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三觀：從賜徐達食蒸鵝傳聞看朱元璋頭上的欲加之罪

朱元璋和徐達下棋圖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３１《明史立傳多存大體》，有這樣一段話：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何、韓信（《仕魯傳》）。此二疏系奏帝御覽，必系當日實情，則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著微詞也。

這段文字有幾個明顯的錯誤。劉基、徐達之見忌，不見於《解縉傳》所錄之疏文，徐達、劉基之見猜，非出自李仕魯之疏，實出自陳汶輝之疏，而載於《李仕魯傳》中。說朱元璋賜徐達食蒸鵝，也不見於王文祿的《龍興慈記》，而徐禎卿《翦勝野聞》卻說徐達病疽稍愈後，朱元璋「忽賜膳」，梁億《皇明傳信錄》又說是朱元璋賜食，「有馬肉焉」，徐達食後背疽複發而死。不過，趙翼認為劉基、徐達雖然受到朱元璋的猜忌，但朱元璋並未對他們下過毒手，說所謂賜食蒸鵝實屬「傳聞無稽之談」，「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徐達是獲終天年，而不是被朱元璋毒死的。不料，《廿二史札記》所謂朱元璋賜徐達食蒸鵝之說，竟被後世的明史著作和朱元璋傳記爭相引用，幾成不刊之論，這大概是趙翼始料不及的。

《廿二史札記》卷３２《明初文字之禍》，還輯錄《朝野異聞錄》及黃溥《閑中古今錄》所載因表箋文字詿誤而被殺的傳聞，陳述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案。《朝野異聞錄》今已不存，《閑中古今錄》今存摘錄抄本，未見有趙翼所引之資料。不過，趙翼引用的這些傳聞故事，在《翦勝野聞》《皇明傳信錄》、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鄧球《皇明詠化類編》、王世貞《弇州史料》、黃景昉《國史唯疑》與佚名編輯的《九朝談纂》諸書中都可找到，可見其流傳甚廣，是有所依據的。對賜徐達食蒸鵝之傳聞，趙翼斥之為「無稽之談」，但對這些文字獄案的傳聞未作此種指斥。後來的許多明史著作和朱元璋傳記，無不作為信史加以徵引，藉以批判朱元璋的文化專制主義。

那麼，趙翼徵引的這些文字獄案的傳聞是否可信呢？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已有港台及海外學者著文進行辨析，提出質疑。上世紀七十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陳學霖先生又先後發表《徐一夔刑死辯誣兼論洪武文字獄案》（《史林漫識》，第２５７～２７５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明史研究論叢》第五輯，第４１８～４５０頁，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兩篇長文，進行細緻的考辨。他指出，這些傳聞皆出自弘治至萬曆間的野史稗乘，而不見於官修史書的記載，其間抵牾百出，荒誕可笑，不可視為史實。如趙翼述及文字獄案的起源，本於《閑中古今錄》。今存《閑中古今錄摘抄》載：

蔣清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罹表箋禍。赴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開科取士，向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勛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張士誠），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根據這則文字的記載，所謂表箋之禍始於洪武十七年，但從洪武六年起，朱元璋即數次頒布表箋格式及字諱迴避事例，起草表箋的學官是不可能罔無所知或故意觸犯禁忌的，而查《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八年到三十年，朝鮮貢使柳昫、鄭道傳等因違反表箋成式，都只受到責罰，並未被處極刑。而蔣清高本人，據民國《象山縣誌》卷２３《蔣清高傳》所錄的蔣氏譜牒，繫於洪武九年卒於本縣儒學教諭的任所，亦非於洪武十七年被斬於京師，可知其死與所謂表箋詿誤實不相涉。至於說朱元璋因武臣引孟子「士誠小人也」之句而興表箋之獄，更不可信。孟子原句應讀作「士，誠小人也。」武臣讀作「士誠小人也」，顯然是割裂原文，斷章取義。而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年逾五十，不僅熟習經史，而且擅長文字，親自批答奏章，撰寫詩文，絕不可能為武臣故作曲說的小伎倆所矇騙而大興表箋之獄的。

