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銀，最終還是垮了！
中國第一代貨幣是銅錢，盛唐之前中國的主要貨幣始終是方孔圓錢。經過了宋代原始自由經濟大發展，銅幣不能適應當時的經濟總量，取而代之的是紙幣——交子、會子、中統交鈔，等等。
為什麼大明帝國會突然放棄紙幣，轉而向銀本位演進呢？
不是大明帝國想放棄紙幣，實在是朱家王朝不爭氣，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紙幣是紙做的，根本就不值錢，值錢的是紙幣背後的信用。大明帝國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亂髮紙鈔，把紙幣背後的國家信用破壞得一乾二淨，明成祖之後大明寶鈔已經基本變成了廢紙。
正統元年，明英宗發布命令：江南府縣必須將四百萬石的糧食貢賦改為一百萬兩白銀，變相承認了白銀的法償貨幣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國完全放棄了金銀交易禁令，被迫承認白銀為帝國的合法貨幣。
《水滸傳》成書於明代嘉靖末年，全書絕無使用紙幣的描寫，甚至用銅錢也罕見，市場交易不論款額大小，幾乎專用白銀。
從幣材有效性來講，白銀為幣的限制是很多的。皇帝權力再大也不能變出白銀來，有多少白銀才有多少貨幣。
白銀貨幣體系束縛了封建專制帝國的掠奪之手，帝國再也不能隨意動用貨幣政策這種殺手鐧來劫掠民間資財，是好事嗎?
未必，因為大明帝國沒有多少銀礦，不適合以白銀作為貸幣。
據《天工開物》記載，大明帝國銀礦分布於湖廣、江西、浙江、雲南一帶，一半以上的白銀產自雲南。即使在雲南行省，每年產白銀不過也就是十萬兩，全年帝國產銀不過也就十八萬兩。
這個數字等於說，整個大明帝國每年所產白銀用幾輛大卡車就能拉走，即使大明帝國放開一切對新興產業的束縛，從國內貨幣供應量來看，原始自由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經濟起飛！無論你想幹什麼，哪伯是擺個地攤，第一位需要做的就是籌集資本。
同時代的西歐卻是大明帝國一個完整版的反證。1510—1600年，新大陸金銀迅速誦入西歐，倏忽而來的金銀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幾乎所有商業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市場，然後就是商業興盛、各行業隨之興盛。在人類剛剛走出洪荒的年代，只有足夠的貿易才能刺激出更精細、更有效的專業分工，而這一切，先決條件是必須有足夠的貨幣。
今天，人們把西方這場持續了近一百年的黃金白銀流入譽為「價格革命」，意思是黃金白銀供應量劇增刺激了國內需求，以紡織業為代表的產業相繼興起，這也是後來工業革命最直接的誘因。
反觀大明帝國，嘉靖年間白銀貨幣化的趨勢已經無法阻擋，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整個帝國開始遭受「銀荒」的困擾。嘉靖四十三年，帝國正式承認白銀為貨幣兩年後，戶部有了這樣的奏報：太倉全年歲入不過二百萬兩白銀，半年不到就已經花掉了一百七十萬兩，過頭稅也不能再收了，順天府正稅每年不過十萬兩白銀，額外加征的稅銀已經到了十一萬兩，所轄大興、宛平兩縣，無論窮富，全村逃亡的不在少數。
嘉靖四十五年，一輩子向神仙行賄的朱厚熜還是沒有看到長生不老報告獲批，終於帶著無限遺憾去跟神仙面談了。
隆慶皇帝剛剛登基，就面臨這樣一種尷尬的局面：大明帝國缺錢，想鑄錢沒有銀礦，想發行紙幣又沒有人承認。時人慨嘆：天下之民最缺的並不是五穀錦帛，而是白銀乏（天下之民，惶惶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辦法總比困難多！
沒有銀礦沒關係，國內沒有，國外還沒有嗎？
隆慶元年（1567年），隆慶皇帝下令，放開海禁、承認私商下海合法、進口白銀，即《明史》中所謂「隆慶開海」。
很多人認為，大航海時代國際貿易集中於西歐與新大陸、非洲、印度，中國沒有參加這場世界性的大變革。
這種想法是極端錯誤的。15—16世紀，確實有很多貨物（請注意，不是商品）從新大陸、非洲、印度運輸到西歐，但這些貨物相當一部分不是買來的，而是搶來的，所以不能稱其為商品。
當時，西歐人做買賣，買的是中國貨！
西歐人對華貿易多是轉口貿易，呂宋、日本、馬六甲、台灣島和澳門是幾個最重要的中轉站。有三條商路最為著名：
從美洲、西歐—呂宋—中國，主要販運中國的生絲、棉織品；
西班牙、葡萄牙與中國台灣、澳門之間的直接貿易，主要販運瓷器、香科、絲綢；
西屬美洲殖民地—日本—中國台灣，每年春節之前，早已來到日本的西方商人揚帆起航，藉助東北季風載著白銀駛向台灣等地，在這裡他們可以買到中國白糖、小麥、絲綢、沉香木、樟腦和陶瓷。
荷蘭地理學家洪第烏斯編製的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明朝版圖
在運回中國貨的同時，所有西方貿易艦船隻向中國運輸一種東西——白銀！
