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變中的國共較量：蔣介石表現出超凡軍事才能

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國民黨軍第19路軍主要將領與愛國人士在福建合影（資料圖）

1934年1月下旬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曾談道：

有一個同志對於福建的所謂人民政府，說他帶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這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在報告中已經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現，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為著挽救自己將死命運而起的一個欺騙民眾的新花樣，他們感覺蘇維埃是他們的死敵，而國民黨這塊招牌太爛了，所以弄個什麼「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條道路為號召，這樣來欺騙民眾，沒有真正革命意義，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毛澤東：《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報告的結論》，《蘇維埃中國》，第305頁。

毛澤東對福建事變的這種評價，征諸前引潘漢年回憶，當然並非如李德所稱毛澤東當時堅持「不應該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軍和『人民革命政府』」，〔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85頁。而是反映著事變後中共中央的態度。福建事變失敗後，整個中共領導層一改事變中的謹慎態度而展開譴責、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態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們，正像不能簡單用毛澤東事變後的發言等同於事變中毛澤東的態度一樣，事變後中共中央對閩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變中的真實態度。雖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評缺乏有效措施將事變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蔣介石當年的部署，就可能發現，事情遠不是那麼簡單。

（2）南京政府鎮壓福建事變

福建事變爆發，對中共是機會，對蔣介石，卻也未必全出意料。

福建的十九路軍是淞滬抗戰後進駐福建的。1932年蔣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後，作為粵陳（銘樞）勢力的十九路軍戍守南京勢難繼續，粵桂方面提出將十九路軍調駐福建。對此，蔣介石內心並不情願，在給何應欽的電報中談道：

近日李黃陳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閩，其勢似不可阻止。汪院長亦已贊成，其事必實現。如此恐伯南調贛南部隊回粵，又礙中央剿匪計劃。故中遲遲未肯下令也。前日羅師長回贛時托其面述此情，並派其往見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贛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轄於伯南，如我方往留，則於公於私皆有為難。《蔣中正電何應欽近日陳濟棠等欲派十九路赴閩聽其自決槍械暫勿送去（1932年5月13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66033。

雖然心有戚戚，但蔣介石當時沒有其他安置十九路軍的辦法。十九路軍的抗日英名，蔣介石自身剛剛復職的脆弱，使其最終不得不同意十九路軍赴閩。

十九路軍到閩後，迅速控制福建局勢，並與粵方謹慎接觸，雙方關係若即若離。蔣介石對十九路軍以拉攏為主，但也不無搞垮十九路軍，將福建收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陳立夫向蔣介石報告福建和粵桂形勢，透露出南京中央圖閩的隱秘動機：

蔡對閩省客軍極仇視,而於盧興邦部為尤甚，常欲伺機解決之。聞中央接濟盧部機槍五十挺迫擊炮八尊之訊為蔡所悉極度不安。2劉珍年之調駐浙東與閩北，配之以盧興邦與劉和鼎諸部在蔡視之為中央對十九路軍之包圍。3中央此次調六十師赴贛剿匪在蔡視之為有分散其兵力。

1933年5月，十九路軍的老上司陳銘樞游歐回國，開始積極籌劃反蔣。參與陳銘樞策劃的梅龔彬回憶，陳提出上中下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上策）是聯合粵桂反蔣；如果陳濟棠不肯參加的話，就執行第二種方案（中策），先搞閩桂聯合倒陳，再發動反蔣；如果陳濟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採取第三種方案（下策），爭取與紅軍合作反蔣。」《梅龔彬回憶錄》，團結出版社，1994，第82頁。陳銘樞的活動，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訊息，與粵方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汪精衛早在6月15日就電蔣報告廣州方面的異動，提醒蔣「恐將有軍事行動」；17日，更直接點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虛，不肖生心，乘虛冒進固愚妄所為，但天下亂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為備，使之知難而退，弟固確有所聞故力言之，並非欲輕啟兵釁也。」《汪兆銘電蔣中正西南分離運動已成熟旬日內必實現其自立政府（1933年6月15日）》、《汪兆銘電蔣中正浙江省應益兵為備（1933年6月17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80200097032、002080200097100。汪精衛在此故作玄虛，並未點明具體的犯浙者，但衡諸時、地二勢，有可能對浙江構成威脅的，必為福建無疑。

