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我不屬於任何運動和團體

【編者按】鮑勃·迪倫是當代流行音樂獨一無二的現象，從他成為一個民歌手至今，他用難以置信的勇氣，最大限度做到了對後工業社會的商業規則的頑強挑戰，他不屈從，他始終遵循他的大腦，而不是身外的任何商業規則。在此之前，也只有作家塞林格有過類似的做法。這讓習慣商業規則的人們對迪倫這個人無所適從，激增了媒體和公眾對這個怪人的興趣，他的歌詞、音樂、外表，甚至他說過的每一句話，都能成為人們猜測、分析的話題。但是，迪倫從來不正面解答人們對他的疑問。這反倒讓人們的好奇心變本加厲，無數解讀、分析迪倫的文章、書籍面世，但人們始終沒有搞清楚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相反，這個蹩腳的詩人、反商業的歌手，在他寫過的上千首歌中，沒有幾首成為熱門歌曲，他的歌詞也沒有多少人能看明白，換一個人，人們早就會把他忘記，但是人們從來沒有放棄迪倫。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用反商業方式獲得成功的人，他為自己創造的商業價值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對他好奇的人們因為他而創造的商業價值無法計算。鮑勃·迪倫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像一隻剛剛從水裡爬出來的貓，本能地用最快的頻率抖掉身上的水一樣，把人們貼在他身上的東西抖得一乾二淨。如果說貫穿了過去整個50年人們喜歡談論鮑勃·迪倫作為一個美國文化現象的方方面面，還不如說迪倫是一個抗議後工業社會規則的歌手。

鮑勃·迪倫和瓊·貝茲堪稱民謠界的「帝與後」，他們曾經的戀情也為民謠歌迷所津津樂道

「我不能告訴你」

斯科特·科恩在1985年採訪迪倫時曾經這樣描述他：

鮑勃·迪倫，桂冠詩人，身穿摩托夾克的先知，神秘的遊民，衣衫襤褸的拿破崙，一個猶太人，一個基督徒，無數的矛盾集合體。完全不為人所知，像一塊滾石。他曾經被分析、定級、分類、釘上十字架、定義、剖析、調查、檢驗、拒絕，但是從來沒有被弄明白過。

他攜一把吉他，一隻口琴，一頂燈芯絨帽子，一個伍迪·格思里和小理查德的混合體，在1961年像一陣風一樣開始了他的傳奇。他是第一個朋克民歌手。他把抗議歌曲引入了搖滾樂 。他使歌詞變得比旋律和節奏更重要。他的沙啞的歌喉和濃重的鼻音是獨一無二的。他可以創作超現實主義的歌曲，卻具有自己的邏輯——就像詹姆斯·羅森奎特的畫作和蘭波的散文詩一樣，簡單，直指內心，帶有民歌特有的輕鬆。他可以調用夜晚的黑暗，將白晝塗黑。

如果他可以自己選擇，他可能會成為貓王之後最成功的性感偶像。

當他1965年在新港民歌音樂節上，登台演出插電搖滾樂而引起了騷動，純正的民歌派別認為他出賣了自己。之後在愛與和平運動的頂峰，人人追隨東方宗教的時候，迪倫頭戴圓頂小帽來到了耶路撒冷的哭牆。10年之後他成為一個獲得新生的基督徒，發行福音專輯。人們發現，迪倫真的和他之前不太一樣了。

並不是迪倫忽然間變得不太政治化，而更追求靈性了。《聖經》裡面的詩句一直都是他在歌曲裡面經常引用的。人們多年來一直稱他為預言家。誰知道呢，也許一場神性的轉變即將到來，而搖滾樂則為新生世界拉開了序幕。還有誰能成為比鮑勃·迪倫更好的先知呢？

有時候，當遠距離觀看一件龐然大物時，往往近觀會發現並非如此。迪倫就像他說過的一句話一樣。他的生活非常簡單，住在加州海邊他的隱蔽居所里。儘管他近來常常曝光，參加格萊美，錄製音樂錄像帶，甚至接受訪談，但這些絲毫不能減少他的神秘。

事實上，迪倫在今天重新定義了「藝術家」這個概念。在上世紀60年代，流行歌手通常被稱為唱片藝人，他們提供給大眾的是一種娛樂消遣行為，很少有人把這些藝人跟藝術家聯繫在一起，從19世紀以來，「藝術家」往往指的是畫家、作曲家、作家。但迪倫的出現，重寫了這個概念，他做的事情與任何一個藝人做的無異——錄製唱片，像底層流浪藝人那樣到處演出，但他是一個藝術家——一個一生充滿叛逆和不妥協的藝術家。