據《美洲的船隊及海難》記載，即使一條小商船也會載有上千條白銀，每條重七十磅！萬曆年間曾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駛往澳門的途中沉沒於東南亞海域，1985年這艘沉睡了幾百年的航船終於重見天日，打撈者驚訝地發現，這艘船上居然裝了整整一萬公斤白銀！
人們都知道，第一代全球霸主西班牙獨佔了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據說，是當之無愧的全球霸主。僅就自銀佔有率而言，還有一個比西班牙更牛的霸主——大明帝國，西歐官方數據估計，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一的白銀流向了中國，而美國學者Barrett等人則認為，三分之一僅僅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如果加上走私，新大陸43%—57%的白銀最終流入了中國！
台灣著名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先生估計，隆慶到崇鎖年間，共1.5億兩白銀從海外流入中國；很多人說「隆慶開海」激發了大明帝國對外貿易，自此，大明帝國商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興起，這也是大明帝國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證明。
隆慶年間大明帝國確實有繁榮的海外貿易，只不過城郭之間的私商同樣沒有撈到任何便宣。 「隆慶開海」並非任何人都可以隨意揚帆遠航，還是要辦很多手續的：首先要在居住地由鄰里進行擔保；然後才能向當地縣、州兩級衙門遞交申請；最後由朝廷海防機構核准，並發給「船引」，即出海貿易的營業許可證。
一個普通商人可能確實去過縣裡、州里的衙門，去朝廷辦「船引」，難度就比較大了。因為，一張船引的價格只有三兩白銀，而一船白銀的利潤卻至少是幾十萬兩白銀。行業准入需要審核，如此低廉的入門費、又有如此豐厚的利潤，要說沒有黑幕鬼都不信，獲得「船引」的入又豈能是私商？
先不要憤怒。
其實，在世界歷史中，商人與帝國權力相結合是一種常態。大航海時代。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都是獲得了王室資助才得以率隊遠航，荷蘭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權庇護下才獲得貿易專營權。
都是帝國支持下的對外貿易，為什麼西歐演進出資本主義，大明帝國卻只有資本主義萌芽，最後連資本主義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國販運出去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生絲、瓷器、香料、絲綢、紡織品……拿回來的只有一種東西——白銀！
《劍橋中國明代史》這樣描述：中國商人想從大多數外國商人那裡得到的是白銀，他們只關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銀而不關心其他西方貨物。
貨物和白銀，二者有區別嗎？
答：有。
——西方大航海時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創新，國內從來沒見過，必然有著極其廣闊的市場，新的貨物帶來了新的產業，新的產業帶來了新的生產能力，新的生產能力又會帶來新的財富。
——反觀大明帝國，這場財富盛宴的獲益者甚至不是帝國統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鏈條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國近現代主要的商人集團基本形成於嘉靖、萬曆年間，比如，晉商、徽商，萬曆朝首輔張四維就是晉商首領，後來的東林黨也是江浙一帶的商人集團。
據《明史》記載，時人感嘆，當今朝廷歲入不過二百萬兩白銀，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敵國了！
海外白銀集中在少數官商手中，絕大部分會成為窖藏，沒有形成新的購買力、沒有創造新的市場、也沒有帶來任何創新……這並不是最壞的結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國並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國內市場，在投資渠道極為有限的農耕社會，土地便成為一種最好的投資渠道。
在原本土地兼并就非常猖獗的惰況下，新湧入的貨幣資本致使地價倍增。我們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漸地區的地契交易記錄，隆慶、萬曆年間的土地價格上漲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產價格尤其離譜，據《劍橋中國明代史》估計，一套尚書、待郎的宅邸價值在七干兩白銀左右，當時一個技藝精湛的手工業者年收入不過只有十二兩。