其實，陳銘樞的活動，蔣介石多有掌握。在陳銘樞接觸陳濟棠、胡漢民未取得進展時，蔣介石在日記中記有：「陳銘樞等聯合反動，似告失敗，則西南漸穩。」《蔣介石日記》，1933年6月17日。17日，他致電吳鐵城時表示：「西南一切醞釀，一切誤解，應懇切勸導，設法消弭，必盡其在我。如仍逞私見，害大局，吾人職責所在，固不容瞻顧畏縮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第592頁。雖然對廣州方面和陳的活動有所警戒，但蔣的判斷還是偏於樂觀，認為其一時難成氣候。8月，吳鐵城也致電蔣介石報告：「粵閩軍事聯絡恐難實現。」《吳鐵城電蔣中正頃接港訊現陳銘樞擬擴充十九路粵閩軍事聯絡恐難實現（1933年8月23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80200115183。

作為在長期內部混戰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實力派人物，蔣介石當然不會對陳銘樞的活動完全掉以輕心。雖然按照蔣介石慣常的坐觀其變處事方式，他未對福建方面和陳銘樞採取積極行動，但並不意味著對此無所作為。準備第五次「圍剿」時，蔣在浙贛閩邊區部署警備部隊5個師另4個保安團，這樣的重兵配置，極具防備閩方的意味。尤其是1933年9月，蔣介石令國民黨軍進攻位於閩贛邊境的黎川，應為一石二鳥之舉，既防範贛南和贛東北紅軍的聯繫，對其後來的進兵福建也大有裨益。

1933年10月，陳銘樞活動益繁，陳濟棠曾電蔣介石，請其適當安置陳銘樞、李濟深，以免引起異動，但未得到蔣的積極回應。《陳濟棠電蔣中正李濟琛陳銘樞懇給以名義（1933年10月3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001。稍後，蔣介石又接到戴笠的報告：「陳銘樞前來閩用意在與蔣蔡密商聯絡桂系倒蔣，以求西南切實聯合，反抗中央。」《江漢清電蔣中正轉報陳銘樞赴閩聯絡蔣光鼐蔡廷鍇意圖反抗中央（1933年10月18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90300009011。江漢清為戴笠化名。對此，蔣介石仍然沒有明確反應。11月9日、10日，朱培德連電蔣介石，告以福建陳銘樞等「謀不軌」的消息，建議其速勸時在福州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鎮」。《朱培德電蔣中正接黃實來電陳銘樞等謀不軌（1933年11月9日）》、《朱培德電蔣中正轉報陳銘樞等謀不軌閩將先發》，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002、002090300009012。此時，坐以觀變的蔣介石方才出手。11日，蔣介石致電林森，望林「即日回京」並代勸陳銘樞「回中央襄助一切」。《蔣中正電林森可否勸陳銘樞回中央襄助一切》，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005。1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自我安慰：「陳銘樞入閩作亂，消息漸緊，但無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將有事變的確實消息，蔣當夜「幾不成寐」；次日仍「對閩事，思慮入神，不覺疲乏」。《蔣介石日記》，1933年11月12、16日。16日，他做最後的努力，拿出慣常的封官許願招數，致電蔣光鼐：「許陳軍事總監或參謀總長，內政部長亦可。」《蔣中正電囑蔣光鼐探詢陳銘樞任職意願及其反抗中央之傳聞（1933年11月16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97057。但這樣的表態，未免失之太晚。

事變既起，在判斷其將局限於福建範圍內後，蔣介石迅速確定軍事解決閩變的方針。十九路軍原轄3個師，1933年6月擴充2師，總共有5個師10個旅，每師4000~4500人，加上直屬部隊，實際兵力5萬人以上。參見《閩方逆軍新編部隊番號及各級逆首姓名調查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06~807頁。事變之初，戴笠即向蔣介石報告，閩方「新兵多，逃亡眾，能作戰者不上三萬五千人」。《江漢清電蔣中正十九路軍逃兵眾多請速發兵戡亂》，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90300009326。據此，蔣介石致電汪精衛表示：「總計逆軍號稱六軍十二萬人，實際能作戰者最多三、四萬人。」《蔣介石致汪精衛等電（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與共產黨合作反蔣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對於蔣介石而言，這樣的實力並不足以構成致命危險。何況十九路軍「此次師出無名，其軍心必動搖，幹部錢多，必不如前之肯犧牲」。《電呈預防西南異動及應付閩變之芻見（1933年12月2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第120頁。1933年12月5日，在給駐日公使蔣作賓的電報中，蔣介石樂觀判斷：「閩變必可速平，饒有把握。」《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4冊，第21頁。而陳誠早在12月中旬對事變的趨勢也作出了準確預測：

