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應對來自瑞典的中獎電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第一時刻
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都不啻為整個文藝界與新聞領域內的盛事。各大博彩公司發布自己的賠率榜，似乎標杆著對當年得主的預測，而在坊間也不斷流傳著各種文藝批評家的獨到解說，紛紛攘攘，好不熱鬧。
但對於每個得主來說，突然而至的榮譽倒成了某種「意外驚嚇」。聚光燈「不合時宜」卻又不由分說地打在他們身上，以致總會記錄下一個最原生態的時刻。這個時刻或尷尬、或欣喜、或引人發笑，成為各自文學生命中一樁有趣的軼聞。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終於又與馬爾克斯扯平了
對於略薩來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能都算不了什麼特別時刻了，在一生的大風大浪中，他競選過秘魯總統，又遭遇過三次接連的死亡威脅。他頂著巨大的道德、輿論壓力先後與自己的姨媽、表妹成婚。2010年得知獲獎消息時，他剛剛與表妹帕特里西婭慶祝完金婚紀念日，以致在獲獎致辭中略薩一度因提及妻子而揮淚：「秘魯就是帕特里西婭，我那長著朝天鼻的表妹，堅貞不屈……替我抵擋記者和不速之客……安排採訪和旅行，裝箱子、拆箱子。」
略薩（右）和馬爾克斯。
被打傷的馬爾克斯。
這傳奇般的人生，唯一的惜憾不如說是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緊張關係。1976年2月12日，他們共同於墨西哥城出席一部電影首映式後，馬爾克斯呼喊著「馬里奧」，向好友略薩走去，不料略薩迎面便是幾記重拳。略薩對馬爾克斯大喊道：「你在巴塞羅那對帕特里西婭做了那種事，還敢來見我！」究竟事實如何，兩人都默契地緘口不言，只是三十年形同陌路。比馬爾克斯晚了整整28年，略薩終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老對手馬爾克斯當日發推特稱：「我們終於扯平了。」評論家猜測兩人有和好的跡象。
奧爾罕·帕慕克：荷槍實彈的文學獎
帕慕克遇襲。
2006年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得獎之年，但早些時候他也因為對一家瑞士周刊提及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事件，遭到本國民族極端主義勢力的威脅，以「侮辱土耳其國格」之名將他告上法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此成為一個重大時刻，一方面捍衛了他言論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面他瞬間被突出為這一事件的代言人，土耳其政府在其寓所前專門派遣了警察守衛，並在外出時有保鏢跟隨。帕慕克從此必須小心提防街上會有某個少年對他舉槍射擊。得獎不足三月，因殺人被捕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亞辛·哈亞爾（Yasin Hayal）在押入法庭前高聲威脅著帕慕克的生命安全，為此帕慕克不得不旋即逃離土耳其。
哈羅德·品特：好運還是斷腿（Break a leg！）
獲得諾獎後，哈羅德·品特拄著拐杖在家門前接受記者採訪
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就在自己獲獎的2005年患上了兩種疾病，其一是皮膚病天皰瘡（Pemphigus），其二是某種形式的敗血症，導致行走不便，只能扶著拐杖出行。就在頒獎的前五天，他赴都柏林的一家劇院觀看錶演，結果適逢大雨，從計程車下來時，拐杖一個打滑，他摔倒在地，頭部血流不止。後來他被送去醫院縫了九針。受到疾病、摔傷的困擾，品特的心情大起大落，自以為命不久矣，以致有些媒體都傳出消息：「哈羅德·品特已經去世。」可隨後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使他們又立刻改口傳播起這一喜訊。
品特喜從中來，期盼著早日出院以遠赴斯德哥爾摩受獎。結果就在臨行的11月份，他的傷口又被診斷出感染，被醫生推回了病房，只得拍攝了一段視頻寄給諾獎評委會。演講辭的結尾他寫道：「一個作家的生命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幾乎是毫無保護的活動……但是，確定我們生活和我們社會的真正的真實，是一種重大責任，是我們都不可推卸的。」
奈保爾：憤怒又無禮地受獎
了解過奈保爾生平的人都知道，他生平最愛的兩樣東西，即憤怒和妓女（作者已經在諾貝爾演講辭中向後者親自致敬）。由於自身的英籍印裔背景，他的作品一直關注著那些貧窮又落後的他者文明。孤獨、焦慮、流離失所，這些經歷讓奈保爾越來越憤怒，似乎只有憤怒的攻擊，他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奈保爾起初是不願意接聽斯德哥爾摩的來電的，因為當時他正在刷牙。好不容易接聽後，他又以為是有人捉弄他，勃然大怒。直到在弄明白對方的來電地區以及帶著瑞典腔的英語後，他才多了幾分確信。對方當時擔心地問道：「你不會跟我們扮薩特吧，拒絕這個獎？」結果奈保爾反倒十分開心，發表聲明道：諾貝爾獎「是對我的家鄉英國和我祖先的家鄉印度之一大致敬」。
