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女兒回憶——父輩作家的恩怨、損害和友情
作者:曉風
來源:《北京青年報》
2012年11月,在長城腳下召開了一次「紀念胡風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胡風之女曉風、邵荃麟之女邵濟安、周揚之子周艾若、馮雪峰之子馮夏熊均參加了會議。有與會者好奇地問道,這些人是怎麼走到一起來的?言外之意當然是,他們的父輩間有著若干恩恩怨怨,怎麼現在竟然友好地坐在了一起?讓我們看看胡風女兒是怎麼說父輩間的恩怨的——
說起來,我們的父輩都是左翼文學家,同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他們的鬥爭目標都是黑暗的舊勢力,無一例外都是從青年時起就立志為中國的新文學事業而奮鬥終生,雖然彼此間有文藝理論上文藝思想上的分歧,但他們理應有正常的戰鬥友誼。不過,在那運動不斷的年代,他們間的友誼被扭曲了,彼此間不僅有隔閡、誤解,甚至互相損害,導致了一些恩恩怨怨。
馮雪峰與胡風
馮夏熊曾不止一次回憶,他還是小男孩時,由父母帶著去我家,坐車時短褲被剮破了,我母親拉著他,親切地直接用針線就在他身上縫補好了。這一場景他一直難以忘懷。是的,我們兩家的交往是很早的。父親還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接觸到雪峰和其他湖畔詩人的詩歌。雪峰雖比他還小一歲,但那時就已以「湖畔詩人」著稱於世了。1979年他在為雪峰所寫的唁電中曾坦承雪峰是「我個人青年時期的詩情誘發者」。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與雪峰開始了通信交往,1932年冬他曾回國一次,首次見到了雪峰。他們同是農民的兒子,同樣是靠鍥而不捨的奮鬥走到「外面的世界」來的,既有共同的語言,又有著同樣倔犟的脾氣,兩人談得越發投機,自是相見恨晚。也就在那一年,剛滿18歲的母親參加了左聯,和她談話的領導正是雪峰。
到1933年夏,父親被日本警方驅逐回國。他在日本時就已是日共黨員,但回國後文總方面始終沒有承認他的黨籍。後來,雪峰曾三次通知父親說「你已是黨員了」,但又兩次告訴他說「黨內更難搞,還是留在黨外好些」。他體會到雪峰的難處,也就沒說什麼,甘願做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他信任雪峰為黨內的領導,一切聽從他的安排,力所能及地為黨做些工作。
解放後由於種種原因,兩人有所隔膜,但總的來說相處還是友好的。1953年父親在北京買房時手頭缺錢,雪峰還主動借給了他一大筆錢。在與雪峰多年的交往中,父親對他的某些做法有意見有看法,時有微詞,甚至在私信和日記中譏諷他。現在看來,主要是由於他不理解雪峰處於「組織」內的身不由己,才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1979年在成都,父親雖恢復了自由但尚未正式平反,當得知第四次文代會後要開雪峰的追悼會時,雖然收到通知已晚,但他還是趕著去發了一份300多字的長唁電。在唁電中,他高度評價了雪峰作為詩人、魯迅和黨的聯繫人、文藝理論家和作家的歷史功績。
胡風與梅志
也是在1932年冬回國那一次,父親與丁玲認識了。二人雖是初次見面,但感覺跟老熟人一樣。到1934年六七月時,雪峰交給他一個任務,那就是到車站去接從南京軟禁中借口就醫來上海的丁玲。因胡風是丁玲的熟人,丁玲可以放心接受他的安排。接到後,他按雪峰的意思安排了她的住處和就醫等事宜,直到她回南京。
抗戰期間,身在延安的下玲常給在重慶的父親來信,敘說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幽默風趣,並寄來一些稿件。父親在所編的《七月》和《希望》上發表了不少她的文章,還編印了她的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按丁玲的囑咐將稿費寄給她母親作為生活費。
為了安全,丁玲曾將珍藏的毛澤東寫給她的詩詞手跡特意寄給父親托他保存。老友的信任,令父親十分感動,他將毛澤東的手跡詩詞放在隨身的小皮包夾層內,無論是躲避日機的轟炸還是在香港淪陷後的逃難途中,他一直小心護衛著,毫髮無損。
父親曾在1950年1月1日給母親梅志的家書中寫道:「在這當局文壇,她還是一個可以不存戒心談談的人,也可以說對我很好罷,但我也沒有心情接近她。她回來後我只去過一次,為了看她的母親。」此時的丁玲,已身處文藝領導人的身份,與父親的關係產生了微妙的變化。艾青那時曾給她起了個「鳳姐」的外號,父親後來在私信中也便隨著這樣稱呼。記得1953年我家在北京定居後,曾在新家請她來吃飯,她還送了一個帶紗罩的景泰藍花瓶式的檯燈作禮物。那天,著名作家丁玲給我這個中學生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雍容華貴、談笑風生」。
1955年胡風一案發生,丁玲在嚴峻的形勢下,不得不寫了一篇表態文章《敵人在哪裡》,在《人民日報》發表。就這樣,仍是在劫難逃,遭遇了20多年的厄運,直至1980年才迎來了轉機。上面所說毛澤東寫給她的詩詞手跡,經過一番周折也隨我家的平反被發還,回到了我們手中。母親寫信告訴了她,她讓祖慧夫婦來我家取走,這才真正「物歸原主」了。
丁玲的歷史「問題」於1984年徹底平反後,她馬上告訴我母親,鼓勵我父親也抓緊向中央提出申訴。丁玲始終為她在1955年所寫的那篇表態文章感到內疚,在父親去世後不久,她曾設法找到那篇文章,想據以寫文表達內心中對老友的歉意,可惜終因病重不久後便去世了,未能了此心愿。
邵荃麟的勸告