閩變當不難解決，報載軍事行動多不確。現我軍早至建陽，且建甌尚有劉和鼎所部，閩軍決不能北進。以現在情形觀之，彼只能守延平附近。將來在延平或有一場惡戰，此一戰之後勝負即決定。再進一步，即閩省善後問題耳。所可慮者，或因此引起他方之變動，及日帝國主義者之再侵擾，而共匪亦得苟延也。《德勝關工事已完成此後匪在贛南與贛東北完全隔絕此舉實其致命傷（1933年12月1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248頁。

1933年11月24日，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制定北路軍作戰計劃：「入閩軍應以較匪優勢之有力部隊集中贛東，以主力猛烈壓迫匪第三、第七軍團，乘機推進閩北，以迅速之行動，向南進展。」《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五章，第4頁。12月初，進一步確定攻閩方針為：「以有力之國軍一部編成數個縱隊，由贛、浙邊區分道入閩，先擊破逆軍之主力，並將其餘逆部，由南北兩方夾擊，一舉殲滅之。」《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剿匪戰役述評》，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3，第127頁。具體攻擊部署是：以第二路軍兩師從浙贛邊界的上饒、廣豐入閩，第四路軍兩師從浙西入閩，加上總預備隊兩師於12月15日前集中閩北浦城，準備分由建甌、屏南攻擊延平、水口；第五路軍四個師加上總預備隊一師由金溪、資溪入閩，於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澤附近，負責掩護攻擊部隊側翼，並由邵武、順昌拊十九路軍之背；第三路軍主動向德勝關方向出擊，牽制中共部隊，掩護第五路軍入閩並配合其確保攻閩軍右側背安全；海軍陸戰隊準備進攻福州、廈門。這一部署將進攻重點放在閩北方向，欲乘十九路軍主力「未集中以前，迅速擊破其現駐閩北之部隊」，《蔣介石致蔣鼎文電（1933年12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4冊，第76頁。而在閩西北由於顧忌到紅軍的威脅，以保持警戒狀態為主。

應對紅軍威脅是蔣介石平定閩變不能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蔣判斷「赤匪未必急助偽閩……必在閩北贛樂間地區，以阻止我對閩行動，而以消極助逆」，但在抽調10個師左右兵力入閩時，仍然不敢大意，自我警醒曰：「匪主力既在黎光之間，我軍動作極應慎重也。」《蔣介石日記》，1933年11月29日、12月12日。國民黨軍在江西保持了強厚的兵力，留在江西及贛浙邊境的第三路軍轄7個師的進攻部隊及6個師的守備隊，加上贛西第一路軍部隊，兵力仍數倍於紅軍。對浙江後方地區，也多有部署，事變發動當天，蔣就致電浙江省主席魯滌平，提醒其「閩亂既起，浙防應從速準備」；後又電示浙省：「在龍泉、慶元、泰順、平陽各縣對福建之松溪、政和、壽寧、福鼎之各要隘，從速派員負責，專員修築閉鎖堡並囤積糧秣，以防萬一。」《蔣中正電魯滌平俞濟時閩亂既起浙防應從速準備（1933年11月20日）》、《蔣中正電魯滌平在龍泉等各縣對福建之福縣等各要隘築堡屯糧等蔣介石致俞濟時電（1933年11月26日）》，蔣中正文物檔案

