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迷宮：我們的意識是個什麼鳥，從何而來？

道德迷宮：我們的正確或錯誤的意識從何而來

編譯/郭 仲

我們正確和錯誤的意識從何而來？也許這與推理的關係不大，卻與個人的思維方式關係更密切。

兩難抉擇

一列火車失去了控制，呼嘯而來，這軌道上有五個人。如不採取行動，這五個人必死。你可以選擇按下開關，火車就能轉到另一條軌道上去，但那個軌道上也站著一個人。你將會怎樣做？也許，和大多數人一樣，正確的做法是最大限度地減少流血，你會採取理性的措施，按下開關。

但是，如果情況稍有不同，你又會怎麼辦？這時，你正站在過街天橋上俯瞰著鐵道，火車疾馳而來，鐵軌上仍有五人，但沒有一條可讓火車改道的鐵軌，更沒有開關。在你的面前站著一個魁梧的傢伙。如果將他推下去，橫在鐵軌上，他碩大的身軀足以攔住失控的火車。你這樣做，可以犧牲他一人，換來其他五條人命。你將如何做？大多數人都不會將壯漢推到鐵道上送死，人們認為，主動殺死一個人，即使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也是完全錯誤的。

為什麼兩個在邏輯上完全一樣的情形，卻得到兩種不同的結果？20多年以來，這一思維實驗使很多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感到困惑。人們分成了兩大陣營，一個陣營認為，道德判斷來自理性的思維；另一個陣營則認為，道德的基礎是情感性的。但是，上述火車失控所招致的兩難選擇，並不適合這種黑白分明的思維方式。時至今日，當道德這個題目從哲學家的思考課題轉移到了實驗室的研究課題時，二分法的錯誤就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在研究道德的心理學基礎時，研究人員發現，推理因素和情感因素都起作用。

腦成像研究為二者的相互作用找到了生物學基礎。實驗表明，環境對兩者都起著重要作用。這些研究牽扯到個人的處世方式和公共政策。

1777年，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指出：「最近人們開始爭論道德從哪裡來的問題，是從推理還是從情感而來？」休姆本人傾向於後者，而他的「情感主義」的觀點挑起了他與伊莫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等理性主義者的大論戰，這場論戰持續了兩個世紀。

20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康德學派的心理學家羅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一個理論，他的理論建立在認知學派心理學家吉恩·派格特(Jean Piaget)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派格特強調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理性成分的重要作用。科爾伯格認為，兒童的道德判斷能力，來源於其推理能力。隨著認知能力的增強，抽象推理能力會增強，所產生的道德判斷也就更加敏銳。

早年，進化生物學家率先揭示道德的起源、目的及生物學意義。現在，學者們已達成共識：道德慣例在某種程度上是進化而來的。道德的成分也出現在一些人類之外的其他物種，特別是靈長類動物的種群內。很多動物都具有公平意識，並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行為準則，這些準則加強了它們的社會相互作用，進而發展出該物種的相應策略，用於幫助個體之間的合作，也用於處理相互之間的衝突。這些事實，否定了道德只能是高級推理的論點。

內在直覺

心理學家們也越來越認識到一系列快速、下意識的反應對直觀推斷等心理活動過程的重要性。拿厭惡情緒舉例，當你得到一塊發霉的食物或者腐爛的肉時，你不會想到：「它可能被細菌污染了，所以是危險的，我得離它遠一點。」而是立即想到：「討厭！」並趕快隨手扔掉。

直觀判斷是從哪裡來的呢？弗吉尼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認為：如「謀殺自己孩子的行為是錯的」這種判斷，是一種類似厭惡行為的本能進化。其他如西方社會的「實行死刑不對」的情形，可能是社會化的文化使然，也許與特定的歷史以及文化背景有關。

海德特的研究，支持反射性思想在很多道德判斷中只起有限作用的主張。他們假定了一個特定場景：其中只有兄妹二人，在一個小木屋中度假，決定體驗性生活。彼此都採取了避孕措施，不可能懷孕生小孩，也就不會付出近親繁殖的遺傳代價。從那以後，兄妹倆再也不進行性接觸，跟以前一樣正常生活，既沒有痛苦，也沒有心理學上的不良反應。