父親雖自左聯時期才認識荃麟、葛琴,但他早在日本寫文藝評論時就關注他們的文字。1942年至1943年間,父母親和我哥哥自香港撤退後曾在桂林住了一年光景。此時,桂林黨的文化工作由邵荃麟和李亞群領導,父親與他們來往甚密,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查父親這時期的日記,關於邵荃麟夫婦的記載共有34處。從記述可以看出,父親和荃麟是很談得來的,兩家相處和睦,正如父親晚年在回憶錄中所說,「我和他在文藝問題上的看法上從來沒有對立的意見,我認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
到了抗戰後期,情況起了一些變化。作為一位黨內的文藝領導者,荃麟自然是堅持「正統」,接受不了胡風的「異見」,但基於他對胡風的友誼和政治上的信任,他對胡風並不敵對,而是憂心忡忡地試圖去說服胡風改變執著的文藝觀點。儘管荃麟對父親的文藝觀點有的方面有意見,但他並沒有採取粗暴的態度來批判,而是出自對父親的朋友之情表示了擔憂,覺得他走得太遠了。
後來到了1948年3月,由中共南方局主辦、荃麟主編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對父親的文藝思想進行了首次書面批判。即使這樣,父親對荃麟也從無微詞,表示了理解。新中國成立後,邵荃麟擔任了中宣部副秘書長和作協黨組書記等職,已處於領導地位,但二人的私交仍很好。父親一人客居北京時,常到他家做客。小琴曾在文章中說:「胡風常常上我們家,喜歡吃我母親燒的『獅子頭』,他大大的臉龐,一口響亮的湖北話,至今還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家到北京定居後,父親在小院四角栽了四棵果樹,高興地將這小院定名為「四樹齋」,並在一篇文章後面署上了「完成於北京四樹齋」的字樣。在給荃麟看此文時,看到末尾,荃麟很不以為然,誠懇地勸告父親說:「你難道要四面樹敵嗎?」一句話提醒了父親,這一齋名就此胎死腹中,從而也給父親減少了一項罪名。
即便到後來父親被正式批判時,荃麟也告訴《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對父親要尊重,不要歧視他。胡風運動開始後,他也囑咐作家協會的專案組「可劃可不劃的,盡量別劃」,從而避免運動的擴大化。到了反右運動時,他也是如此,以至於別人認為他「態度不夠鮮明」。1964年,他自己則因「中間人物論」受到了嚴酷的批判,最終也列入了因「文藝問題」而受到批判的作家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更是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受到批鬥,住進了秦城監獄,終於不堪忍受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去世。
上世紀80年代,我和母親陪父親去參加一次文學活動,葛琴阿姨坐著輪椅來了。母親激動地上前向她問候,你還認識我嗎?葛琴阿姨笑著沒說話。我們知道她在「文革」中受迫害導致偏癱失語。雖然無語,但我希望,她見到了老朋友應感到高興的。
周揚與胡風
周艾若,最早我是陪母親所在的作協離休老幹部一起外出旅遊時與他相識的。他和母親談他的生母時很是談得來。母親在上世紀30年代時就認識他的親生母親,知道她為了支持周揚革命將自己的首飾都貢獻了出來,是一個很好的賢妻良母,後來卻被周揚拋棄了。母親很為她抱不平。
說起父親和周揚間的關係,那是學者和研究者作為專題寫了不少文章的,自然不需要我來多話。在此我只說兩件真實的事情:一是,父親1946年8月14日在日記中寫道:「郭家晚飯,為周揚餞行之意。」當時,周揚本是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講學考察一年,可是辦理護照時竟遭國民黨政府拒發,只得返回延安。據《晉察冀日報》報道,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風、吳晗40餘人聚集在郭沫若家中為他送別。這應該就是父親日記中所記的此事。當時,大家紛紛為周揚題詞。父親的題詞是:「沒有禮物,把我們的懷念和期待帶到北方去吧。中國已分幽明二界,在幽界中的我們,總要穿過屠刀踩著荊棘走完這條路,直到我們在自由的陽光下面歡呼再見的一天」。可見,不管他與周揚間存在多少矛盾,但他一直視周揚是為了自由的新中國而戰的戰友。另一件是,父親在獄中、「文革」期間,曾兩次拒絕與當局合作,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頭目」周揚以「立功受獎」。他不同意大批判文章中所說的,他一直認為,周揚的問題主要是組織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和理論上的教條主義。不管如何,都應該對事不對人,沒有證據不能任意上綱上線。自己雖然被冤案所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決不願周揚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1980年9月,周揚來到北醫三院,對病中的父親傳達中央對「胡案」第一次平反文件的徵求意見稿,這是25年後他與父親的第一次重逢。當時,我也在場。病中的父親此時分外清醒,還與周揚談起往事,氣氛很好。周揚提到1946年曾到我家做客,父親客氣地說,飯不好,沒能好好招待你。周揚趕緊說,哪裡,哪裡……談到文藝,周揚說了一句,文藝理論上你是最深刻的。那一次,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都沒有向周揚提到一句「文革」中的上述情況,後來也沒有向他人提起過,直至母親寫作《往事如煙》時才披露出來。這就是他們做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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