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柯 文本的革命性
編者按：
保馬今天給大家推送的是崔柯老師所寫的《文本的革命性》一文。本文選自《克里斯特娃文本理論研究》一書的第二章。文章介紹克里斯特娃的「語言革命」思想。克里斯特娃把文本作為一種「可與政治革命相比的實踐」。她批評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形式化和封閉化傾向，只著眼於語言內部的結構關係，忽略了語言的社會政治特徵。而藉助「詩性語言」這樣的概念，克里斯特娃把主體的意識活動和社會性的語言行為統一在了她的文本理論里。在從「符號態」到「象徵態」的過程中，主體並未消失在語言的象徵之網中，而是藉助「詩性語言」完成「記號系統的轉換」，從而體現出主體的能動性和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批判介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思想長期把「主體」視為革命實踐的載體，對社會意識形態的認識又偏重其「形式」方面，這無疑使得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論帶上了些許樂觀的幻覺，其間閃爍著資產階級 「多元民主」意識形態的回聲。本文已由作者授權，感謝崔柯老師的大力支持！
朱莉亞·克里斯特娃
文本的革命性
文/崔柯
《詩歌語言革命》是克里斯特娃的國家博士論文，也是克里斯特娃理論生涯前後兩個階段的一個劃分標誌。[i]在這部論著中，克里斯特娃發展了1966年以來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語言革命」的理論思路，在這一思路之下，文本理論也獲得了一個新的意義空間。在序言中，克里斯特娃提出：「文本是一種可與政治革命相比的實踐：文本發生在主體之內，革命發生在社會之中。」[ii]這裡開宗明義地將文本概念和一種社會政治視野聯繫起來。這一思路是克里斯特娃「解析符號學」思路的集中體現，是其文本觀的發展和深化。
1
符號態和象徵態的辯證法
在《詩歌語言革命》開篇，克里斯特娃提出「意指過程」[iii]的概念：「我們必須首先闡明，與一般意義上的意義理論、語言學理論和主體理論相比，我們運用意指過程這一術語要表達怎樣的意圖呢？」這裡可以看出，首先，「意指過程」是克里斯特娃的一個重要理論術語，代表了她特定的理論訴求。其次，克里斯特娃沒有將「意指過程」的探討限制在意義理論、語言學理論和主體理論各自的領域中，而是試圖將其置放在三個領域的交叉點上。或者說，在克里斯特娃那裡，意義問題、語言學問題與主體問題是緊密聯繫、不可割裂的三個方面，文本的意義生成與主體意識的建構，根本就是同一個問題。這一思路在《詩歌語言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前面提到，解析符號學將「說話主體」的異質性引入意義理論，意指過程就是這種異質性因素介入後的文本實踐：「我們稱這種異質性的實踐為意指過程，一方面，我們指的是，生物性衝動被社會所控制、引導和組織，生產出一種與社會機制有關的盈餘。另一方面，當這種本能的衝動進入語言學代碼和社會交流中的時候，變成一種『實踐』——轉變自然的和社會的壓制、限制和凝滯。」
克里斯特娃指出，現代語言學理論把語言視為一種嚴格的形式客體，將語言系統作為研究對象。這種研究只著眼於語言內部的結構關係，或者缺乏語言的承擔主體，或者把承擔主體視為超驗的主體，從而忽略了語言的「外在的」（outside）特徵。
當時有兩種研究傾向試圖將「外在的」特徵納入研究視野，一種是通過弗洛伊德有關衝動和原發過程（primary process）的論述，通過隱喻、轉喻等概念研究所指和主體的心理機能之間的關係。克里斯特娃指出，這種研究關注了主體的深層心理層面，卻沒有將主體隱秘心理和現實認同統一起來，缺乏一種辯證的意指過程概念：「儘管恢復了破碎身體的概念，這些語言學理論不能闡明身體和俄狄浦斯階段之後的主體的關係，不能指出這種主體所擁有的象徵的和（或）句法的語言。」另一種傾向建立在「陳述主體」（a subject of enunciation）基礎上，這種主體是具有範疇直覺（categorial intuition）能力的現象學主體，範疇直覺將意義的邏輯、語義關係和主體間交流等問題聯繫在一起。但在克里斯特娃看來，這種現象學主體，是一種沒有社會歷史維度的抽象主體，在這種主體基礎上的研究是封閉的，無法容納「異質性」問題。
克里斯特娃認為，這兩種傾向代表了意指過程的兩種模式。她將第一種稱為符號態（la sémioque）的，第二種稱為象徵態（le symbolique）的：「在構成語言的意指過程中，兩種模式是不可分離的，兩者之間的辯證法決定了相關的話語的類型（敘事，元語言，理論，詩歌等）。換言之，所謂的『自然』語言關涉到符號態和象徵態表達的不同類型。」主體既是符號態的又是象徵態的，因此，主體所進行的意指活動也必然包括兩方面，對兩者之間辯證關係的研究，是《詩歌語言革命》研究的起點。
克里斯特娃發展了前面對異質性的闡述，試圖將語言結構植入主體意識之前的潛意識狀態納入到意義理論研究之中。之前的研究模式要麼忽視主體，要麼忽略主體的異質性。克里斯特娃則試圖在符號和語言生成過程中而不是交流模式中進行研究，這涉及到的首要問題是兩個空間——異質性的主體潛意識和系統性的符號空間如何溝通。克里斯特娃提出了一個康德式問題，如果說康德在現象界和本體界的關係中探討人的認識能力的話，克里斯特娃要探討的則是主體如何通過語言、符號層面去認識異質性的、非語言的、前意識的領域。這就將理論觸角引向語言、意義以及主體意識形成的動態辯證的過程，即關注潛在意義表面之下的動態的甚至是洶湧的意義暗流，描述意義生成過程的微妙與複雜。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克里斯特娃將「意指過程」分為「符號態」和「象徵態」。這一區分是克里斯特娃提出一系列重要理論概念的前提，也是貫徹其思路的樞紐。通過這種設定，克里斯特娃將意義過程與主體自我意識的建構過程融合在一起，做了詳細的剖析。
（1）符號態
克里斯特娃用「符號態」描述語言形成之前、主體意識尚未分化的狀態，類似於精神分析意義上的無意識和前意識領域。由於語言尚未形成，語言所代表的規範和秩序不能作用於這個領域。另一方面，主體尚未分裂，自我意識沒有形成，因此，沒有認識的主體存在，起作用的只有前意識領域的衝動（pulsions）。
