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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有一種氣質用鮮血寫就,即使時間能夠沖淡記憶,這樣的氣質,也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榮耀;有一些名字用不朽鑄成,縱然歲月能夠改變山河,這樣一些名字,也註定成為永恆。


烈士日,讓我們向3位不朽的名字致敬!


第一軍情作者:賈永、曹國強、白瑞雪

他們沒有參加長征,他們殉難卻都與長征有關。


當他們的戰友們還在那條向死而生的漫漫長路上艱難遠征的時候,他們的生命在長征的出發地走到了盡頭。


他們沒有分享到80年前那個10月三軍勝利會師的喜悅,也沒有盼來他們曾描繪過無數次的美麗的新中國。


然而,當我們唱起《國際歌》,當我們讀到《可愛的中國》和《帶鐐行》,當我們在這樣一個明媚的秋日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彩色的花籃的時候,又怎能忘記這樣3個不朽的名字:瞿秋白、方誌敏、劉伯堅。

他們,是未曾長征的長征殉道者。他們的名字與長征一樣成了永遠的豐碑。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瞿秋白就義前。


瞿秋白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上刑場——14年後,女兒瞿獨伊在天安門城樓上用俄文播報了新中國成立的消息。

直到今年,95歲的瞿獨伊才突然發現,父親瞿秋白就義的那一天,竟然就在父親節到來的時候——那一天,是1935年6月18日。


瞿獨伊老人清秀而又高雅,一如她的父親瞿秋白。


1935年的一個夏日,正在烏克蘭參加夏令營的瞿獨伊,從國際兒童院同學的手中搶過了一張《真理報》,上面赫然登著父親的一張半身照片,再一看,她驚呆了,那竟是一則父親遇難的消息。


瞿獨伊哭得昏厥過去。那一年,瞿獨伊14歲。


她不懂得父親為何沒有隨著長征的隊伍一起出發。她只知道,她的「好爸爸」從此沒有了。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從女兒記事的那天起,母親楊之華就讓獨伊在對爸爸的稱呼前面加上個「好」字——雖然,瞿秋白並不是女兒的生父。


將自己和愛人合譽為「秋之白華」的瞿秋白,像珍愛他們的愛情一樣,將獨伊視為己出,深愛著這個惟一的女兒。


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蘇聯召開前夕,瞿秋白一家來到了莫斯科。也就是那次會議上,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取代大學教授出身的瞿秋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當時的中共中央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連人事安排都由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決定。


此後的兩年間,瞿秋白與楊之華在共產國際上班,女兒獨伊則先後被送入孤兒院、森林學校和兒童院。在那裡,有許多中共早期領導人的子女。

與父親並不多的相聚,在瞿獨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記:野花爛漫的季節,父親帶她到樹林里採花,把花瓣夾在書里作書籤;大雪中,父親帶著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還不時假裝摔跤,逗得女兒咯咯地笑;每次來孤兒院探望女兒,父親總要帶來她最愛吃的牛奶渣;而每次離開,獨伊總是送出很遠,直到父母的背影看不見……


1930年,瞿秋白夫婦秘密回國。臨行前,他們對女兒說,爸爸媽媽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來。


善意的謊言讓匆忙的分別更加匆忙。瞿獨伊沒能與父親再見上一面,甚至在回國前一天,當母親去醫院看正在發燒的女兒時,胸前別著「十月革命者」紅星的小獨伊還責怪媽媽不遵守探視時間。


誰料想,分別5年,父親的面容再次出現在眼前,竟是絕照。


1935年2月,中央蘇區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閩西突圍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稱只是醫生,不料因叛徒出賣而暴露了真實身份。當年的6月18日清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白露蒼茫。36歲的瞿秋白走到一處綠草坪盤腿坐下,向劊子手微笑說:「此地甚好」。爾後,唱著自己1923年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英勇就義。


瞿秋白留在世間最後的影像,就是就義前在中山公園中山亭前的留照。


瞿獨伊回憶,照片上身著黑衣白褲、神態安然的父親,與記憶里身材消瘦、面色蒼白的「好爸爸」形象,常常重疊在自己的夢裡。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倉促之中決定進行戰略轉移。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已兩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在了江西蘇區,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得知這一消息,毛澤東在長征前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瞿秋白走,均遭到拒絕。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裝,舉起一年前在上海與楊之華分別時妻子送給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暢夫婦等默默話別。中央紅軍出發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馬交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第二天,當同樣留在江西的陳毅派馬要他去追長征隊伍時,他凄然一笑:「我服從組織的命令。」