又如趙翼引《閑中古今錄》之記載稱，洪武年間徐一夔任杭州府學教授，嘗作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但據光緒年間丁丙編校《始豐稿》跋中的考證，徐一夔實際死於建文初年，並非為朱元璋所殺。徐一夔晚年撰寫的《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稱齊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 葬」。至元丁卯為四年，洪武戊寅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此墓志銘的撰寫，亦作為徐一夔至建文初年始卒的有力旁證。趙翼又引《閑中古今錄》的記載稱，高僧來複作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朱元璋閱後大為惱火，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但據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及釋元賢《繼燈錄》的記載，來複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涉嫌胡惟庸黨案被殺的，而非觸犯文字禁忌而被殺。

後來，王春瑜先生還撰有《明初二高僧史跡考析》一文（《明清史散論》，第１８５～１９０頁，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版），考訂明中後期野史稗乘所載明初二高僧史跡之謬誤。郎瑛《七修類稿》卷３４載謂，四明高僧守仁、德祥分別以《題翡翠》《夏日西園》的詩作而遭朱元璋忌恨，「皆罪之而不善終」。王先生指出，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明確記載，這兩位高僧都和朱元璋有著良好的關係。守仁在洪武十五年應召出任僧錄司右講經，三考升為右善世。其母逝世時，奉旨奔喪，特賜鏹裝殮。洪武二十年又受命主持天禧寺，最後示寂於寺，善終天年。德祥也曾「應召浮屠」，十年之間三上京華，與縉紳往來頻繁。他一直活到永樂中，最後「談笑而逝」，亦得善終。《七修類稿》說兩位高僧皆「不善終」，是無稽之談。

陳、王兩位先生還指出，明朝開國以後，朱元璋雖極垂意史事，設有記注官並開局修史，纂成《元史》、日曆及其他政書，但獨缺起居注一類記錄。朱元璋為加強專制主義集權，又大興獄案，厲行文化專制，私家著述不僅數量很少，而且諱言國初史事。明太祖實錄經建文、永樂兩朝三次修纂，又多迴避、竄改之處。這一切，便導致了明初史事的諸多缺略與模糊不清。到了明中後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封建統治的鬆弛，逐漸興起反君權的思潮。此時的朱元璋，按「新鬼大，故鬼小」的世俗原則，已成為無害的聖像，人們便把抨擊的矛頭聚集到他身上，借他這個鞭子來發泄對當朝君主和封建專制的不滿。於是，便出現許多記載朱元璋暴政穢行的野史稗乘。而明中期以後科舉考試制度的推廣、地方教育的普及、書籍印刷行業的發展，士紳與庶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江南市鎮的勃興，又使這些野史稗乘得以廣泛流傳。但是，此時距龍興已逾百年之久，這些採錄閭巷傳聞的野史稗乘，其所記載的明初史跡，自然不可能是全部真實可靠，而是有真有假，真真假假。如果要研究明中後期民間對明初史事包括對朱元璋的認識與評騭，這些野史稗乘無疑是絕好的第一手資料。但如利用來研究明初史事包括朱元璋的生平事迹，則必須先對其中的記載做一番去偽存真的考訂工作，否則就會謬之千里，不可能得出客觀、正確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的一些朱元璋傳記、影視作品和通俗歷史讀物，為了增加形象性和生動性，往往不加甄別地使用這些野史稗乘記載的傳聞故事，就連前人已考訂屬於謬誤失實的傳聞，也照樣引用。依據這些傳聞塑造出來的朱元璋自然是個專橫殘暴、心狠手辣的暴君形象，沒有什麼歷史功績，依據這些傳聞描繪的明代歷史自然也是漆黑一團，沒有絲毫的亮點。這樣的描述雖然帶有強烈的衝擊震撼力，能吸引某些人的眼球，但卻遠離真實的歷史，是不可能使人得到正確的歷史知識，受到歷史的啟迪的。廣大讀者和觀眾，對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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