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是一場未完的革命

撰文：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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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早期歷史上，太平天國肯定是一個怎樣估價都不算過分的重大事件。這場與清廷對峙十幾年的「異樣政權」，即便最終失敗了，終結了，但確確實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

我們不難設想，假如沒有這場革命，清廷不會向西方學習，中國必然會在舊有軌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沒有這場革命，漢人士大夫還會繼續沉淪，不會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也就不會有後來的政治大變局。

太平天國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要從世界背景進行關照，不能從狹隘的階級分析、意識形態立場進行考量。

過去一百年，對這場「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種各樣的估價，推崇的簡直自認就是洪秀全遺產繼承人，不遑多讓；貶低的，恨不得就認太平天國為「邪教」，洪秀全為「魔頭」。

其實，這兩種極端評估都失之偏頗，歷史主義分析太平天國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這場「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麼好，也不那麼壞。

1

與歷史大勢相悖

在帝制時代，從正統史觀說，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就是謀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壞社會穩定、社會和諧，因而不會有什麼人去肯定這場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學發生，也很少有學者敢於正面肯定太平天國的意義。

其實，在兩千帝制時代，類似太平天國這樣的政治運動所在多有，幾百年、幾十年一次的改朝換代，大致上都遵循著太平天國這樣的路徑。只是許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漢朝，如明朝，更多的則失敗了，淪為流寇。成是王侯敗是賊，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歷史從來不會、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兩百年，假如洪秀全滅了清朝統一了中國，歷史都會改寫，評估就會不一樣。這不是歷史學家勢利眼，而是歷史本來如此。

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過去的解說多種多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看法，是太平天國領導人如洪秀全太腐敗。這個看法幾乎成為共識，但凡知道太平天國的，無不有這樣的認識。仔細想想，這個說法並不合乎歷史事實，腐敗只是表象，並不是太平天國失敗的真原因。歷史上比洪秀全腐敗的政權多得是，並沒有像太平天國失敗的這樣迅速這樣慘。

究其原因，太平天國的失敗，還應從歷史大勢去尋找。一個最簡單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國可能與歷史大勢相悖。

太平天國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地點在廣西。時間、地點，以及主要參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尋味。從這裡，或許能夠讀出與大歷史的關聯處。

十九世紀中期，1850年，是中國經歷了那場鴉片戰爭之後被迫打開國門，與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時候。中國在那之前，對世界並非茫然不知，只是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利，不願接受西方，不願讓西方資本進入中國，培育市場，進行投資。一個未被開發的農村、農業無法容納西方工業化之後的過剩產能，於是中西之間的貿易失衡在1840年代到了讓西方無法容忍的程度。這就是鴉片戰爭爆發的根源。

鴉片戰爭的結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間的貿易規模就整體而言大幅度擴大，但對廣東，對與廣東比鄰的廣西而言，由於長時期堅持排外，堅持不讓外國人入城，堅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壟斷利潤，所以五口通商之後，兩廣的經濟狀況並沒有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擴大而好轉，反而走了一個向下的通道。這是過去的研究者沒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國發生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的原因。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興起，並不是傳統中國原來意義的農民起義，這場運動的大背景是中國已經局部踏上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軌道。但是，也必須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領導人並不具備那個時代的國際視野，他們不知道中國正在經歷著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因而過去的研究者如馮友蘭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後的一面，慶幸太平天國被剿滅，否則中國將被拉回西方意義的中世紀。

馮友蘭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術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國領袖確實沒有與世界同步的意識，他們的舉措與世界大勢相悖，由此就能解釋太平天國失敗的必然性。

2

一個自我封閉的政權

太平天國1850年金田起事後，勢如破竹，風捲殘雲，很快拿下了半個中國，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國最富庶的東南半壁。兩百年的大清王朝面臨從未有過的重大危機，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領導人如果適時調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機會南北分治，形成以長江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後的中國歷史勢必改寫。那麼，是什麼因素讓太平天國沒有做到這一點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國領導人對世界的認識。

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不到一個月，1853年4月，在中國擁有相當戰略利益的英國公使就冒著危險訪問了南京。年底，法國公使也沿著這條路徑與太平天國取得了聯繫。英法兩國當然不是同情中國的農民起義，也不是刻意挑撥太平天國與清政府的對立。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也非常簡單，就是希望太平天國領導人不要因為戰爭而影響兩國在長江流域的貿易和利益。

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是各國當時利益所在，因而當太平天國在這些地區貌似穩固控制局面後，列強無法淡然無法漠視，他們儘管與清朝定有外交條約，但出於利益考量，他們準備並且必然會腳踏兩隻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國兩邊下注。

對於早期資本主義來說，兩邊下注充分反映了貿易自由原則中的現實主義外交，沒有辦法從道德、義氣、立場、原則等層面去解讀，畢竟資本主義的物質利益是真金白銀，西方國家的政府必須為各自「衣食父母」資本家服務，必須為各自國家的經濟利益提供足夠的外交保護。從這個意義上去觀察，各國公使一方面與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負責中國外交事務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安排會晤，就即將到期的條約進行修約談判，另一方面他們不能不對氣勢如虹的太平天國給予適度關注，甚至試圖與這個新政權建立某種程度的外交聯繫，以防萬一。

然而，太平天國說到底就是一個傳統中國的造反派，他們的國際視野還是非常欠缺。當美國公使麥蓮衝破重重關隘嘗試著與太平天國建立某種聯繫時，竟然被太平天國不明底里所拒絕。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國公使麥蓮收到太平天國領導人羅苾芬、劉承芳複信，指責美國人寫給太平天國領導人的信不合禮儀，不夠禮貌，並以天朝上國的姿態寬容美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美國人對太平天國的一點兒好感就被這樣的無知吹得一乾二淨。