與瞿秋白一起被留在蘇區的人,顯然生路渺茫。紅軍主力長征後,中央蘇區正面臨著繼五次「圍剿」後更為猛烈的風雨,對於身體虛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幾乎意味著死亡。但瞿秋白選擇了服從。


半年後,當生的機會擺在面前,視人格重於生命的瞿秋白再次選擇放棄。


得知重賞通緝了11年的瞿秋白終於「落網」,國民黨欣喜若狂。


囚禁他的國民黨師長宋希濂前來勸降。面對這個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學教書時的學生,瞿秋白把與宋希濂的談話變成了一次關於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行得通的辯論——而辯論最終以後者的無言以對收場。


就在行刑前5天,國民黨還繼續派員遊說。他們的條件也似乎頗為照顧瞿秋白的「面子」: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即可。


拒絕,拒絕,還是拒絕:「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甚,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瞿獨伊說:「槍聲響時,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的骨氣所揚之處,也正是父親的內心所歸!」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報後,與他引為知己的魯迅先生木然呆坐,低頭不語。幾個月後,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魯迅抱病將瞿秋白譯著編纂成集。


抗戰爆發後,有人向毛澤東講述了瞿秋白殉難的情形。毛澤東痛心地感慨:「如果秋白不犧牲,現在來領導延安的文藝工作多好。 」女兒瞿獨伊,則用了長長的幾十年來彌合失去爸爸的傷痛。


1941年,瞿獨伊隨母親楊之華回國,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囚禁,直到1946年才被營救獲釋。


開國大典,28歲的瞿獨伊在天安門城樓上用俄文播報了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50年3月,瞿獨伊與丈夫一起重回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而她的父親瞿秋白,也曾經在蘇區做過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的領導人。


1982年,瞿獨伊從新華社離休。兩年之後,俄文名意為「柏樹」的她,在父親就義的羅漢嶺栽下了一棵柏樹。


春去秋來。如今,父親就義處早已翠柏成林。瞿獨伊老人的眼前,依然時常閃現36歲的父親從容就義時的形象。


從容而死,父親的內心多麼的強大?!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方誌敏。


方誌敏戴著鐐銬寫出了《可愛的中國》。直到今天,女兒方梅還記得第一次讀到父親遺作時的那種激動。


第一次讀到父親在獄中寫成的《可愛的中國》的那一年,方梅年方十七。如今,84歲高齡的方梅老人,還依稀記得當時那份激動:「爸爸,那是我爸爸寫的。」


雖然,兒時的方梅記憶中並沒有父親的影子,但她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


奶奶曾經告訴她,父親長得清秀英俊,小時候被村裡的人叫做「正宮娘娘」。養父母也曾告訴她,他的父親善於演講,他一講話,大家圍過來聽上半天也不嫌累。在鄉親們的傳言中,父親的形象更是高大:騎白馬、挎雙槍,威風凜凜,來去無蹤……


很長一段時間,在各種說法中拼湊起父親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親不在世了;贛東北的老百姓也不相信,方誌敏已經犧牲——雖然關於「方誌敏下場」的告示就掛在各村村口。鄉親寧願相信,那是國民黨造的謠。


天天盼著那個英俊的父親回到自己身邊的方梅,出生在國民黨第四次瘋狂「圍剿」蘇區的1932年冬天。那一次「圍剿」,國民黨出動近40萬兵力,蔣介石親自擔任「剿匪」總司令。


炮火就在不遠處爆炸,敵人已經衝到了村莊邊上,母親繆敏在轉移途中自己扯斷臍帶,然後把這個哭聲像小貓一樣的女孩送給了當地的老百姓。夫妻倆最後一次去老鄉家看望女兒時,繆敏擔心這孩子太弱養不活,方誌敏卻說:「嚴冬的梅花,生命力最強!」


戰火歲月中出生的5個孩子分別寄養在各處。方誌敏為他們取名松、柏、竹、梅、蘭。方梅長大後才知道,那是父親最愛的一副對聯:心有三愛,奇書駿馬佳山水;園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蘭。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剛剛出發,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誌敏告別妻兒,也告別他親手創建的閩浙贛蘇區,率紅10軍團踏上了孤軍北上之路。


雖然是同樣的「北上」,走的卻是不同的路線。


如果說,此時此刻的主力紅軍面臨的是一次向死而生的遠征,那麼,擔負牽制敵人兵力、掩護主力轉移任務的紅10軍團,卻幾乎是一支把活路堵死的死亡軍團!