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帶來了巨量白銀，卻沒有帶來真正的海外財富，畢竟白銀本身不可能提高國民福利，最終所有的財富還是要來源於每一個普通人的生產勞作。
這些白銀最終成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徹底洗劫了整個社會的財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國。
嘉靖、隆慶年間，大明帝國市面上再次流傳一幅新的《流民圖》，所繪城市為魚米之鄉蘇州，大量居無定所的流民湧入了這座以富庶和策繁華著稱的城市，人們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雜耍為生……
大明帝國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銀，真的就國富民強了嗎？
在明代，甚至是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把白銀變為貨幣的人是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
張居正，嘉靖二十六年進士，萬曆初年（1573年）成為內閣首輔，是一個可以與唐代楊炎、宋代王安石相提並論的人物。與揚炎、王安石一樣，張居正也以擅長理財著稱：隆慶年間（1568—1573），帝國太倉幾乎年年虧空二、三百萬兩白銀之巨；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帝國太倉存銀己高達四百萬兩，糧食可供此後數年之用。
《國榷》將當時的情況譽為「海內肅清、四夷懾服」。此前、此後大明帝國都從未有過如此強盛的國勢。
如此成績，張居正身後的評價同樣毀譽參半，有人將他稱為「宰相之傑」、「曠古之奇」、「救時宰相」，也有人說他「專權搜證」、「自作威福」、「苛察」、「擾民」。自張居正去世，這場爭論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世事輪迴，直至今日仍然「迄無定評」。
張居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相信大多數人知道王安石都是從「王安石變法」這個名詞開始，然而，歷代史家極少有人以「張居正變法」來描述張居正，張居正雖然做了和王安石一樣的事情，卻從未標榜自己要「變法」，他所做的一切那是「悉遵成憲」。
王安石打出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看似痛快淋漓，其實不過是花哨的武術套路，近身實戰根本抵不過兇悍的直拳、勾拳。奸臣當道、山河殘破，說穿了是有人拿了不該拿的錢、利用手中的權力分走了太多利益。地攤討價還價尚能爭得面紅耳赤，變法者要重新分配天下之財，又是一場多大的鬥爭？
國事唯艱，舊制度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卻一定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那是無數前人心血的結晶，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絕頂聰明的人，所以這些制度才能歷經百年不變。
在習以為常的舊制度中，突然跑出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打了這個飯碗、扒了那個官衣，脾氣好的寫封信勸一勸(比如司馬光)，脾氣不好的沒準抄傢伙就奔你家去了(比如蘇轍)。
張居正曾這樣評價「變法」二字：今上繼承了祖宗的皇位、臣民、江山與輿圖，變法、變法，今日豈無法、祖宗之法豈惡法？治新者仍舊是原來的那些人，新法不過是幾個新名目，焉能指望舊人依新法？所謂變法，不過是一群宵小自作主張，試圖打破現行利益分配框架另謀利益！
所以，法絕不可輕變！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最需要的不是變法，而是變人、變心，尤其要變官（惟在於核吏治）！只要「悉遵成憲」就能管住這些不可一世的封建官僚。
不變祖宗之法，就收拾不下你們了嗎？
第一個辦法就是要管住當官的，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職責，即，考成法！
「考成法」說白了就是業務考核，今天的金融業員工深受其累，銀行有存款任務、券商有經紀任務、保險有保單任務，年底算賬沒完成任務，您就得「聽狗叫、看豬臉、任務加重工資減」！大明帝國當官原本也沒那麼容易，州道府縣都有稅收指標，朱元璋時代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被一刀咔嚓掉——完不成任務就是貪污了！後來皇帝懈怠政務，封建官僚也就失去了制約，隨著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當官的不敢向官家豪強收稅，考核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在張居正看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為政之初他就宣布：治事並不在那些毫無用處的一紙空文，而難在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如果從來不去考核、不去總結教訓、不去追究責任，人人就會都懷著苟且之念，縱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也難有回天之力！所以，要「月有考，歲有稽」，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