麥蓮

稍後，麥蓮給太平天國方面發去一封複信，強調來文皆盡非友誼之意，美國不得不暫時中止與貴國的聯繫。以後如有必要，將按照中華與美國所定條約進行處理，凡屬美國商民在中國所應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國使領館將按照協約進行處理。很顯然，美國視太平天國為長江流域一個政治實體，願意打交道，願意與太平天國進行合作以保護美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國對外部世界知道的太少了，所以麥蓮不得不放棄與太平天國建立聯繫的嘗試。

6月14日，麥蓮給美國國務卿發去一份報告，以為太平天國差不多完全由一群無知的和不文明的內地人組成。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與他們進行任何令人滿意的外交性質的交往差不多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麥蓮建議，美國應該利用中國現在的危機擴大美中之間的商業交往，發展文明的榮光和福祉。但是，這個擴大應該與太平天國無關，而是利用太平天國給清政府帶來的危機，擴大與清政府的交往。美國通過對太平天國實地考察作出了一個非常重要決定，放棄，至少是暫時放棄了與太平天國構建外交關係的企圖。

與美國的外交動向非常相似，英國公使包令也在這個時候委派專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觀察長江流域動態，另一方面試圖打開與太平天國聯繫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國專使麥華佗攜帶英國公使包令的兒子盧因包令乘軍艦抵達鎮江，遭太平軍炮擊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麥華佗一行登岸拜會太平軍官員要求道歉。太平軍官員非常有禮貌地接見了他們，並表達了歉意。麥華佗一行在這種情形下繼續西行，20日抵達南京，要求會見太平天國高級官員，面談要事。

麥華佗會見高級官員的要求被太平天國以上國姿態坦然拒絕。第二天（21日），麥華佗的艦長麥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會見了一位太平軍下層軍官。麥勒西請這位軍官幫忙給東王送一封信。這封信列出三十個問題，並請楊秀清給予接見。

溫文爾雅的英國人依然沒有獲得太平軍將領的好感，這些將領並沒有從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國人。兩天後，太平軍將領明白拒絕了英國人的請求。英國人不再溫文爾雅，而是憤怒複信太平軍將領，抗議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並要求太平軍對於他們的三十個問題給予明確答覆。太平軍對於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

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國那裡吃了一個閉門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似乎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和世界溝通，進行貿易。這是太平天國的悲劇和歷史局限，由此也註定了太平天國的結局。

3

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架構

洪秀全、太平天國失敗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其領導人在十幾年漫長歲月中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常態社會應有統治方式，長時期實行戰爭狀態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厭，無法支持。

太平天國金田發難後，按照軍事方式編練軍隊，男女隔離分編男營、女營，有助於軍隊管理，有助於發揮戰鬥力，這都是對的。這一制度即便實行到定都南京後，也是應該的，沒有大問題。但是，當定都後與清政府的戰爭進入僵持階段，洪秀全等領導人繼續用戰爭狀態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繼續實行男女隔離制度，肯定影響士氣，影響民眾的向心力。

在經濟制度方面，太平天國長時期實行聖庫制度，自金田起義到革命失敗，這一制度都沒有調整。聖庫制度在戰爭狀態下有利於保障軍隊供應，吸引窮苦民眾參加革命，保障軍隊紀律等，都有積極作用，但當定都後，當統治成為常態後，太平天國領導人還用各種理由堅持聖庫制度，堅持什麼特色，這就嚴重違背了人性，不合時宜，是將理想當做現實了。

特別是，太平天國領導人在佔領南京後，將聖庫制度肆意擴大，將城市居民納入聖庫制度管理範疇，強制性要求「人無私財」，大公無私，毫不利己，這就不是一般的違反人性，而是將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架構強加給人民，強加給社會。

聖庫制度、男女隔離制度，在特殊的戰爭狀態或許是有用的，但其適用範圍必須限定在非常態階段，一旦社會進入常態，統治方式必須儘快轉換，必須從一個革命政權轉換為一個建設政權。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領導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時注意到了這一點，相信即便太平天國統治區域被曾國藩湘軍鐵桶式圍困，太平天國治下的人民即便為了一個安寧的生活，也會與太平天國一起奮鬥到底，保衛家園，安居樂業。

特殊的管制社會方式並不是創造，真正的創造必須尊重人類在社會管制方面的智慧積累。太平天國領導人之所以別出心裁弄出那麼多新花樣，還與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胡來有關聯。

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既不是中國的傳統，也不是純粹的西方意識，不是西方工業化之後的民主、科學與憲政。洪秀全當然沒有這種覺悟，但是洪秀全無論如何不應該讓意識形態長時期畸形化。假如當其革命之初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個不一樣的意識形態，需要一個被加工過、由自己隨意解說的基督教的話，那麼當定都南京，社會漸趨常態後，洪秀全就應該有意識淡化革命時期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意識形態，重新認同中國傳統，重建中國社會，那麼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域應該會有不一樣的後果。

然而，太平天國領導人太想與別人不一樣了，太想創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了。他們長時期堅守那種不中不西的意識形態，終於被曾國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著力點。太平天國的失敗不是敗在武力上、戰場上，而是其獨特的、非常態的意識形態嚴重影響了其與人民，與士大夫的關係。

聰明的人總想著創造一個不一樣的社會與世界。其實，在很多時候，一個最理想的社會，就是與別人一致而又別緻。一致是前提，別緻是特色。沒有一致，獨出心裁，也就沒有別緻，沒有未來。這或許就是太平天國這場「未完成的革命」一個最值得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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