在20倍於己的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下,部隊屢屢受創。1935年1月,紅10軍團退至贛東北邊緣,決定進入蘇區休整,不料敵人早已設置了縱橫交錯的封鎖線。


一番浴血征戰之後,原本,方誌敏和軍團參謀長粟裕帶領800多人率先衝出了封鎖線,但大部隊還陷在敵人的包圍圈裡。在方誌敏召集的最後一次軍政會議上,他堅定地說,我是部隊的主要負責人,不能先走。遂調轉馬頭、復入重圍。


多年以後,粟裕將軍還記得方誌敏當時的決絕態度:明知凶多吉少,依然毅然決然。


回到蘇區的幾百殘兵在粟裕率領下突出重圍,後來發展為中國工農革命挺進師,而與2000將士苦守懷玉山的方誌敏,卻在漫天的大雪中不幸被俘。


最先發現方誌敏的兩個國民黨士兵本以為會發大財。誰知,在方誌敏身上,他們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搜到,「怎麼會呢,這麼大的官,會沒有錢?」「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方誌敏怒斥,「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美聯社記者這樣記錄國民黨「慶祝生擒方誌敏大會」的場景:「帶著腳鐐手銬而站立在鐵甲車上的方誌敏,其態度之激昂,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觀眾看見方誌敏後,誰也不發一言,大家默默無聲,即使蔣介石參謀部之軍官亦莫不如此。」


在獄中,方誌敏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戰鬥。他爭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鵬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長凌鳳梧。前者輾轉4次從獄中送出了方誌敏的手稿,而後者則把方誌敏腳上的鐐銬從10斤的換成了3斤半的。


正是這副鐐銬,在20年後成了當地政府最終找到烈士遺骸的重要線索。


1955年,在方誌敏就義處——江西南昌下沙窩,施工人員發現了一副棺木、很多骨頭和一副鐐銬。經凌鳳梧等人辨認,鐐銬和棺木正是方誌敏受到的特殊「待遇」。血樣對比之後,9塊遺骨被認定為方誌敏的遺骸。


又過了22年,方誌敏烈士的遺骸隆重安葬於南昌市郊梅嶺。方梅清楚地記得:「那一天先是細雨濛濛,爾後碧空如洗,當靈車經過市區時,街道兩邊站滿了含淚送行的老百姓……」


母親繆敏沒能等到送別爸爸的這一天。就在父親遺骸安葬儀式的一個月前,曾經與父親出生入死並肩戰鬥的母親,匆匆辭世。


方梅說,小父親10歲的母親名字里的「敏」字,也是父親送她的訂婚信物。成婚那天,父親曾給母親取了一個化名,叫「李詳貞」,與父親直到被捕時還在使用的化名「李詳松」,又是天成的一對。


方誌敏被捕後不久,繆敏也落入敵手,被囚禁於與丈夫關押地只有一牆之隔的南昌女子監獄。當方誌敏望著報紙上妻子被捕的照片難過時,勸降者不失時機地提出,以跟繆敏見面作為「發表一個傾向聲明」的交換條件。


方誌敏當然說不。後來,他曾流著淚對凌鳳梧說,繆敏是巾幗英雄。兩年後,繆敏被黨組織保釋出獄。夫妻倆曾經近在咫尺的相隔,終成生與死的距離。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方誌敏被俘後大義凜然英勇不屈。


母親漸漸年長,一天天長大的方梅也從母親身上深深感受到了這對紅色夫妻間那種刻骨的思念。方梅回憶,性格剛強、「一不對就會掏槍出來」的母親,一提到父親就會淚流不止。結婚時父親送母親的「英雄」牌鋼筆,母親一直用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一直用到了筆頭磨得溜光。


母親把對父親的思念,寫成了《方誌敏戰鬥的一生》《紅色風暴》,還在51歲那一年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而父親在獄中寫給母親、後來在顛沛流離中遺失的那封信,母親在後半生還一直在尋找。


方梅與母親直到全國解放那一年才得以相見。與被母親帶到延安、後來上大學並留學蘇聯的兩個哥哥方明和方英相比,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母親想要彌補這份遺憾。


母女倆幾乎同樣的倔強。母親不得不把女兒鎖在屋裡,逼著她讀書學習。就在這時,方梅第一次讀到了父親的遺作《可愛的中國》。


「母親!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一遍遍朗誦著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剛剛識字不久的方梅歡呼起來:從此我可以講我的家史了,從此我懂得「祖國」是什麼意思了——祖國,就是生養了我們、值得像父親那樣的千千萬萬烈士用生命去保護的母親!