缺少語言和認識的主體並不意味著沒有意義的流動：「衝動是能量的運動，是內在精神的表徵，我們將衝動的表達稱作『容器』（chora）：一種由不停運動的衝動與衝動的凝滯形成的非表達（non-expressive）的總體空間，這種空間自身充滿運動又受到某種調節。」
「容器」（chora）是克里斯特娃從柏拉圖那裡借用的術語。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借蒂邁歐之口，對宇宙開端和人類起源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其中談到宇宙生成過程中必需的三種存在，即理性原型、原型的摹本與容器。理性原型是「永遠自身同一的」，原型的摹本是「派生的、可見的」，而容器「是一切生成的載體，如同養育者」[iv]。這種載體作為事物的本來狀態，是構成任何事物的原始材料，它無形無性，永恆單一，可以接收任何形式而生成可感物體。[v]克里斯特娃藉助這個術語來描述語言植入主體之前的「符號態」，以區別可藉助語言得到表達的狀態：「容器是一種意指樣態，在這種樣態中，由於缺席的客體還沒有出現，真實界和象徵界還沒有區分，因此語言符號還沒有形成。」符號態是前語言、前意識[vi]的混沌狀態，但仍然有意義在「表達」（articuler）[vii]，只不過，這種「表達」不是以語言為媒介的：「我將符號態稱作節奏、韻律，或者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符號態是夢裡表現的原初場景——近似於無意識的心理功能。這一場景為生存與死亡的衝動所掌控，可能轉瞬而過，也可能編織進交流語言或者語法和邏輯建構的符號語言。」
此外，這種「前語言」領域的運動狀態，儘管是混沌的模糊的，但並不意味著不受社會的影響：「我們強調的是容器被調節的方面：其口語的、姿態的表徵受到我們所說的客觀秩序的制約，這種客觀秩序來自自然或社會歷史因素——如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差異或者家庭結構——的約束。」這裡可以看出，克里斯特娃並沒有將「符號態」視為個體混亂無序的無意識領域，這為將主體建構過程置於社會和歷史之中留下了理論空間。
對「符號態」的描述借用了精神分析理論，設定了一個「前語言」的空間，為意義的產生設定了一個包容的母體。這一設定使克里斯特娃超越了當時的語言學、結構主義研究模式，將理論觸角伸向波濤洶湧的意義暗流進行探險。
（2）象徵態與設定階段（le thétique）
「符號態」是構成「意指過程」的深層、隱秘的心理空間，要進行意義交流和語言活動，「符號態」就要突破自己的封閉性，進行「定位」(position)。「定位」是意指過程的一次破裂，克里斯特娃將這一階段稱之為「設定階段」。
設定階段是主體能夠表達意義的前提條件：「所有的表達，不管是一個詞語還是一個句子，都是設定的。設定需要一個認同。換言之，主體必須分離、穿越它的形象和客體。這個形象和客體必須首先在一個空間中定位，成為象徵態的，因為設定聯繫著兩個獨立的定位，記錄它們或者在一個敞開的組合系統中重新分配它們。」在這一階段中，主體意識分裂並在新的參照空間中重新確立，主客體分離形成對立，這樣，主體從「符號態」進入了「象徵態」。在克里斯特娃看來，標誌符號態向象徵態過渡的設定階段，是前意識領域和意識領域的分界線，它既是意義得到表達的基本條件，也是克里斯特娃一系列理論闡釋的基石，包括「互文性」在內的一系列概念都與這一階段有關。
克里斯特娃反對在現代哲學「超驗自我」的基礎上探討這一問題，認為只有藉助精神分析學說，才可以闡明主體問題。她對「設定階段」的分析，是以精神分析理論尤其是拉康的理論為主要憑藉而展開的。
雅克·拉康
拉康以他所觀察到的幼兒生長中的鏡子階段為出發點，將主體意識的形成過程描述為「鏡像理論」。鏡像階段是主體意識從懵懂中分化出來、在他者的參照之下建構自我的過程。更重要的是，拉康將主體意識形成過程與語言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
拉康的獨創在於從語言的角度重新闡述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理論。兒童在鏡子中看到的是理想自我，這是一個富足的世界。然而隨著「父親」的介入，兒童陷入焦慮，而這個時期恰恰也是兒童接觸語言的過程，兒童無意中意識到，一個符號只有區別於其他符號才有意義，而且一個符號必須以它所指示的客體的不在為條件。以菲勒斯為象徵的「父親」的存在，使兒童意識到其所佔據的地位必須由差異、排除和缺失所限定，他的主體身份是由他與周圍主體的區別與相似關係所構成的，這樣，兒童從想像的領域轉向拉康所謂的「象徵秩序」。從這一過程中湧現的主體是「分裂的」主體，兒童無奈地發現，他從「完美的」想像佔有中被放逐到「空洞的」語言世界，語言只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區別與缺失的過程，現在它只不過在語言鏈上從一個能指到另一個能指運動。鏡子里的「隱喻」世界，已經讓位於語言中的「換喻」世界，意義沿著能指的換喻鏈條產生，沒有人能充分地「存在」於這一鏈條。這種能指的運動，就是拉康所說的慾望的意義。慾望源於缺乏，語言就是靠這種缺乏來工作的：這種缺乏是符號所指示的真正客體的不在。語言分隔開了想像的完美性，尤其是與母親的身體分開之後，就再也無法得到，只能滿足於一些替代物，拉康稱之為「物體小a」的東西，以填塞我們的缺乏。[viii]
以拉康的理論為依託，克里斯特娃將「設定階段」分為兩部分，即「鏡像階段」（le miroir）和「去勢階段」(la castration)。
「鏡像階段」是拉康提出的，拉康將嬰兒第一次在鏡子中看見自己的映像時的興奮反映，視為主體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一個尚處於嬰兒階段的孩子，舉步趔趄，仰倚母懷，卻興奮地將鏡中影像歸屬於己，這在我們看來是一種典型的情境中表現了象徵性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我突進成為一種首要的形式。以後，在與他人的認同過程的辯證關係中，我才客觀化；以後，語言才給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體功能。」[ix]