六部及州道府縣都要設立三本賬簿，把每個月該辦的事情都寫在上面，自己留一本、監察機構一本、張居正一本。到時候對賬，不把活幹完，一把手降職！
為了明確考核指標，張居正的第二條辦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財產，向富人徵稅。
帝國太倉年年虧空，完全是因為有錢人通過各種名目掠奪小民土地(曰飛訪、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掠奪土地又隱瞞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團八百五十萬七干六百二十三頃，正德年間朝廷可以徵稅的土地已經不足四百萬頃了，隆慶年間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無一畝田者居然要負擔七八十畝土地的稅收，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輸無地之糧！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連郡邑，編戶末民無衣無食卻要負擔絕大部分田賦，人們焉能不逃亡山林又轉為盜賊？
「向富人徵稅」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並非張居正首創。大唐帝國的楊炎曾經推行「兩稅法」，試圖「唯以資產為宗」向富人徵稅，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麼可能依靠這些人自己剝奪自己的財富？楊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備最基本的社會條件，最終楊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賜死。
跟楊炎相比，張居正還是有底氣的，張居正有楊炎等人不可能具備的一個特徵：楊炎只是宰相，張居正卻擁有絕對權力。
皇帝是中國古代理論上的最高統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論上，事實上經常有人不把皇帝當幹部。在張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個傀儡，有一次張居正讓萬曆皇帝讀(《論語》，這個十歲的兒童把「色勃如也」讀成「色背如也」，結果，張居正怒吼一聲：這個字應該讀「勃」！萬曆皇帝居然嚇得抖如篩糠，估計就如同當年班主任讓我請家長一樣。於萬曆皇帝而言，張居正基本類似於狼外婆之類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萬曆皇帝的時候就經常把張居正掛在嘴邊：使張先生聞，奈何？
按照張居正自己的說法，吾非相，乃攝也！這句話的意思擺在當時其實足以殺頭了，張居正先生早就看不上宰相這個頭銜了（雖然他實際上連宰相都不是），而是要當攝政——真正的皇帝！
攝政至高無上的位置賦予了張居正絕對權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並剿滅一切反對者！萬曆五年，大明帝國開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戶口，無論封疆大吏、勛臣貴戚還是皇室王爺，必須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則，你再牛，總牛不過張攝政，無論官至幾品都要把你發去戍邊！萬曆九年，帝國在冊土地擴大到七百多萬頃，達到了劉瑾整理軍屯以來的最高水平。
萬曆九年，做完以上兩項，張居正使出絕招——「一條鞭法」！
明太祖朱元璋以漢文帝自標，規定帝國田賦不得超過三十分之一。三十稅一的稅率確實不高，實際操作中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在白銀沒有成為貨幣的時代，大明帝國田賦直接收實物，簡單點說就是種什麼收什麼，種蔬菜就繳蔬菜、種桑樹就繳蠶絲、種糧食就繳糧食。您把蔬菜運來了，先在門口等兩天吧，壞了，再去拉一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兩倍；您把糧食運來了，太濕，按三折算、再去拉兩車來，稅率立馬上升三倍；您把蠶絲運來了，陳絲，按一折算、再去拉九車來，稅率立馬上升十倍……