迪倫從來不跟媒體和公眾互動，不管在他成名之前還是之後，明星與公眾之間的關係被默認為是——你作為明星有責任回答人們的好奇和疑問，因為這可能會給你帶來直接商業利益，並且是互利行為。一直以來，商業媒體、明星、公眾之間的關係就一直以互動的方式存在，從沒有改變過，直到迪倫出現。

1962年，剛剛出道只有21歲的迪倫，在媒體面前就顯示出他冷漠刻薄的一面，在一次廣播節目採訪中，主持人問：「為什麼要到紐約？」迪倫說：「我不能告訴你，因為這會牽扯到其他人。」在剩下的半個小時的時間，他迴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任何問題，導致這個節目不得不中止。1963年，他在另一次廣播節目中，主持人問他：「《暴雨將至》這首歌中的『暴雨』是不是『核雨』的意思？」迪倫說：「僅僅是暴雨。」當有人問他：「你是唱自己的歌還是別人的歌？」迪倫的回答簡明扼要：「現在都是我的。」迪倫在接受訪談時的冷漠、嘲諷和機智，是人們印象最深刻的，他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保護了自己，讓他在媒體和公共視野中逐漸變成了一個謎團。

1969年，迪倫接受《滾石》雜誌主編詹·溫納採訪時說：「如果你接受了一家雜誌的採訪，很快，你就會被採訪所包圍。這就是我為什麼不接受採訪的原因。」但很快有好事者對迪倫接受採訪次數做了統計，從他出道至今，平均每個月接受一次媒體採訪。不過從這些採訪中會發現，迪倫熟練地用自己的方式控制著整個採訪，他用冷漠、尖銳的思路主導著談話內容。在採訪中他通常不會透露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他更喜歡把媒體當成一個笑料來對待。媒體不顧一切想嘗試界定他，試圖使他鑽進設定好的圈套，但是迪倫謎一樣的態度讓媒體無功而返。由於人們無法搞懂迪倫，無能的記者喜歡用平庸無聊的問題來對待迪倫。曾經採訪過幾次迪倫的樂評人羅伯特·希爾本說：「在他心裡，就根本沒把媒體當回事，人們總試圖為他貼標籤或者歸類，所以他對整個採訪和報道過程感到懷疑。」

迪倫的腦子裡永遠有無數和採訪者希望知道的結果截然相反的答案，或者他的回答讓人抓狂又難以捉摸。包括他的歌詞，讀起來沒什麼特別的，但卻勾起人們破解密碼一樣的興趣。他經常在歌詞中引用很多人物或者發表無數觀點，但是人們不知道哪些是代表他的。

1966年迪倫接受《花花公子》雜誌的採訪，採訪者是納特·亨托夫，亨托夫在當時也算個挺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個爵士樂手，小說家，鄉村歌手兼樂評人。看看迪倫當時是怎麼耍弄亨托夫的，他說：「看，我沒那麼深刻，事情也沒那麼複雜。我的動機不管是什麼它都不是商業性的，不是為了錢。但我掙錢了，我就順其自然了，我覺得沒有理由不去做這個事情。我的老歌，可以這麼說，它什麼意義都沒有，新歌也一樣沒什麼意義。唯一不同的是，新歌在一個更大的觀念下寫的，可能也是無意義……我知道我的歌是什麼。」亨托夫好奇地問：「是什麼？」迪倫說：「有些歌大約4分鐘長，有些5分鐘長。有一些不管你信不信，大約有11分鐘或12分鐘長。」

這種滑稽可笑的回應才是真正的鮑勃·迪倫。他一直很清醒地試圖讓人對他自己和他的作品感到迷惑不解。在看似嚴肅正經的回答背後，是迪倫為了保護自己私人世界不受到任何干擾。他說：「我唯一想對他撒兩次謊的，一個是自己，一個是上帝，媒體不是其中的任何一個，他們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有一次在電視直播現場，他被問到：「你是怎麼解釋你的吸引力的？」他回答：「對什麼的吸引力？」當他被問到是喜歡錶演還是錄唱片的時候，他嚴肅地說：「演出確實比以前有意思多了，但是唱片更重要，它確實可以容易聽到歌詞和其他東西。」

1986年迪倫在接受《滾石》雜誌科特·洛德的採訪時說：「當我回望過去，我很驚訝寫出了那麼多歌，現在回想起來，我寫歌的時候有一種精神，你知道嗎？寫《荒蕪之街》的時候，我只是想著某一個夜晚，歌詞也沒什麼邏輯，它就從我腦子裡出來了。」在另一個訪談里他的回答也大同小異：「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寫出來的，反正那些早期的歌曲很神奇地寫出來了。」