克里斯特娃將「鏡像階段」與其「符號態」和「象徵態」的區分聯繫起來。「鏡像階段」為語言符號置入主體意識製造出了「空間直觀能力」(intuition spatiale)，也就是說，主體意識的分裂使主體脫離混沌狀態，在新的空間中「定位」自我形象和客體，這為「記號」（signe）[x]的形成提供了條件：「記號可被視為某種聲音，這種聲音是被激發的身體（來自符號態容器）向對面的形象或者客體的映射，在這一過程中，形象和客體脫離了原來所處的連續性。」由於嬰兒開始萌發語言能力恰恰是在鏡像階段，這樣，主體意識的分化、形成過程也就是語言符號置入主體的過程：「我們可以將語言學習看作是定位——分裂——認同過程和符號態的運動之間激烈的、戲劇性的對抗。」應該說，這種論點幾乎是完全來自拉康的思路。
「去勢階段」則是主體在他者參照中重新定位自我的過程。這種關係的發生不僅是主體意識的建構過程，而且是主體進入符號系統並受其支配的過程。克里斯特娃簡要描述了這一階段：起初，母親是主體自我想像的投射，佔據著他者的位置。「去勢」的發現，使菲勒斯（phallus）成為象徵性的功能存在，於是，主體脫離母親形象，向菲勒斯的象徵形象認同，如拉康所論述的，菲勒斯並不是確實存在的所指，而是眾多能指的象徵性集合，主體向這一象徵形象認同，由「符號態」進入「象徵態」的現實秩序領域。
經過「去勢階段」，「設定階段」完成：「設定階段——形象的定位、去勢和符號態動力的定位——是他者的空間，是意義生成的條件，也是語言定位的條件。」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主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就是語言置入主體的過程。「設定階段」的完成意味著「符號態」進入「象徵態」，即主體意識從混沌的自我圓滿狀態分裂，進入他者鏡像的參照空間之中進行「定位」。由於這種參照不是確實的所指，而是眾多能指構成的象徵性存在，這樣，主體建構自我的過程，就是主體進入語言以及語言所代表的現實秩序的過程。由於象徵界代表了主體對理想自我的想像，符號態就將自身運動的方向投向了象徵界。這一主體意識結構表現在語言結構系統中，就意味著「象徵界」充當了「符號態」的能指。於是，符號態/象徵態的主體意識結構與能指/所指的語言系統之間的同構關係，將主體意識與語言系統緊密聯繫在一起。
「設定階段」的完成不僅賦予主體語言能力，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主體意識從盲目懵懂的自我封閉的運動狀態突破出來，進入現實的社會、歷史空間：「能指與所指的分裂等於是獲得了社會認可：第一次社會審查」，而「社會領域是能指與所指的轉換、語言形成的誘因和動力，並制約其過程」。可見，符號態進入象徵態，既是對符號態的規約，又是主體脫離自我封閉狀態進行意義活動的前提。這意味著主體雖然受到象徵態的壓抑，但它卻無法離開象徵態形成的有效的意義交流互動。
克里斯特娃藉助精神分析理論尤其是拉康的理論，將意指過程與主體聯繫在一起：意指過程就是主體意識形成的過程，其中關鍵的階段是設定階段，設定階段既是主體意識和主客體的分裂，又是能指與所指的語言符號植入主體意識的過程。
到這裡，克里斯特娃對意識過程的分析，基本遵循了拉康的思路。這樣的描述顯然是比較悲觀的，人的自我不過是建立在對虛幻的能指的追求上面，主體終其一生，看似為理想努力，實則是一種錯位和誤讀，主體竭盡全力尋找完美的自我想像，然而他所參照的空間，不過是語言的能指所組成的集合體。主體永遠奔波在追求幻影的道路上，如拉康所言，主體是一種「存在的缺失」，一生都為那個想像的完美自我支配，迷失在虛幻的、漂浮的能指中不能自拔。
然而，克里斯特娃正是在悲觀之中發現突破的契機，她繼承了拉康的思路，但沒有止步於拉康的局限，而是往前推進，探求主體反抗與革命的道路。
（3）符號態和象徵態之間的辯證法
既然語言秩序與主體意識是不可分割的，那麼，語言中的革命實踐也意味著主體意識內的反抗活動。克里斯特娃尋找的正是這種主體反抗與革命的道路。
首先，在克里斯特娃那裡，語言的「符號態」和「象徵態」不是絕對獨立的，兩者的分離也不是一個一次性完成的過程，而是處在辯證的動態聯繫之中。符號態認同象徵態，接受象徵態的規約，但並不會完全消失，而是時刻潛伏在象徵態之下，或者說，潛伏在語言系統之下。設定階段聯繫著能指與所指、符號態與象徵態，在設定階段兩邊，一邊是以母親形象為慾望投射的對象的衝動領域，一邊是菲勒斯所代表的象徵態，設定階段「將能指與所指的間距定位為朝向各種慾望和行動，包括超越慾望和行動的極樂感的開放」。
「設定階段」將符號態中的衝動放在了能指的位置，但衝動是自由而盲目的。這種衝動，雖然由語言所代表的象徵態秩序加以規約，但仍然有可能突破限制。這意味著主體意識中語言系統有可能被顛覆，這樣，本來以能指的形式安放在語言系統中的衝動突破能指的鏈條，使主體陷入狂想的迷幻狀態，這種迷幻狀態的最終指向是符號態的衝動領域。根據精神分析理論，這一領域不僅受衝動的支配而充滿狂想，並且面臨著最激烈的衝動——死亡衝動的威脅。語言則充當了一種保護性的防禦結構，語言通過所指為主體分配想像性的關係，使身體在所指中獲得定位，保護身體不受衝動的傷害：「語言既是身體的防禦性結構，也顯露了身體由於死亡衝動潛藏於內的模糊性。如果語言——作為穿越了自戀、自我映射和自我想像的象徵態而構成——通過賦予身體一個能指的位置使身體能通過定位表示自身從而保護身體不受衝動攻擊；如果處在死亡衝動籠罩下的語言是容納衝動所指向的自戀情結的口袋，那麼，如果我們忘記了異質的衝動領域其實始終存在，狂想將會提醒我們。」
可以說，「設定階段」是一個中介，一面聯繫包括死亡衝動在內的各種衝動的暗流，另一面聯繫著包括語言、秩序與他者的「象徵態」秩序。儘管這一象徵秩序不過是虛幻的能指聚集，但卻是主體意識不可或缺的參照。
如前所說，符號態一旦衝破象徵態的封鎖，溢出能指與所指構成的語言系統，就會將精神領域引向混亂無序狀態，導致精神疾病。這顯然不是一條可行的革命道路。