實物稅賦具體按幾折算、稅率上升幾倍，完全要看苦巴巴的小農向胥吏孝敬多少！看起來沒有問題的三十稅一，實際執行下來，無數百姓就這麼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田賦好歹是有標準的，徭役就一點譜都沒有了，帝國每年都要治水、修路、運漕糧……男子十六歲以上就要為國家服役，不到六十不能休息，一般情況下每年一個月。徭役有很多種，有的只是在當地搬磚鋤泥修城牆、有的卻是長途運輸、有的是讓你去前線送死……同樣的活兒放在不同時候結果也截然不同，比如，農閑時節沒人找你，專撿農忙的時候讓你去修路……不能及時播種或收穫，咱這一年的日子還過不過了？
稅制越複雜，封建官僚上下其手的機會就越多。為了根除這些弊病，自嘉靖年間就有很多名臣試圖把稅制化繁為簡，根除胥吏撈錢的機會，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在任淳安縣令時曾經試驗，無論正稅、賦役一律折價為白銀，可惜，這一改革觸動當地強豪的利益，海瑞很快被按上了「魚肉縉紳、沽名亂政」的罪名並被罷官。
海瑞的法子其實是一個好辦法，萬曆九年，在全國土地丈量基本完成的情況下（也有人認為根本沒有完成），張居正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又名「一條邊法」，即把所有的稅收合并到一邊，簡單點說就一句話：把所有的田賦、徭役都改為白銀，具體而言又可分為三個單詞：「賦役合并」、「官為簽募」、「田賦征銀」。
所謂「賦役合并」，就是將各種名目的徭役併入正稅，不再徵發居民為帝國無償幹活。
所謂「官為簽募」，就是不再按人頭計算徭役，誰家土地多、誰家就要服更多徭役。什麼？不願意服役、沒有時間？您不來也行，交錢，收到銀子後官府會僱人替你服役！
所謂「田賦征銀」就更簡單，除部分軍需項目外，田賦一律折銀交納，不再繳納實物。
明人徐希明曾這樣評價一條鞭法：這種方法相對公平，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官府貪墨，便於貧人而不便於豪富之家，便於鄉民而不便於造弊之胥吏。
「一條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減少胥吏盤剝，實際上，「一條鞭法」對歷史的最大作用卻在於影響了貨幣運行，這恐怕也是張居正自己沒有想到的。
在經濟自然演進中建立一種貨幣制度需要很長時間，比如，銅材從進入流通到出現統一的貨幣標準（五銖錢）耗去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千年，西歐貨幣從白銀轉化為黃金也用了將近千年的時間。但是，如果以國家信譽為貨幣背書，這種貨幣很快就會成為人們通用的交換媒介，畢竟國家信用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信用，比如，官交子從出現到為大眾接受只用了不足百年時間——那可是毫無使用價值的一張廢紙。
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中，所有帝國稅賦都必須以白銀完成，這等於說：不但帝國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同時也以帝國的力量鼓勵乃至強迫人們在交易中使用白銀——你可以不用白銀，賺不到白銀如何繳稅？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張居正的結局。張居正推動「一條鞭法」，拿走強勢分利集團千辛萬苦聚斂來的土地。在權力巔峰的時候，數十年宦海沉浮的洞察力就告訴張居正，他極有可能不得善終。在一封與地方督撫的信箋中他這樣說：世事變遷，他日高台可平、詔令可毀，我怕是連一寸葬身之地尚不可得，只不過國事維艱，就讓我做霍光、宇文護吧！
很不幸，一語成讖。
張居正之所以能超越楊炎、王安石，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句話「吾非相，乃攝也」。不幸的是，張攝政和萬曆皇帝存在於同一時空之中，總有一天那個十歲的孩童也會長大，那時候的皇帝便不會允許張攝政存在。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張居正死後九個月，萬曆皇帝宣布張居正犯有謀反、叛逆、奸黨三大罪，甚至險些將他剖棺戮屍。自此，大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總攬全局的人物，帝國則再次陷入一片混亂。
三十六年前，一位意氣風發的少年進士走入了帝國的心臟；三十六年中，夏言、嚴嵩、徐階、高拱一任又一任首輔在他身邊倒下；三十六年後，少年已逝，上柱國、張文忠公回到了故鄉，江陵山水應無恙吧！
六十年後，張居正的兒子張允修已年逾八十高齡，張獻忠逼迫他出山做官，張允修懸樑自盡，張氏家族血脈伴著大明帝國一同消失在歷史長廊之中。
大明帝國，再無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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