002020200018024、002010200098057。由於江浙一帶為其基本區域，實力堅強，他甚至十分期望閩方攻浙。11月26日，蔣計劃研究「如何使閩逆來攻浙」，晚間有閩方攻浙消息傳來時，他更「不禁轉憂為樂」。《蔣介石日記》，1933年11月26日。為使自身在宣傳上居於主動，蔣電告陳布雷等：「自即日起即宣傳閩逆進攻浙邊慶元、泰順之消息，逐漸發布使國人注意閩逆開釁之罪惡。惟宣傳方法應須有系統與計劃，不可使人知為虛構也。」《蔣中正電陳布雷俞濟時廿日起發布閩逆開釁消息惟宣傳應有系統計劃（1933年12月1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099076。深悉內幕的陳誠在家書中說得很明白：「閩逆軍事行動與報紙所載完全不同，現已處被動，我軍已過建甌、邵武，即可知報載所謂犯浙，不過以禍首予閩逆耳。」《此次勝利確足以慰勞非但為剿匪之關係實開討閩逆勝利之基礎也（1933年12月25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251頁。12月10日，蔣介石親向第五路軍入閩先頭部隊訓話，強調：　　你們第十四軍這兩師人此次同走一路出發，力量非常雄厚，而這一路兵又是土匪和叛逆所料不到的，敵人一定想不到我們能夠有這樣一個實力雄厚的部隊，由我們所決定的這個路線出去，你們這兩師人的目的是要佔取此後戰爭的中心要道，這一點對於剿匪討逆戰爭最後的勝利，實有最大的關係。蔣介石：《為閩變對討逆軍訓話——說明討逆剿匪致勝的要訣》，《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第625頁。

隨後，為防止由贛東入閩時遭遇紅軍阻攔，蔣先發制人，要求第三路軍「由黎川向東南德勝關泰寧方向進展，協同第二路軍堵截偽三、七軍團，冀殲滅其實力，並竭力掩護第二路軍之推進」。《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5章，第5頁。閩變期間，國民黨軍序列調整較大，這裡所謂第二路軍，實際即由金溪—光澤一線入閩的第五路軍。希望通過攻擊贛閩邊境紅軍，將其逼向建（寧）、泰（寧）地區，敞開入閩通道，使入閩軍進展順利。根據這一計劃，12月11日，黎川一帶國民黨軍奉命沿團村向閩贛邊境的德勝關地區進攻，尋找紅軍主力決戰。16日，國民黨軍進佔德勝關，紅軍被壓往泰寧方向。17日，蔣介石又指示：「為防匪由泰寧繞道北竄，擾我第五路軍後方起見，第五縱隊應即佔領金坑。」《蔣介石1933年12月17日電》，《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五次進剿戰史》（上），第5章，第17頁。該部隨即向東北方向的熊村、黃土關、金坑一線推進，截斷建、泰紅軍往光澤一帶的去路；同時加緊構築碉堡，打通、鞏固至光澤方向聯絡，此陳誠所謂「決先完成黎川至德勝關，及黎川至金坑、東山至熊村之封鎖線」。《電呈構築封鎖線計劃（1933年12月21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第119頁。這樣，在由金溪、資溪入閩通道東南方向，國民黨第三路軍構築了一條環形防禦帶，確保其入閩通道安全。由於浙贛邊界和浙西國民黨軍入閩部隊本身就受紅軍威脅甚小，因此，當閩贛邊境入閩通道基本被打通後，國民黨軍入閩事實上有了相當的安全保證。對於德勝關的佔據，陳誠在家書中更揭示出另一層意義：「德勝關工事已完成，此後匪在贛南與贛東北完全隔絕，此舉實其致命傷。尤以黎川附近之豐富資源，現被我掌握，對匪之物資補充更感困難，實可致其死命也。」《德勝關工事已完成此後匪在贛南與贛東北完全隔絕此舉實其致命傷（1933年12月19日）》，《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上），第248頁。

隨著第三路軍的順利進展及第五路軍的入閩，蔣介石對紅軍威脅的提防逐漸減小，原計劃主要用於警戒的自光澤一帶的入閩部隊除留一部分繼續執行警戒任務外，有3個師部隊投入前線，南京政府軍兵力使用更為充裕。25日，蔣介石抵閩北浦城就近指揮作戰，「雖一團一旅之眾，亦親臨訓話，砥礪士氣」；《閩省殘局收束中》，《國聞周報》第11卷第6期，1934年12月29日。同時確定攻擊計劃，以延平、古田、水口作為首期主攻對象。　　延平、古田、水口互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圍據點，直接關係福州乃至整個閩東南地區安危。十九路軍在此卻只是布置了新編的譚啟秀第五軍，分由該軍第六師守延平，第五師兩個團守古田，另一團及軍直屬部隊守水口。而蔣介石布置的圍攻部隊是:第四、第三十六、第五十六3個師攻延平，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攻古田，第九師及第三、第十師各一部攻水口，僅從編製而言，就均為閩軍3倍，至於實際兵力和戰鬥力更遠遠超出。因為「抽調入閩的兵力，全系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並集中了海空軍及炮兵的優勢力量」，宋希濂：《我參加「討伐」十九路軍戰役的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第109頁。而譚啟秀部是十九路軍原補充旅（1933年6月改為補充師）基礎上成立的新軍，戰鬥力和戰鬥意志都有限，這樣的接戰態勢使閩方一開始就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1934年1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其攻擊計劃：「微日攻擊延平城，八日攻擊水口，十日佔領閩清。十三日佔永泰。十六日佔莆田。廿日佔泉州、漳州。」