在克里斯特娃看來，「詩性語言」既可以容納「符號態」的衝動能量而又不致於使主體陷入精神疾病。一方面，「詩性語言」激發「符號態」，暴露出沒有能指/所指的語言結構、沒有鏡子、沒有他者的混沌意識狀態。另一方面，儘管「詩性語言」打破「象徵態」與「符號態」的界限，然而由於「詩性語言」也是一種語言活動，是在設定階段基礎上進行的顛覆行為，這種行為雖然激烈，卻沒有完全脫離語言領域。因此，「符號態」與「象徵態」的破裂不會導致精神疾病，而是進入「再度設定」（thétique au second degré），這種再度進行的「設定階段」是在之前的「設定」定位的基礎上發生的，因而不會導致精神障礙。這正是藝術活動區別於精神病的地方。
2
詩性語言的擬真
我們知道，意指過程既是語言行為，也是主體意識活動，拉康的理論將語言和主體聯繫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接下來，克里斯特娃對詩性語言的邏輯進行了描述。
如前所說，符號態衝動並不會完全為象徵態所容納，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符號態衝動無法在象徵秩序中定位，無法獲得所指，成為沒有所指的能指？這樣的話，符號態衝動所形成的詩性語言難道只是沒有意義的空洞能指？衝動的再度設定將認同投向象徵界，這種途徑如何不是自投羅網而在何種意義上成為一種革命呢？
克里斯特娃顯然不會將革命的契機寄托在一種無意識的妄語之上，在她看來，能指必然要實現對象化，找到意義所指。詩性語言並不是完全脫離語言秩序和語言規律，而是有自身的內在規律。克里斯特娃提出了詩性語言生產自身對象的「擬真」特徵。
（1）從命題到指稱
一個完滿自足的混沌意識是不能實現意指活動的，意指過程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是主客體分離，主體和對象分化。根據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意義過程是通過一種主謂關係的判斷邏輯實現的，這種關係中的主體是超驗的現象學主體。這裡的主謂關係是通過主體的陳述（enunciation）實現的，於是，現象學基礎上的意義理論集中於主體的「意向性」來研究意義問題。
弗雷格批評了語言學研究中的心理主體，力圖實現科學客觀的意義研究，他主張將真值作為意義研究的目的。弗雷格指出，人們往往把命題與真的關係看作是主詞和謂詞之間的關係，但是，「命題與真的關係決不可和主詞與謂詞的關係相比。主詞和謂詞（按照邏輯學的理解）畢竟只是命題的組成部分；在認識意義上它們屬於同一層次。將主詞和謂詞連接起來，我們總是僅僅得到一個命題，在這種做法中我們從未將涵義變作指稱或者將命題變作它的真值。我們還停留在同一層次上並未從那裡走向另一層次。正如太陽不能是命題的部分，由於真值不是涵義而是對象，它也不能是命題的部分。」[xi]也就是說，意義不能停留在主謂關係的層面上，他提出意義的指稱(denotation)的概念，一個句子的指稱就是這個句子的真值。真值不涉及具體事物，而只關涉「概念」和「思想」，反映的是語言和現實在概念上的抽象關係。[xii]
當然，僅僅通過指稱也不能解決問題，認識的途徑不在於獲得指稱，如弗雷格所說，所有的語句都是屬於同一指稱的，指稱的細節被抹殺掉了。[xiii]能夠提供給人們認識的，是表述指稱的不同命題。不同命題的指稱雖然相同，但是不同的命題的表述卻能提供對世界的認知。因此弗雷格提出，只有將命題與指稱結合起來才能提供完整的知識，他將認知判斷稱為「從命題走向指稱即真值的運動」。
弗雷格將意指過程視為命題和指稱結合的產物，命題是通過主詞和謂詞之間的邏輯關係實現的，指稱則指向客觀現實存在。「從命題走向指稱」意味著突破意義的純粹形式分析和邏輯分析，將意義的形式研究和客觀存在聯繫起來。20世紀的意義研究注重內部研究和語言的形式分析，如克里斯特娃所批評的，意義研究裡面缺乏主體，排斥了社會歷史維度。弗雷格則重新引入客觀現實的參照，突破了形式分析，將內部分析和外部決定聯繫起來，這就將語言學研究從單純的概念領域、從能指和所指的結構關係的封閉中解脫出來，重新引入語言和現實的關係。
弗雷格
接下來，克里斯特娃將弗雷格的理論與她對主體意識的建構過程的描述聯繫起來，她認為，弗雷格的意指理論不是封閉的，而是指向一個異質性的領域，跨越了兩個層面。
這裡的異質性並不是弗雷格的原意。弗雷格反對從主體心理因素的角度進行意義研究，要求研究的客觀科學，因此，很難說弗雷格會將精神分析意義上的「異質性」納入研究視野。克里斯特娃也承認：「弗雷格沒有闡明使陳述成為某個指稱的意義活動規律，但是當他談到所有真的命題都有『同樣的指稱』的時候，他讓我們看到，主體從符號態容器中分離出來，命名一個客體為真的能力依賴於設定的象徵功能。」這裡，克里斯特娃試圖將自己對主體意識結構的描述和弗雷格的理論結合起來，指出從命題到指稱是從衝動到語言所指的轉換。
不同的命題都通往同一個指稱，如前所說，這裡的指稱不是客觀對象，而是有關客觀對象的概念集合，是有關事物存在的邏各斯。指稱概念在研究一些專名的時候問題不大，但在複雜的意義問題上則容易模糊，因此，弗雷格排除掉了藝術的指稱問題，認為藝術沒有指稱，只有意義。但弗雷格的指稱概念意味著，主體的意指功能是以象徵界為條件的。
克里斯特娃認為，意指過程包括指稱和陳述：「設定對可被意指的客體進行定位：通過設定的定位，意指過程既是指稱（一個客體的指稱），又是一個陳述（一個從所指和意指定位中缺席的、被置換的主體的陳述）。」設定產生了主客關係，通過一種主謂關係陳述出來。這種主謂關係既是主體行為，又產生了命題。既是有關一個主體的陳述，又是有關一個命題的指稱。因此，陳述和指稱是設定的兩個方面。從陳述到指稱的轉換就是符號態衝動為象徵態吸收的過程。聯繫到前面的論述，這一過程是符號態衝動轉換為能指，在代表象徵態的語言結構中取得一個所指，獲得一個位置的過程。這樣一來，弗雷格那裡命題與現實存在的關係，被置換為主體和象徵界的心理結構關係。在弗雷格那裡，一個命題的真值不僅在於主謂關係的有效，還在於和客觀現實的聯繫。在克里斯特娃這裡，客觀現實是象徵界的秩序，一個主謂關係陳述出來的命題，其真值就是是否符合象徵界的秩序。在這裡，「從命題到指稱」意味著主體在象徵界中獲得定位，主體衝動轉化為能指，在語言結構中安置下來。可以看出，這種安置是通過語言結構消融了主體衝動，主體消融在井然有序的語言結構中。
「在語言的同質單位里，語構替換、再現將所指分離出異質空間中的設定。設定製造出來的這種轉換（從衝動到所指）僅被記錄為語構之間的分裂（被調節者——調節者，特徵-安置或者主謂）。」設定將衝動轉換為所指，語構關係陳述出主體設定，實現一個符合語法的句子。可以說，一個符合句法規範的語言單位，意味著主體臣服於象徵秩序，消弭在象徵秩序中。
