李逢時率領。許國年歲已高，李逢時則敢於深入敵境，卻往往疏忽戒備。因此初次接觸作戰時旗開得勝，卻在追擊時遇到伏兵而戰敗。

言官認為派兵剿寇是徐階的主意，就藉機彈劾徐階，認為徐階應該為戰敗負責。——這種事情明朝多了去了，可以崇禎一朝首先就壞在這件事情上。

這種事情在明朝多了，放在別人身上就得停職請罪。徐階可不是逆來順受的人，馬上據理力爭說：「依法，作戰是將士的責任，而防禦是郡守縣令的職守，如今將士若作戰不利，往往處以死刑；而郡守、縣令卻安然無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處死刑的又往往是將士，而郡守和縣令僅是降職而已。這麼不公平的懲罰！怎麼能鼓勵將士出征呢？真正有權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縣令，如今士兵與人民的比率是一對一百，又怎麼能把作戰與防守的責任都歸於將士呢？郡守和縣令若能克盡職守，糧餉必定不缺乏；郡守和縣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間諜必定不會誤事；郡守和縣令若能保持警覺，敵方間諜必定無法得逞；郡守和縣令若對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場。此次兵敗，微臣認為應該嚴厲處份郡守和縣令。」

世廟時，倭蹂東南，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而倭已去，誰任其咎？」尚書惑之。相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往。階爭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賊久矣。部臣於千里外，何以遙度賊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也？夫發兵者，但計當與不當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喂賊耶？」尚書懼，乃發精卒六千，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疏。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以發兵為階咎，階復疏云：「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為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並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

——《智囊全集》明智部十六

當然，在明朝那個奇葩的時代，徐階只能推掉言官對自己的陷害，但並不能從制度上、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情況。所以，後來毛主席讀史至此，寫下點評道：莫如今之軍區dang委制，黨政軍民皆統一於dang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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