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作家不應融入社會
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女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收到瑞典來電後，著實受到了巨大「驚嚇」，第一句話竟是：「我決不能去你們那兒拿獎，我有社交恐懼症，不願意見人。」隨後《法蘭克福彙報》對其進行專訪時，她又重申：「我真的不能去現場，當我被關進那樣一個擠滿了人的房間時，我一定會當場倒地死亡。」
結果，耶利內克真的沒有去領獎。她錄製了名為《越位》（Imabseits）的視頻於當年12月10日頒獎典禮上播放，致辭中她討論了作家在社會中的位置。他們永遠是局外人，不能融入社會，因為作家無法正常生活，他必須寫作。最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成員只好親自帶著獎金和證書去維也納，在只有五個人的房間里為她頒獎。
大江健三郎：把光藏在哪裡好呢？
大江健三郎和兒子
大江健三郎有一個摯愛的孩子，大江光。他患有嚴重的智力障礙，智力永遠停留在三至五歲之間。整整半個世紀，大江全家都是以這個孩子為中心，相互扶持著走了過來。大江光出現在大江健三郎無數的小說中，如1964年《空中怪物阿貴》中出生時有著「另一個腦袋」般腫瘤的嬰兒，以及半年後出版的《個人的體驗》中對一種殘疾狀態的關注。大江表示：「我本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健全的人，大概不會去自殺的吧。但是，我有一種感覺，倘若當時不為孩子做手術，任由他感染流行性感冒或其他疾病而死去的話，將我系留在現實生活里的那條生命之索也將斷掉。」因而，大江健三郎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將光藏在哪裡好呢？在哪裡能夠避開世界的敵意？
諾貝爾文學獎的電話是大江光接的——這是他的一個嗜好，接電話。他可以用法語、德語、俄語、漢語和韓語準確地說：「喂，哪位？」於是他接了電話，然後用英語說，不，接著還是，不。然後他將話筒遞給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笑著問評委會：「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絕諾貝爾獎了，抱歉了——我接受。」隨後，家裡仍然是一片寧靜，孩子們靜靜回到自己的房間，光繼續聽著音樂，不知道諾貝爾獎的事情。第二天早上，大江健三郎拉上窗帘，默默地讓記者回家去。
威廉·福克納：不妨飲酒狩獵
威廉·福克納1949年得知自己因「對於美國新文學有力而獨立的藝術貢獻」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他表現得十分鎮靜，坦言道，他只是個農夫，因此不能去斯德哥爾摩親自參加典禮，當然還是十分樂意接受榮譽，特別是那筆豐厚的獎金——三萬多美元，並且不久就將這筆錢用在了自己「綠野農莊」的開銷上。
隨後由於身處偏遠鄉下，他自己封鎖了消息，甚至沒有告訴妻子埃斯特爾。他一如既往地去鎮上取信、送女兒吉爾上學、在書房寫作。當然他知道很快公眾和媒體就會蜂擁而至，於是他參加狩獵營，隱身於大山深林之中。等他回來時，由於嚴重的酗酒問題，無論開心傷心總喜歡喝上一杯，他已經幾乎不成人形。為此，生活上的伴侶（卻不是靈魂上的伴侶）埃斯特爾精心照顧，好讓他能夠在飛往斯德哥爾摩之前恢復理智。
赫爾曼·黑塞：不滿於鬧劇
德國作家、詩人赫爾曼·黑塞早在自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前便已經逃入了瑞士西部馬林的療養院，意在躲避新聞和公眾輿論。
和上述所有作家不同，他並沒有因自己獲獎而驚訝，只是不以為意：「您真的對這個獎那麼在意嗎？我卻不以為然。本來早在十幾年前，當《觀察》和《荒原狼》出版並引起一部分人譏笑、一部分人惡毒拒絕的時候，我就能預言，到經濟復甦和德國下一次失敗的時候，獎金會像雨點般地為我而降，卻沒有價值。」
他隨後在致君特·波莫爾的信中發現了這其中的荒謬，人們為發明了炸藥的諾貝爾舉行盛大的歌舞晚會，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剛剛結束。「今天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一場鬧劇，首先是大型的紀念諾貝爾歌舞晚會，然後是宴會，同時也應該宣讀一篇我的空話。」（文/宋一帆）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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