但是，如前所述，主體符號態衝動不會完全消失，而是會衝擊設定階段。如此一來，指稱和陳述被顛覆，語法規範和句法秩序被顛覆，原來被能指吸納的主體衝動衝破了主謂定位關係以及能指和所指的和諧：「在這種能指的現實化過程中，尤其是在詩性文本里，他異性(alterity)被艱難地維持在純粹能指里以及（或者）在簡單的句法單位里。由於這個他者變成異質的，不能固定在某個位置：它否定所有的項，所有被定位的部分，因此也否定句法，使這些要素有被消解的危險。」
這裡，克里斯特娃著眼的是詩性語言現象。詩性語言因其無法容納於語言規範，往往被視為晦澀難讀的妄語，克里斯特娃則試圖從這些語言現象中發現革命的契機。克里斯特娃將語言和主體意識同構，將溢出語言結構和語法規範之外的主體意識表徵視為未被象徵秩序所規訓的主體動力因素。
藉助弗雷格的指稱，克里斯特娃描述了符號態和象徵態的辯證關係在語言層面的體現。符號態溢出象徵態的定位，缺乏可以定位的對象，在語言層面體現為沒有對象的純粹能指出現。也就是說，「異質性」衝破了定位的結構，將句法結構顛覆。這種現象，克里斯特娃稱之為「文本」，詩性語言是這種現象的集中體現。
我們知道，對象化是意指活動的前提條件，沒有對象，沒有弗雷格所說的指稱，是不能構成意義活動的。那麼，應當如何理解缺乏指稱的詩性文本呢？
（2）擬真
根據弗雷格的理論，命題的真值在於指稱，藝術沒有指稱，只有意義。克里斯特娃則提出，文學並非沒有客體，文學能夠創造出一種「擬真」(mimesis)的客體。在指稱中，命題要與客觀現實對應，語言表達要遵循語法的規範。但事實上，藝術尤其是詩性話語，並不遵循語法規範，而是違背正常的語言秩序，在克里斯特娃看來，這種違背體現了詩性話語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特娃並不完全否認語言秩序和語言學理論預設，而是將語言學原則和詩性語言結合，對詩性語言自身的特殊規律進行了闡釋。
克里斯特娃指出，文學藝術指稱的不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客體，而是一種隱含的擬真客體(connoted mimetic object)：「擬真就是構建一個客體，所依據的不是真理而是逼真，逼真到客體被定位（因此分離，隱含(note)但不是被指稱）。擬真在根本上依靠的是一個陳述主體。這個陳述主體不是超驗的，因為他並不壓制符號態容器而是將容器提升到能指的位置，能指不一定遵守語法定位的規範。這就是暗示的擬真客體。」
首先，這裡的擬真並不否定主體的設定階段：「儘管擬真參與象徵態秩序，擬真這麼做僅僅是重新生產象徵態的秩序，換句話說，生產語法。」詩性語言的擬真，打破了慣常語法規範。通過模仿象徵界的構成，詩性模仿消解了指稱功能，甚至威脅到主體的定位功能。
擬真的途徑是主體通過陳述(enunciation)建構一個客體，如前面所述，這裡陳述意味著一種主謂關係，也就是說，主體進入一種主客體關係中，但主體的符號態不會完全進入象徵界，主體在符號態的支配下，構建一個客體。這裡其實就是前面所說的「再度設定」，這個設定在設定階段基礎之上，不完全否認象徵界。而且這個客體同樣要進入象徵界秩序。但是，擬真客體參與象徵界秩序，會打破之前單一不變的象徵界秩序，也就是說，之前主體認同的是象徵界秩序，這裡擬真客體加入，擬真客體是符號態衝動支配下創造出來的客體，是無法為象徵態吸納而進行定位的。主體在象徵秩序決定的主體意識結構中，又楔入了一個異質的陳述活動，因此，「當詩性語言尤其是現代詩性語言打破了語法的規範時候，象徵態的定位（擬真一直探索的）發現自身被顛覆，不僅意指或者指稱（模擬對抗的）被顛覆，而且象徵界作為意義的擁有者（總是語法的，確切地說，句法的）的地位被顛覆。」這樣，象徵界秩序的顛覆，又進一步影響到主體定位活動。主體要以象徵界為參照定位，象徵界秩序被擬真客體楔入，主體必然也要重新進行定位，但是擬真客體不是一個固定的現實客體，而是主體構造出來的，是不確定的客體：「在我們看來，擬真就是破壞設定，真理不再是一個關聯著語言之外的同一客體的所指。相反，擬真指向一個可由符號態網路構成的客體，這個客體無法在象徵態中定位，因此總是擬真的。」主體再次進行定位，就無法完成一個固定的結構，而是投入一個不停運動的過程之中。
這裡，擬真是主體的一種能動行為，是在拉康描述的主體意識建構的基礎上，尋找突破的契機。在克里斯特娃看來，主體不會完全為象徵界所消融，主體的符號態衝動不會完全被秩序和理性壓抑。符號態衝動會進入象徵態，在象徵界之內顯示出主體的能動性。根據拉康的理論，主體意識的參照系只能是象徵界。但是在克里斯特娃這裡，主體意識能構建出一個擬真的客體。克里斯特娃將這種擬真客體稱為主體陳述的(enunciation)產物，這種陳述是一種主謂關係，是主體建構與世界關係的本體論行為。我們看出，克里斯特娃這裡所說的主體陳述，不是對世界的認識，不是對世界的順從，而是對世界意義的創造，即在現成的世界模式之外，構建一種新的世界意義，建構一種新的主體意識。這種能動的主體性，是克里斯特娃所強調的革命性的體現。
但克里斯特娃並不是要完全取消象徵界的秩序，重構一個全新的主體意識，而是要實現主體和現實壓抑之間的辯證運動。克里斯特娃所說的擬真客體，並不完全脫離象徵界，如前所說，她始終堅持秩序的不可逃離，堅持在秩序之內尋找突破的契機。克里斯特娃的擬真同樣要在象徵界秩序之內，而且要採取語言結構的形式，指向一個意義客體。在這個意義上，她不否定弗雷格的指稱理論的有效性，不否定設定的有效性。但是，「擬真和詩性語言力圖防止設定變得獨斷。換言之，它們防止設定強行掩蓋了設定賴以產生的符號態過程，禁止設定將主體固定為超驗自我，僅僅在科學系統和一神論宗教之內活動」。
克里斯特娃聲明，她堅持語言和設定是真理的條件，而不是將語言和設定作為意指實踐的唯一條件，那只會產生一個超驗的主體，那樣的意指活動沒有生產過程，只是主體意識封閉的循環運動，最後的結果不過是對先驗的主體意識的確證而已。詩性語言以設定為基礎，通過擬真將設定投入辯證運動之中，將意指過程多元化。克里斯特對詩性語言的這種規律進行了描述：