1月5日，戰事剛一爆發，延平守軍就告不支,南京政府軍第三十六師、第四師、第五十六師分從城南、城東、城東北展開攻擊，守軍退路也被切斷，被迫於次日繳械，延平易手。7日，包圍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軍發起總攻，當天即佔領水口。此時，位於三城犄角頂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蔣介石對古田引而不發，欲以古田作為誘餌，圍點打援。攻克水口當天，他致電前方：「蔡逆決率其主力來援古田，並言十日可達古田附近，逆軍出巢來犯，正我軍求之不得者，現決對古田城逆暫取包圍監視之姿態，不必猛攻。」《國民黨陸軍第八十八師古田圍城之役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764頁。張治中在回憶錄中一力說明是他冒著違背蔣的命令風險堅決主張緩攻古田以爭取守軍投降（《張治中回憶錄》（上），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第92~95頁），證之上述電報，似不可靠。次日，蔣再次強調：「古田城逆，只可包圍，晝夜佯攻，一面嚴密監視，不許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務使蔡逆主力仍來增援古田。」《國民黨陸軍第八十八師古田圍城之役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764頁。9日，當十九路軍一部前出準備北上往援古田守軍時，蔣介石更信心滿滿地指示衛立煌：「逆軍已傾全力來犯古田水口之線，刻已進至白沙以西地區，望兄迅速準備在白沙洪山橋間地區，選擇多數之渡河點，設法渡河，襲擊逆軍側背，整個包圍而殲滅之。」《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33頁。其一心期望以古田為誘餌，吸引十九路軍主力於古田、水口地區實施殲滅。但是，十九路軍並沒有足夠勇氣與蔣在閩北對壘，1月12日，北上往援的沈光漢部與南京政府軍第三師稍有接觸，雖然政府軍根據蔣的指示後撤誘敵，但沈部並未乘勢前進，反而見其「不戰而退，更致狐疑」，《國民黨陸軍第三師參加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747頁。當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卻。其實，根據蔡廷鍇的回憶，1月9日，蔡與陳銘樞、蔣光鼐等放棄福州向閩南撤退，這時的應援行動更多的只是一種姿態。12日，孤處敵後的古田守軍投降。

上述電文、戰報體現出的是蔣介石一意誘敵而十九路軍不敢應戰的過程，此中的蔣介石可謂運籌帷幄、信心滿滿。然而，如果對照蔣介石日記，卻會發現檔案、電文中無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為一個人的蔣介石心態的複雜變幻。戰事爆發後，蔣在日記中對福建方面是否將主力出福州，在閩西主動出擊一直高度關注。就軍事常識言，單純防禦福州幾無可能，水口、古田為福州防禦必守之地。因此，蔣在全面攻擊即將展開時，密切注意：「我軍攻擊水口時，逆部主力由省來襲否？」《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14日。1月6日攻克延平後，他全力注視閩方軍事動向，猜測「福州逆軍，其或反守為攻乎？」《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6日。當時，由於擔心日方借事變有所動作，蔣對進攻福州沒有信心，多次在日記中寫道：「對倭只有避戰，如不得已，則不攻福州，以延平為省會，成立政府」；「對福州叛逆，如果集中負隅，則以封鎖之法處之」。《蔣介石日記》，1933年12月29日、1934年1月1日。如果閩方出福州在閩西決戰，對蔣而言，不失為一個一舉解決閩省的機會，前文中說到的蔣的誘敵之計蓋出於此。但是，十九路軍的戰鬥力畢竟不可小覷，兩軍正面交鋒，成敗也未可料。所以，1月7日，當蔣得到事後證明並不確切的消息，報告「蔡逆果率主力來援古田」時，當時的反應卻並非「吾計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覽史者感慨萬端的「喜懼交集」。《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7日。喜的自然是閩方出擊，其計可售；懼的則是決戰結果，事前難有絕對把握。