很多人並不迴避討論這個問題，而是進而指責這種行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當要求他們指出這種行為為什麼不對時，他們卻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能給你解釋，但我就是認為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耶魯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保羅·伯龍(Paul Bloom)說：不管是先天擁有的還是後天經過社會化獲得的，我們的一些道德直覺並非是什麼推理的產物。他還指出，道德直覺肯定不是道德的全部，推理即使不是道德決策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在道德決策中起重要作用。他說：「例如，人們在性生活上花的時間，要比每天乘坐交通工具上下班上花的時間少得多，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寫一本有關人類屬性的書時，可以將性描述為無足輕重和僅僅滿足好奇心的內容。」

推理的重要作用在於，人們對道德的思考，可以成為道德觀念轉變的催化劑。伯龍說：「人們通過思索得出結論：奴隸制度是錯誤的，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男人和女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對道德問題的深層次思考，可形成新的道德規範，並將作為社會道德構架的組成部分，成為人們未來的行為習慣。

另一方面，道德推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起重要作用。伯龍說：「我們都得決定怎樣過日子，怎樣分配花在家庭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時間，我們對朋友和同事具有什麼樣的責任和義務，我們是否向慈善事業捐贈，是否關注街頭無家可歸的人。這些問題沒有真正的答案，但我們不得不對這些問題加以思考。」

既然道德既具有生物學起源，又具有文化起源。伯龍和其他發展心理學家們就試圖找出哪些人類的道德知識是從進化而來，具有先天性。在一個實驗中，研究人員給12個月大的嬰兒播放一個

動畫片，片中，一個球正在一個山坡上往上爬，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正方形在幫助這個球爬坡，還有一個三角形在阻礙這個球爬坡。後來，球與正方形靠在一起，而三角形仍是單獨的。

根據嬰兒的眼睛在動畫片上停留的時間，得出結論：嬰兒更喜歡球與正方形在一起的片子。這表明，即使是很小的嬰兒也能注意到，那些幫助我們的人是朋友，而那些不幫助我們的人不是朋友。伯龍說：這就是人類道德的基本方面。

決定時刻

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家兼認知學家約瑟華·格林納 (Joshua Greene)和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了解人們在進行道德選擇時的大腦變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情形下不同的大腦反應不同。如果選擇按下開關，大腦中與做「執行」決策有關的大腦前區則變得活躍而行使功能。當決定是否將人推下鐵軌送死的時候，與快速情感反應有關的腦區出現大量的活動。格林納解釋道：大腦中與死亡相關的腦區已經進化得相當完善，按照這一腦區處理的指令，將一個人推去送死，顯然是違背個人道德意願的。

在過街天橋的情景中，除了不同腦區的激活，做決定還需要時間，如果決定將壯漢推下，則需要的時間更長。有證據表明，在人們考慮採取道德上不正確的行動以獲取更大利益的時候，大腦內部就產生衝突活動。這時，前扣帶皮質腦區的活動增強，前扣帶皮質在出現認知衝突的時候會被激活。緊接著，與認知控制以及情感反應抑制有關的大腦區域被激活。在那些決定將壯漢推下送死的人，其大腦中這一激活現象尤其明顯。

格林納說：「了解人們對諸如

幹細胞研究、墮胎和死刑判罰的道德直覺，可以改變我們對這些問題本身的看法。」以人類克隆為例，作為美國總統布希顧問的美國著名生物技術專家李昂·卡斯(Leon Kass)有一個著名的論調：應該禁止人類克隆，因為它令人討厭。伯龍說：「知道這件事情令人討厭本身是一個深奧複雜的情感問題，但這樣卻削弱了道德上的論斷。」 厭惡感覺很容易與道德意識問題交叉在一起。在歷史上類似的情形有同性戀、異族間通婚等，今天，在多數人眼裡，這些已經不再是不道德的了。所以，在通常情況下，打動別人的情感，會比理性的據理力爭所達到的效果更好。

格林納說：如果我們學會了對自己個人的道德假設提出疑問，認真觀察人們是否能夠客觀地維護道德，反思道德假設是否反映了文化、社會團體和時代的歧視與偏見，我們的道德就會進步。

來源：《科技中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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