我們知道，弗洛伊德闡明了無意識運動的兩種基本過程：換位和凝縮。克魯謝夫斯基和雅克布森在結構語言學早期階段以換喻和隱喻的概念對其進行了重新闡釋。此後的闡釋則是在精神分析的視野之下進行的。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第三種「過程」——從一個記號系統向另一個記號系統的轉換過程。可以肯定，這一過程是在換位和凝縮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這並不是全部過程。這一過程還包括設定定位的改變——破壞舊有的定位，形成新的定位。新的意指系統可以用同樣的材料創造出來；例如，在語言中，這種改變可以通過從敘述到文本的轉換實現。或者，可以藉助不同的意指材料：比如，從狂歡劇向書面文本轉換。在這樣的關係中我們看到特殊意指系統的形成——狂歡節、宮廷劇、學院話語等幾種不同符號系統的重新分配而產生的小說。互文性一詞可以表示從一個（幾個）記號系統轉換為另一個記號系統。不過，鑒於這一術語通常被理解為對某個文本進行「來源研究」的陳詞濫調，我們不妨用「轉換」這個術語，因為它可以表明，從一個意指系統向另一個轉換的過程需要一個新的設定——陳述和指稱的定位行為——的出現。如果我們承認每一個意指實踐都是一個不同的意指系統（互文性）進行轉換的領域，我們就會明白，表述的「安置」及其指示的「客體」絕不是單一的、完整的等同於它們自身的，而是複數的、動態的平面。由於符號態的複雜多面性，意指實踐涉足不同的符號態層面而出現多義性現象。[xiv]
這裡，克里斯特娃將詩性語言稱為「記號系統的轉換」。這一轉換是在隱喻和轉喻的基礎上進行的「設定」的轉變。如前所說，在《詩歌語言革命》開端，克里斯特娃批評了意義理論研究的兩種傾向，指出隱喻和轉喻研究模式是符號態的，現象學主體基礎上的研究模式是象徵態的，而一個完整的意指過程應包括兩個領域的辯證運動。克里斯特娃通過「記號系統的轉換」將兩個領域聯繫在一起。記號系統的轉換就是主體定位的改變，是主體符號態衝擊下重構與象徵態的鏡像關係，生產出詩性語言文本的辯證過程。
首先，轉換的途徑是通過擬真生產出新的客體。
克里斯特娃對轉換的闡釋，來自弗洛伊德在解釋夢的機制時候提出的「圖像性考察」（considerations of representability），弗洛伊德將「圖像性」稱為「語言的轉換」，這是夢的形成中的關鍵一步，是生產出夢的敘述的關鍵步驟。通過「圖像性」，現實壓抑獲得表達，也就是說，圖像性是符號態衝動取得表達形式的中介。圖像性不是簡單的模仿和再現，而是一種根本不同的意指活動的發生，意味著被壓抑的衝動突破象徵態限制獲得表達。顯然，通過圖像性產生的夢是一種新的意指系統，其參照空間和所指對象都截然不同。在克里斯特娃這裡，詩性語言的轉換也和夢的機制一樣，意味著一個新的意義空間的產生。這個意義空間和慣常的語言結構和語言規範的空間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不能放到慣常的語言規範中來理解，而是一種新的意指活動的發生：「轉換在這裡起著根本的作用，轉換意味著廢除之前的記號系統，經過一個本能的中介過渡到另一個記號系統，用新的圖像型表達出新的系統。」
其次，詩性文本的轉換具有意識形態功能。
詩性語言轉換記號系統，也即突破象徵態的秩序和結構，突破意義的獨斷和單一性，生產出多元的意義空間：「象徵態和符號態的重疊將意指或者指稱多元化：將設定的教條多元化。擬真和詩性語言並不拒絕設定，而是檢驗意指或指稱的真理，將真理顯示。當然，後者用『真理』並不恰當，因為它不關涉弗雷格意義上指稱的真理。這種『第二真理』為了定位自身而重新生產出被第一個真理排除的路徑。」
轉換是對意識形態的介入。這一方面是因為詩性語言和指稱意義上的真理對立，在與指稱意義的對抗中刷新主體意識。而指稱意義的真理是與社會意識形態聯繫著的，詩性語言與指稱的辯證關係的體現就是針對社會意識形態進行論爭。更重要的是，詩性語言不僅直接與意識形態話語進行論爭，而且從根本上質疑意識形態的原則，打破意義空間由獨斷的象徵態秩序控制的單一性，引入多元邏輯，將意識形態結構投入意指過程之中，顛覆意識形態的獨斷和僵化：「詩性語言和擬真看似和教條進行論爭——我們熟悉宗教對它們的使用，但是它們也掀動教條所壓制的東西。這樣，它們不再是封閉在不容冒犯的領域之內的本能的閘門，而是反對這種不容冒犯的姿態。並且，由於意指過程被其活動展露的這種複雜性，意指過程加入社會革命。」
再次，轉換也綜合了克里斯特娃之前的一些理論思路。
「轉換」涉及到克里斯特娃早期創造的一個重要概念——互文性，如前所說，互文性是克里斯特娃在對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基礎上形成的，並通過對拉薩雷小說的闡釋將互文性發展為生產性。這裡，克里斯特娃將互文性和「轉換「聯繫起來，認為互文性不是對文本來源的確定，而是記號系統的轉換，是一個新的設定的出現。這發展了之前的理論思路，使文本概念得到拓展。克里斯特娃將小說視為一種「特殊的意指系統的形成」，是「狂歡節、宮廷劇、學院話語等幾種不同符號系統的重新分配而產生」，這樣，文本的生產性和文本的互文性，和主體的異質性聯繫在一起，發展成為一種革命的文本觀。
3
文本的革命性
與以往藉助語言學模式和現象學主體觀的思路截然不同，主體「異質性」的楔入徹底顛覆了在結構關係之中研究意義的傳統模式，我們在理解文本概念的時候必須注意到它們包含的「異質性」因素。在這裡，文本不再是語言產品，而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動力場域：「文本表達不可表達的東西：文本在意指實踐中承擔了這種功能（符號態的），這種符號態功能不涉及意義問題，在意義形成之前或者忽略意義問題履行自身。」在後來的訪談中，克里斯特娃更明確地指出：文本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符號態侵入象徵態」，「這既意味著主體意識發生危機，又意味著主體表達慾望的加強，由於壓抑被克服，主體暴露於激情之下，同時，主體表達自己，與他人交流。這就是我所說的『文本』。文本類似於雅克布森的詩性語言的概念，但是我的闡釋還包括語言現象的精神分析層面，即無意識和衝動方面。」
可見，克里斯特娃所說的文本，迥異於通常的作品概念，文本不僅涉及語言產品，而且涉及語言形成之前的意指活動，這是「作品」概念無法達到的領域。克里斯特娃在對「符號態」與「象徵態」區分的基礎上，對她此前提出的生成文本（géno-texte）與現象文本(phéno-texte）的概念做了進一步闡釋。