古田不守，福州外圍防禦據點盡失，南京政府軍開始向福州推進。與此同時，南京政府海軍早在12月下旬就先後佔領長門、馬尾兩要塞，時時威脅福州安全。1月9日，海軍在廈門市長黃強配合下接收廈門，威脅漳州地區，對十九路軍後方形成巨大威脅。在不利形勢下，閩方向南京提出三項停戰條件：「海軍守中立」、「中央軍在距福州十英里之線停止」、「福州治安交由海軍陸戰隊接收」，《汪兆銘電蔣中正閩逆托日方提出停戰三條件（1934年1月12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117。欲以此退讓換取蔣介石息兵。對此，汪精衛認為「逆軍能如限撤退，如能做到仍為有利」，《汪兆銘電蔣中正閩逆托日方提出停戰三條件（1934年1月12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117。但信心滿滿的蔣介石根本不為之所動，反而加緊對十九路軍的攻擊。四面楚歌聲中，十九路軍撤出福州，向閩南退卻。16日南京政府軍進佔福州。

在進攻福州外圍據點同時，蔣介石已經開始部署從閩西北插向十九路軍後方。1月4日，戰事尚未打響，他在日記中標列的注意事項就有「進取閩南利害之研究」。《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4日。7日，鑒於水口已下，蔣介石考慮：「衛第五縱隊挺進閩南計劃是否實施，當注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4冊，第174頁。次日，電衛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須隱秘中央軍兵力隊號為要」。《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30頁。10日，再電衛立煌，令其渡河南下，行動須守秘密，「不可使逆軍發覺我有渡河企圖」。《蔣中正電衛立煌所部在閩清須極端隱秘（1934年1月10日）》，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18113。永泰地處福州西南部，由此前進可扼住十九路軍退路，蔣的一系列動作旨在於此。因此，蔣介石日記明確記有：「逆軍如向閩南撤退，則第五路仍照原計劃向永春、漳州急進。」《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10日。12日夜，在確知十九路軍將全線後撤時，蔣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進。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餘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進，以行截擊」。《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35頁。如計佔領永泰後，蔣介石大感得意，在日記中寫道：「本日我軍已佔永泰，此心為之大慰，從此必可如計截擊，在莆田海濱殲敵，使之片甲不返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1月14日。

由於蔣在準備圍點打援、誘敵實施殲滅戰同時，已有展開追擊戰的腹案，因此，當十九路軍沿著沿海公路南撤時，南京政府軍從側翼對十九路軍展開所謂「行動之艱苦與神速，俱達極點」《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62頁。的超越追擊，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指揮四路大軍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為目標，直插十九路軍後方。蔣介石要求前方將領：「我軍只要正面穩固，盡可多抽部隊，到達惠安以東或以西地區，分組截斷公路，節節襲擊，橫斷其退路，總須達成一網打盡之目的，以為我戰史創例也。」《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46頁。在南京政府軍快速推進下，全線潰退的十九路軍不斷遭到追擊部隊的堵擊，狼狽不堪。17日，南京政府軍第八十三師已進至仙游，次日，第九、第十師到達。南京政府追兵和奪路而逃的十九路軍在仙游、塗嶺一帶激烈交鋒，雖然南京政府軍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軍並予以消滅，但十九路軍「蒙受巨創，士氣沮喪，致入於不堪再戰之境地」。《國民黨軍衛立煌部鎮壓「閩變」戰鬥詳報》，《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軍事（5），第863頁。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軍佔領，十九路軍大部紛紛向泉州退卻。21日，南京政府軍第三師由廈門嵩嶼登陸，對泉州一帶的十九路軍形成南北夾擊態勢。蔡廷鍇見大勢已去，被迫離開部隊，所部隨即向蔣介石請降，轟轟烈烈的閩變從大規模交戰開始到失敗不過半個月時間即告瓦解，確如軍事發動前蔣介石所言：「閩亂不逾一月，必可敉平。」《蔣介石致汪精衛電（1933年12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4冊，第80頁。　　迅速鎮壓福建事變後，蔣介石順利將福建納入自己手中，對其「剿共」軍事的繼續展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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