從被俘到就義的日子裡,獄中的方誌敏戴著鐐銬寫出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記實》等30多萬字的文稿。才情、激情、真情,這囚禁中的文字,成了影響幾代人的經典。


同樣從農村走來的毛澤東,欣賞方誌敏靠「兩條半槍」打出了兩個紅10軍的才幹,他稱讚在敵人重重「圍剿」中屹立不倒的閩浙贛蘇區為「方誌敏式根據地」。在根據地建設和農民問題上,兩人更是早有共識。


蔣介石同樣看重方誌敏。1926年,北伐軍攻克南昌時,蔣介石多次設宴款待已經成名的方誌敏。方誌敏被俘後,蔣介石親自出面勸降,還許以江西省主席之職,但得到的答覆只有簡單的一句話:「你趕緊下命令執行吧。」


既然一代英才不能為己所用,蔣介石下令:秘密處決。


1935年8月6日,距37歲生日僅半月。被押解至刑場的方誌敏在贛江邊上默默站了幾分鐘,然後猛地一轉身,說:「來吧!」


大雨之前的風,吹動著方誌敏的長髮。槍聲響起的那個日子,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正迎著狂風暴雨,在川西茫茫水草地上艱難跋涉。


方梅後來常常問自己:父親最後想了些什麼呢?


已經八十又四的方梅說:「那幾分鐘里的思緒,父親想的肯定是他夢中的新中國。」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劉伯堅。


負傷被俘,被敵人押解著走過大街的劉伯堅吟出了慷慨激昂的《帶鐐行》。44年後,他散落在各地的三個兒子才第一次聚在一起。


「眾目睽睽,毫無懼色,戴著手銬腳鐐,幾乎七步成詩,那是一種怎樣的坦然和勇氣啊!」劉豹一直把父親劉伯堅的遺照帶在身邊。照片上的父親西裝革履,儒雅洒脫——老人甚至很難將照片上的父親和那個戴著手銬腳鐐,昂著頭走過江西大庾青菜街的父親聯繫起來。


「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1935年3月11日,國民黨押解著負傷被俘的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從人潮湧動的大街上移獄,企圖以這樣的方式摧毀他的意志——沒成想,卻讓這位心底坦蕩的革命者當街吟出了不朽的詩作《帶鐐行》,「帶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


讀到父親這首詩的時候,劉豹已經是20歲的小夥子了。1949年秋初,當揮師江西的解放大軍來到瑞金農村,劉豹才從他們的口中第一次聽到了「劉伯堅」這個名字。在這之前,被養父母取名「鄒發生」的劉豹,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撿來的「野孩子」,會在贛南的山林里一輩子放牛、砍柴。


其實,兄弟三人中,劉豹是留在父親身邊時間最長的一個孩子。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蔣介石20萬大軍團團圍住了越來越小中央蘇區,紅色根據地一個個縣城相繼失守。1935年3月,劉伯堅率部準備突圍——挑在籮筐里隨部隊行軍的孩子不能再留了,只好送給一戶姓鄒的船家。


從江西農村匆匆來到首都北京,對於這一切懵懵懂懂的劉豹幾乎來不及細想「父親」和「犧牲」這樣的詞語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只記住了在省城南昌第一次見到了電燈,記住了走進華北小學一年級課堂時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儘管那個班裡的孩子參差不齊,劉豹依然是班上年齡最大的,「個子比老師都高。」


慢慢地,被北京的叔叔伯伯們喊作「豹子」的劉豹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虎、豹、熊,儒雅的劉伯堅為三個兒子起的名字個個都透著虎虎生氣。上學期間,除了父親那張珍貴的遺照,劉豹還把父親的遺書拍成照片帶在身邊——怕照片發霉,常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曬。


劉豹老人說,對於父親的千言遺信,「那時候讀不懂,讀了一輩子也還沒完全領悟。」


被毛澤東稱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劉伯堅生於四川平昌,25歲赴歐洲勤工儉學,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蘇聯學習政治、軍事。回國後到馮玉祥的西北軍擔任政治部部長,親自為西北軍參加國民革命起草了通電宣言。1931年12月,劉伯堅成功策動「寧都起義」,使「圍剿」中央蘇區的原西北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人加入到了紅軍隊伍。