生成文本既包含符號態，又聯繫著象徵態，是衝動能量轉化的場域。在生成文本中，主體意識處於向象徵態轉化的前夕，還沒有形成固定的結構。因此，生成文本涉及到的是動態的意識流動而不是固定的語言結構：「即使出現在語言中，生成文本也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通過結構或生成語言學理解）。不如說，生成文本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試圖表述暫時性的結構（在衝動能量威脅下不穩定的量子，而不是符號）和非意指過程（還沒有形成能指與所指）。」
如果說生成文本是語言的潛在基地，那麼，現象文本則處在語言系統內，類似於通常所講的作品。現象文本與生成文本的區別在於：「現象文本是結構（可通過生成語法學構造出來），遵循交流規範，建立在陳述主體和接受者的基礎上。而生成文本是過程，運動的地帶是相對的、暫時的，形成一條『道路』，而不是局限於交流主體特定信息的兩極。如果兩個概念——生成文本和現象文本——可以用元語言描述出它們之間的不同的話，那麼我們說，生成文本是一種拓撲學，而現象是一種代數學。」
可見，文本概念的立足點，不是語言的結構、系統，而是主體意識領域的動態流動。文本並不是凝固在語言中的意義結構，而是具有強大激發力量的動力場域。這一場域將主體從固定的主體結構和語言系統中激發，使主體回到「符號態」與「象徵態」的界限——設定階段：「設定——人類將自身建構為意指的和社會的主體過程的根基——正是文本經驗所致力達到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文本經驗顯示了主體所能容許自身達到的最勇敢的探索之一，甚至觸及自身的建構過程。然而作為結果，文本經驗也觸及到了社會的基礎。一方面，這種基礎被社會性所剝奪，然而，這種基礎又構成了社會性並可以以破壞或轉換的方式超出社會性之外。」
文本所表徵的經驗，正是主體重構自我意識的階段。作為進入現實空間的代價，主體認同象徵態，這意味著自我意識被社會空間所規約、壓抑。然而，主體並不會完全臣服於社會秩序空間，而是具有自我更新的潛能。這種自我更新，是一種反抗壓制、尋求自由的過程，文本正是這一過程的表現。可見，在克里斯特娃那裡，文本代表了一種具有革命性、反抗性的主體意識活動。
毋寧說，在克里斯特娃那裡，人與文、主體意識與語言活動根本就是同一個問題。文本不是作品，不是具有固定意義的結構或系統，而是激發主體的動力場域。正如羅蘭·巴特所說：「文本是一種生產性……文本時刻都在生產者和讀者之間進行工作。甚至在寫完（固定成型）以後，文本仍然不停工作，維持著一種生產過程。文本針對什麼進行工作？針對語言。文本破壞交際、再現或表現的語言（這些語言讓某個個人或某個團體誤以為是在模仿事物或表達自己），重新構建另外一種沒有邊界、體積龐大的語言，這種語言的空間不同於圖形的、繪畫的、被框定的空間，而是共同遊戲的立體空間，這種立體空間由於擺脫了現實交際（受觀點、意見的支配）以及敘述或推論所要求的真實性的限制，因此，是無邊無際的。」
羅蘭·巴特
讓我們回到《詩歌語言革命》開端提出的「意指過程」的問題。現象文本和生成文本一起構成了意指過程，這意味著，「意指過程」不是存在於語言產品中的固定的意義系統，而是處在「符號態」與「象徵態」溝通、交流的辯證運動過程之中。這種動態關係總是受到某些因素，尤其是某些社會政治力量的壓制。現實秩序的維護者試圖限制「符號態」和「象徵態」之間的交流，力圖將意指過程固定在某個結構或系統之中。
克里斯特娃將打破社會壓抑與限制的契機寄託於「詩性語言」。「詩性語言」是從雅克布森那裡借用的概念。克里斯特娃將前意識的衝動層面置入「詩性語言」的視野，她明確指出：「我力圖擴大雅克布森的概念，將詩性語言理解為符號態楔入象徵態。」詩性語言既包括馬拉美、洛特雷阿蒙等先鋒詩歌文本，也包括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喬伊斯、卡夫卡等作家的小說文本。在這樣的文本中，「意指活動因其包含了衝動的流動、身體的不連貫、政治鬥爭和語言破碎而出現多義、異質和矛盾，只有在最近幾年或者革命時期，意指實踐才將其植入現象文本。」「詩性語言」突破社會的壓制，撕裂現象文本表面，觸及符號態容器（chora），將意指過程從語言結構表層擴展到深邃的前語言領域，展現了意指過程的無限流動。
聯繫到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包括生成文本與現象文本的意指過程，只有通過「詩性語言」才可以實現，而「詩性語言」是符號態楔入象徵態，這正是克里斯特娃對文本的定義。也就是說，克里斯特娃所說的文本，就是具有革命意味的「詩性語言」。
「詩性語言」是符號態與象徵態之間的辯證意指流動，實現這種流動的方式，是衝破語言秩序的規約，溝通「符號態」與「象徵態」。這種溝通的方式是一種「記號」系統的「轉換」，也就是「互文性」。
這裡呈現的文本理論是比較複雜的，而且克里斯特娃往往採取「金蟬脫殼」式的理論策略，在前人的理論觀點、理論概念的基礎上加以改造、深化、綜合，實現自己的理論思路。這使我們很難對文本概念加以概括。這裡，筆者放棄總結、概括的做法，嘗試勾勒一下文本「革命性」的基本理路：
主體意識不是一個先驗的實體，也不是一個固定的結構。主體意識表層結構之下潛伏著洶湧的前意識暗流。前意識領域的運動處於懵懂盲目的運動狀態之中，只有進入現實空間的定位系統，才能進入社會空間，實現意義交流活動。
標誌前意識領域向意識領域轉化的階段是「設定階段」。經由「設定階段」，主體從混沌的前意識領域分化出來，同時，語言系統置入主體意識，主體置身於他者參照空間，與客體和其他主體進行意義交流活動。
然而，前意識領域並不會消失，而是始終潛藏於意識領域之下，衝擊、威脅意識領域。因此，主體是一個在動態過程中不斷建構自身的動態主體。在「設定階段」植入主體的語言，可以為主體意識提供參照空間和「定位」系統，防止主體意識崩潰、分裂。
完整的意指過程不僅存在於語言和意識層面，而且還存在於語言形成之前的前意識領域，意指過程在這兩個辯證聯繫的空間之中進行。意指過程是主體意識在不斷的衝突和運動中調整、建構的過程，其具體體現是使主體回到「設定階段」，重新構造新的自我意識。這一過程受到現實秩序的壓制，現實秩序試圖限制意指過程的流動性，將動態過程凝固化、結構化，將前意識領域消弭在現實秩序空間之中。
文本是一種動力場域，是意指過程的兩個領域——在衝動支配下的前意識、前語言領域的意義流動和意識、語言領域的意義表達之間的「轉換」。「轉換」衝破現實秩序的壓制，溝通前意識領域和意識領域，將主體置於辯證運動的過程中。「轉換」是主體在意識內部重新建構能指與所指關係，更新語言符號系統的過程，同時也是主體介入社會現實、反抗意識形態的革命途徑。