於是人們喜歡分析迪倫的歌詞，試圖尋找答案。迪倫意識到了一點，他厭煩人們的這種喜歡在歌詞中搜尋隱含的意思和透露的信息的做法。所以人們評論迪倫的創作是「創造性完全是神秘甚至充滿魔力的過程」。大概過於關注自我和技巧在某種程度上會妨礙無拘無束的創造性。人們對迪倫的期望就是失望的過程。包括他自己。

2005年，迪倫在馬丁·斯科塞斯的紀錄片《歸家無向》中回憶他早年與媒體打交道時說：「他們認為表演者會提供所有社會問題的答案，這太荒謬了。」他還說：「誰還指望什麼？我是說任何人從我這裡期待得到任何東西都是一個界線的問題。但凡現實一點的人都不會希望從我這裡得到什麼。我已經給他們足夠多了，他們還想從我這要什麼？你不能總是指著一個人給你所有的東西。」

迪倫是少有的保持一個不可理解的神秘性——大隱隱於市的人。他50年來形成的深不可測的完美化形象可以隨處可見。然而，今天卻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媒體無孔不入的時代，看起來很難做到，但是他卻實現了。

1966年5月，鮑勃·迪倫在巴黎喬治五世酒店接受媒體採訪

「我不屬於任何運動和團體」

談論迪倫，一直都無法避免「抗議歌手」這個話題，這個頭銜是迪倫最風光、社會背景最混亂的上世紀60年代扣在他頭上的。與其他標籤不同的是，「抗議歌手」不是貼在他臉上的，而是刺在他臉上的，讓他一生都洗不掉。

迪倫最為著名的抗議歌曲是在60年代初期的20個月內集中創作完成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迪倫就背棄了它們。恰恰這20個月創作的歌曲，成為迪倫後來最有影響作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說迪倫當初寫出《時代變了》或者《答案在風中飄》這樣的歌曲只是就事論事——因為誰都能看明白他寫的是什麼。後來迪倫拋棄對政治的興趣，離開左翼激進主義，其實是對自己內心的一次激進。同時他的性格不可能像約翰·列儂那樣成為一個街頭演說家——儘管兩個人同樣具備尖酸刻薄的語言風格。

《時代變了》確實是一種挑戰，那時迪倫可能相信社會變革在所難免，民權運動，反對「越戰」、「冷戰」、核威懾……對於一個從小地方來到紐約大都市混跡於藝術圈的年輕人來說，這種衝動最終把他推向時代代言人的位置在所難免。民權運動的成功改變了美國政治的版圖，同樣也給迪倫帶來了機會。在他創作的反戰歌曲裡面，不管他是否承認，它包含的內容有核軍備競賽、貧困、激進主義、監獄、沙文主義和戰爭的恐懼。當然也包含一些愛情歌曲。

《時代變了》給迪倫帶來真正的成功，他變成了社會運動領袖。換一個人，此時會勇往直前，這樣的機會可以為自己賺得很多實際的東西，但是迪倫沒有，在他最風光的時候，他意識到這不是他需要的，他必須想出一個辦法背叛這一切。作為一個叛逆者，他背叛了自己。一個被稱為新時代的伍迪·格思里的人就這樣拋棄了他的一片大好河山。他在1964年對亨托夫說：「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去做什麼代言人。從現在開始，我只想寫我內心的東西，我不屬於任何運動和團體。」

從此，人看到了一個不斷背叛自己的鮑勃·迪倫。但他的忠實歌迷並沒有這樣饒過他，他們希望迪倫繼續抗議下去，繼續為他們代言。在一次演出中，觀眾們喊著讓他唱抗議歌曲，迪倫冷冰冰地說：「聽吧，這都是抗議歌曲。」

迪倫從心裡認為這是觀眾和媒體對他的無理糾纏，妨礙了他遵從內心的意願，於是他做了更為極端的事情。1965年在新港音樂節上，他像惡作劇一樣給傳統民歌通上了電。這在純粹的民歌聽眾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迪倫聽到了他有生以來最多的噓聲。但恰恰是這一舉動，讓迪倫打開了自己的世界。文化評論者邁克·馬克西說：「迪倫的態度卻逆向而行。對他而言，遠離政治就是遠離陳舊的概念，以及人云亦云的所謂態度。這種遠離的態度是將假裝無所不知重新定義為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文/王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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