劉伯堅的最後足跡,也最後留在了劉家的祖籍地——江西。就在送出孩子後的幾天,劉伯堅在向贛南油山突圍時,腿部中彈被俘。


像對待共產黨的所有領導人一樣,國民黨對劉伯堅同樣使盡了軟的硬的手段。但劉伯堅早就抱定了犧牲的決心,他在信中說:「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或許是善於做思想工作劉伯堅爭取到了國民黨看守的同情?或許是他揮毫而就的《獄中月夜》等詩篇獲得了他人的共鳴?他的那些寫給兄嫂或請轉妻子的信是如何從禁備森嚴的監獄中安然寄出的,至今仍是一個謎。而正是從這些信件中,人們讀到了一個視死如歸的革命者的堅定與豪邁。


生命的最後一天,劉伯堅給妻子王叔振寫下了最後一封信:「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事業……」80多年過去,信上的字跡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簽名「LIU」依然洒脫。


時時迴響在劉豹耳邊的,是父親給母親信中的最後一句話:「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


一句話,填滿了劉豹斷裂了20多年的父親記憶——一邊是森嚴的殺場,一邊是從容的留墨:「父親在走向敵人屠刀時,是怎樣的凜然與鎮定啊!」



烈士日:他們用生命締造了這個國家,不容抹黑!



劉伯堅與妻子王叔振。


劉伯堅至死也不知道,妻子王叔振沒有看到這些信件——幾乎是在劉伯堅犧牲的同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的王叔振,被害於福建長汀。


這對恩愛夫妻的愛情故事,曾在北伐軍中傳為佳話。在他們當年的婚禮上,曾經出現了于右任等許多國共著名人士。戰鬥的歲月里,夫妻倆聚少離多。1931年,獨自在閩西蘇區工作的王叔振生下第三個兒子熊生後不滿兩月,便送給了一戶老鄉。


妻子留給孩子的話幾乎與丈夫留給孩子的話如出一轍。把孩子留給鄉親們的同時,王叔振給孩子留下了這樣一張字條:「今送給黃家撫養成長,長大在黃家承先啟後……父母深恩不可忘記,仍要繼續我等志願,為革命效力,爭取更大光榮。」不過,母親還是心存重逢的希望,她把「承先啟後」4個大字撕為兩半,另一半隨自己帶走,作為日後相認的憑據。父母犧牲整整30年後,母親留下的契約被發現,熊生才終於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裡目睹那永遠無法完整的一頁時,已經半百的虎生、劉豹、劉熊生抱頭痛哭——那是三兄弟第一次聚首。大哥虎生在父母犧牲後被親戚送到延安,後來留學蘇聯,成了著名的軍工專家,而三弟熊生則一直在母親當年送出他的小山村陪伴養母一家——為了保護熊生,黃家的男主人犧牲,養母甚至賣掉了親生的骨肉,供給熊生上學。


如今,大哥與小弟已經先後辭世,只剩下年過八旬的劉豹孤獨地守著父母留下的紅色往事。


「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於都濺濺鳴。樑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這是葉劍英元帥1962年為這位密友寫下的輓詩。作為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毛澤東一度病重的消息,也是劉伯堅打電話報告張聞天,才得以及時救治的。正因如此,得罪了極左主義當權者的劉伯堅被留在了蘇區。


葉劍英路過於都時,劉伯堅為他餞行。兩位戰友對酒暢敘,不禁淚流滿面。劉伯堅哽咽著央求:「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還是跟著走吧!」葉劍英立即向上級反映了劉伯堅的請求,又正式向中革軍委彙報,但同樣沒有被批准。於都河畔的這一幕,竟成了荊軻離易水般最後的告別。


1935年3月21日,40歲的劉伯堅在江西大余縣金蓮山英勇就義——那一天,中央紅軍正在第四次渡過紅土高原上的赤水河。


又過一個月,一位紅軍指揮員帶領的游擊隊在瑞金黃膳口一座名叫紅林的山中被敵人包圍。子彈打光,他上好刺刀,準備進行白刃格鬥。就在這時,一顆流彈擊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過前胸。魁梧的身軀頃刻倒在地上,手中還緊握著槍。


敵人從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張浸染了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毛澤東的親筆題字。那是毛澤東29歲的三弟、與劉伯堅一同留在蘇區的毛澤覃。


遵義會議後,險象叢生的長征在毛澤東指揮下絕地逢生,而瞿秋白、方誌敏、劉伯堅以及毛澤覃等和許許多多留下來的人,卻在那個多雨的春夏,倒在了生命的終點。


長征勝利80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來——他們,與千千萬萬長征英烈的名字,早已鐫刻在了一座座不朽的豐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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