在這一過程中，主體意識暴露於前意識領域中衝動的支配之下，進行自我意識的重構。在這樣狀況下的主體表達，就是文本。
在「詩性語言」中，如馬拉美、洛特雷阿蒙的詩歌，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的小說中，文本的革命性得到充分的展現。詩性語言突破現實秩序，呈現前意識領域的深層暗流，將意指過程完整地呈現，將主體意識動態地展露。
根據以上的勾勒可以看出，文本概念的前提是語言系統與主體意識的同構，這一同構將主體問題與文本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文本是主體意識衝突的表達，主體藉助文本活動獲得解放的動力，實現主體的革命力量。文本概念是對這種動態的、完整的主體意識領域運動方式的描述，是一種「革命」力量的體現。
[i]日本學者西川直子認為，克里斯特娃轉向精神分析的實際活動是從1974年的《詩歌語言革命》開始的。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邏輯》，王青、陳虎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頁。
[ii]Julia Kristev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7。本文所引的《詩歌語言革命》的有關論述，主要依據英譯本，參考了其法文版Larévolutiondu langage poétique, Paris:Seuil,1974。其中涉及到的幾個關鍵詞依據法文版標出。
[iii]「procés de singifiance」，英文譯為「signifying process」，在克里斯特娃那裡，這一過程不同於一般語言學領域的意義產生過程，它不僅包括語言層面上的意義活動，也包括語言形成之前的前意識領域在本能衝動支配下的意義流動。筆者試譯為「意指過程」，以區別完全藉助語言進行的意義交流活動。
[iv][古希臘]柏拉圖：《蒂邁歐篇》，謝文郁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33頁。
[v]《蒂邁歐篇》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是非常複雜的，詳參謝文郁《載體和理型》，見《蒂邁歐篇》，第112—117頁。
[vi]克里斯特娃對「符號態」與「象徵態」的區分顯然是源自弗洛伊德的理論，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機構分為無意識、潛意識和意識三重，克里斯特娃的符號態類似於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和潛意識領域。本文以前意識來指克里斯特娃的「符號態」狀態，以區別於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和潛意識
[vii]克里斯特娃聲稱她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articuler」一詞，在她那裡，「articuler」不僅指藉助語言的表達，而且包括前意識領域的意義流動，區別於僅藉助語言的表達。
[viii]這裡對拉康觀點的理解採取了伊格爾頓的闡釋，參見[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5頁。
[ix][法]拉康：《拉康選集》，褚孝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90頁。
[x]克里斯特娃將「意指過程」分解為從前意識、前語言階段，向意識、語言階段持續進行的各個步驟，其中涉及到語言形成之前的情況，這為我們理解克里斯特娃造成了困難。這裡的「記號」，就是語言主體前意識領域向語言領域轉化的一種表徵，既不同於語言符號，又不等於前意識領域，應當是主體未曾形成語言能力的意向表徵。
[xi]塗紀亮編：《語言哲學名著選譯：英美部分》，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9頁。
[xii]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74頁。Denotation，德文原文為Bedeutung，王路譯為「意謂」。關於這一術語的譯法的討論，可參見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頁。
[xiii][德]弗雷格：《論涵義和指稱》，載《語言哲學名著選譯：英美部分》，第10頁。
[xiv]本段譯文主要根據英文版，參考了法文版。英文版據Revolution in PoeticLanguage, p. 60，法文版據Larévolutiondu langage poétique,pp.59-60。
保馬
PourMarx
※情關西遊話悟空
※每日一書 後人類
※中國小說中的夢境解析——《西遊補》
※每日一書 陳煙橋傳
※民族形象的神聖傳播
TAG:保馬 |
※四方框框｜尼克·奈特～挑戰美的傳統觀念和革命性創意
※九種改變未來世界的革命性技術
※改變未來戰爭方式的革命性武器，俄羅斯領先，美國喊停
※鎚子融資10億將開發AI系統 羅永浩：不是革命性就是准革命性
※改變世界的革命性技術，屏幕下指紋搞掂！
※意大學出台「革命性」新規：教授工資讓學生定！
※默秒全！NV顯卡革命性新技術：性能大爆發
※革命性的人機交互技術：將任何物體都變成遙控器！
※生物樣品中蛋白定量的革命性方法：靶向蛋白質組技術/PRM
※革命性的基因編輯工具靶向癌症的「指揮中心」
※三大革命性創新，帶來神話般的體驗
※安捷倫科技重磅推出革命性三重四極桿質譜儀
※五種機器學習是革命性製造
※革命性安卓旗艦太激進！悲劇了
※歷史上的今天，一部革命性的《婚姻法》
※革命性技術改變世界！海水提取氫能源，化石燃料成歷史？
※量子點光譜儀：帶來人類未來醫療新方式的革命性技術
※革命性藥物有望」治癒「2型糖尿病
※它象徵著一種進化演變而非革命性的設計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