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故發展，凝位而昭明

大致而言，當代國人，皆在追求發展中度過一生。

從小被教育，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奮鬥」，這是追求發展;長大邁入社會，為了房車、上學、出國而奮鬥，這還是追求發展;老了身心疲頓，跑去禪修，這下可以不發展了吧?仍然有法師叮囑，你要成佛作祖啊，否則落後退步了，墮入六道輪迴了，可了不得。「荷天倚劍頑石斬，動地揮鞭烈馬奔」，這發展的腳步，這輩子是停不下來了。

心理治療行業，自然也無法倖免，發展觀當道，是本行業主旋律。有人說，你要發展出成熟的防禦機制;有人說，你要發展出安全依戀模式;有人說，你要發展凝聚的自體;有人說，你要修通投射性認同，發展客體關係……發展正念、發展心理化、發展共情、發展自性化，這「發展」之聲，嚶嚶嗡嗡，無處不在。這發展的熱情「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火熱之人往往內心冰冷，火熱「發展觀」也一直在呼喚人民群眾發動洪荒之力，為其狂潑冷水。

魯格?肇嘉的這本《發展與罪惡：發展的心理與限制》就是其中一員。書中，肇嘉梳理了「發展」與「限制」這一對理念的歷史發展，向讀者展示它們在歐洲的社會文化變遷中，是如何互動的。結果顯然是「發展觀」大獲全勝，其勝利之火，以野火燎原之勢紅遍全球。當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不是發展與限制之斗，而是在爭誰發展得更好更快，誰更能讓人類跑步進入極樂世界。

我們這幾代中國人，當然從來也不會質疑「發展觀」，因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父母的父母、老師的老師，遠在魯迅、胡適那一代人開始，就是在這場發展大火中「浴火重生，新鮮烘焙」的。

追求永恆發展，這一指令深深植入我們的腦海，就像它當年深深植入歐美人的內心一樣。但是肇嘉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說：「德爾菲神諭有兩條啟示：『凡事毋多』和『認識你自己』。第二條廣為傳播，開花結果，逼得第一條把自己轉化成『知識再多也不夠』。」

然後，歐洲人就賓士於不斷發展的世界中，失去了中世紀那種限制、停留和靜觀。

在歐洲人不斷發展科技之時，中國士大夫一片靜悄悄，本應該最繁忙的公務員們，居然都號召儒生們「半日靜坐」。這些古人最終成了當代國人嘲笑和挖苦的對象，因為他們反對發展，熱愛梅花、品茶和下棋。

他們的西方知音，大概就是歐洲某些鍊金術士們，我們從《發展與罪惡》這本書可以看到——

如果讓歐洲古代鍊金術士們出來發言，他們大概都會給奮鬥在醫藥產業鏈上的各位科學家差評，認為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不肖子孫。因為在鍊金術士的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中，醫藥生化技術的發展和內心的修養是同步的。故而，一個醫藥發明者，其發明新葯的動機，不僅僅是去拯救、消除外在的病痛，同時也是如何與內心的病魔、神性達成一致的過程。

拯救病人的工作，是煉金者服膺上帝之召喚，為上帝所做之工作。這個工作的動機顯然不能是為了「創新」，更不能是為了「知識產權」。萬萬不能把發明出來的新葯註冊知識產權，賺病人的錢，還不允許發展中國家仿造，因為這相當於從佛像上刮金，這相當於侵犯了上帝的著作權。內心能不充滿罪惡感嗎?

所有現代化的知識分子，無論是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基因定位，還是討論自戀人格障礙的心理治療方案——都是有罪之人，都是註定要活在內疚感中——從弗洛伊德到今天的諸位網路大咖、主任醫師、博導和國務院津貼獲得者。

為什麼?因為我們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把眾神拋到腦後，心中沒有眾神，則必然自封為神，而把阻擾我們發展的各種生物，無論是藏羚羊、原始森林還是印第安人，都視為需要消滅的惡魔。

肇嘉說，「無視界限的征服已然成癮，無視死亡的存在也成了生命導向的神經症……死亡在意識領域中被驅逐，並因此導致了所有限制性禁忌被摧毀…… 弗洛伊德對這一過程有清晰的理解，他曾斷言說，人類會把自己轉化為代用的上帝。」

在歐洲發展觀發展到頂峰之時，榮格遇到了《易經》，他在為《易經》寫序言的時候，起卦得到了鼎之晉卦。(榮格 , 1958)

整部《易經》是討論變化之道的，「發展」和「限制」，當然是變化之道中常見的兩個方面。鼎卦和革卦互為表裡，討論來自上層意識的變革之道。所謂「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像，惟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 。

弗洛伊德、榮格當年意圖徹底革命心理治療界，革命的根據就在於「以鼎養賢，自新新人」。領導這場革命的人需要效法鼎象端正居位，嚴守天命。在湯武革命的熱情背後，便是「正位凝命」的冷靜。

鼎三足一體，與煉金圖《哲人玫瑰園》中墨丘利噴泉的象徵意義一樣，「三公，謂調陰陽，鼎，謂調五味」。具體到心理領域，仍然象徵著我們能夠整合本我、自我、超我，這三公統攝愛本能、死本能之陰陽原則，形成遵循倫理的容器之鼎，在其中調和五大原型——陰影、阿尼瑪(阿尼姆斯)、智慧老人、永恆少年與自性原型。這是鼎卦之養賢之道。具體到臨床上，鼎卦象徵著我們工作中，要革新發展來訪者的人格，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之先，必須首先具有的鼎立之氣，這種氣勢當然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榮格學派的歷史—文化觀。

榮格，可以說在福柯之前就進行了話語考古學的研究，肇嘉則秉承了榮格派的這種歷史文化系統，對父性、倫理、靈魂、發展等話語進行了研究。這種歷史文化的宏大視角，可以讓治療師以社會—歷史—政治的文化視角來看待自己、看待來訪者、看待自己和來訪者的問題，以及看待心理治療這個行業本身。

比如，要是沒有「發展—限制」這對矛盾失衡，就不會有後來的工業革命、歐洲傳統文化解體，自然也不會出現「心理治療師」這個行業，意圖填補宗教解體後留下的靈魂空虛。

如果我們不理解這些文化歷史變遷，就不容易理解來訪者癥狀的文化歷史意義。比如，學習焦慮，我們如果不理解它和文革、和傳統科舉制的關係，就容易在治療中走極端，要麼逼迫來訪者拿出好成績，要麼遊說來訪者變成零蛋英雄。

歷史文化視角幫助我們理解，幫助我們諒解，最終我們還會請求集體無意識眾神諒解我們，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沐猴而冠，自居為神，鳩佔鵲巢，而不知罪。

歷史文化視角是榮格所說的擴充技術的一種，另外一種是進步發展的視角，由「晉卦」所代表。劉一明說，「晉者，進也。卦德上離明，下坤順，由順而生明，用明而行順，順時順理，其明日增。」這是在討論發展過程中，一個人的意識處於如日初升的狀態時，他該如何應對。道家修行者劉一明顯然知道，這時候需要「順明」，而外傾的儒家之人把這個過程投射到君臣關係中，認為這種柔順之道是臣子對待君主的態度。

孔子在評論這一情境時，說此卦之道在於「君子以自昭明德」，行大學之道。一個「自」字，就指出了發展過程中的限制因素，劉一明說，「不明由於自，昭明亦由於自」。此「自」便是自性之「自」義，「此性本來真空妙有，炯炯不昧」，然後自知昭明，戒慎恐懼，防微杜漸，人心自去，道心自彰，氣質自化，真性自現。這看起來是修道的過程，其實類似於心理治療師在每個具體的治療小節中，修通反移情，讓自性之明從坤地之中升起的過程。(悟元子，2011)

這個時候，治療師限制了外在治療進程的發展，而著力於內心的發展，注意力不再遊走於擴充性分析的發展之後，他限制自我，轉而向內，浸洗沐浴於還原分析的黑夜。四象得以和合，五行從而攢簇，鼎器再次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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