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法東漸：法律人眼中的上海百年變局

五卅慘案：法律視角下的上海「槍擊案」

從護國戰爭到北伐戰爭，中華民國立國未穩便陷入了中國歷史上早已重複了無數次的南北對峙狀態；而這十三年里上海的諸多法律事件則用其獨特的「政治意味」成為動蕩局勢的腳註。

1913年袁世凱的天壇祭天大典。

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公布《附亂自首特赦令》，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奉令公布「特赦簡章」五條。鎮守使相當於共和國時期的軍分區司令，而「特赦簡章」公布沒多久，身為上海軍方首腦的鄭汝成便被中華革命黨人刺殺；第二年，國民黨黨魁之一陳其美緊步鄭汝成後塵遇刺——當然，兩案的兇手均於上海地方審判廳被判處死刑（陳其美案兇手後改判遠期徒刑），但各界人士心裡都明白，法律背後的槍聲早已蓋過了驚堂木的聲音。

在上海法律史變得凌厲而粗線條的同時，十里洋場里的會審公廨也被一次又一次捲入了政治風波。民國八年（1919年），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以泰東書局「銷售無政府主義書籍」為由判譯者押西牢半年；民國十一年（1922年），以「煽動罷工、擾亂秩序」罪判處李啟漢監禁3個月；民國十四年（1925年），以「在滬宣傳共產主義」為罪名判處陶適逐出租界……其中影響最為巨大的，莫過於五卅慘案。

事件源於中國工人針對日本廠主的罷工事件。雙方交涉過程中，日本代表擊斃工人代表顧正紅並致使七名工人受傷，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報案反而被控以「擾亂治安罪」，於是事態進一步惡化。半月後，顧正紅的追悼會伴隨著遊行示威活動一併展開，隸屬於工部局的老閘捕房遂下令向遊行示威開槍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由此引發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關於「五卅慘案」的作品數不勝數。

當老閘捕房的捕頭愛伏生扣動扳機的那一刻起，五卅慘案便註定將由一場治安案件升格為外交事件。處於戰爭中的民國政府外交部連續三次照會抗議：

「該學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熱心愛國，並不攜帶武器，無論其行為之性質如何，斷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採取適當方法，和平勸阻，遽用最激手段，實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應由租界官吏完全負責……」

「似此蔑視人道，自應由租界官吏完全負責。為此本總長不得不再向貴公使提出嚴重抗議，並請轉達駐京有關係各國公使，迅電上海領事團立飭停止槍擊，以免再肇慘禍……」

「欲以上星期慘事之責任，諉諸一般和平行動並不攜帶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負之，本總長絕對不能承認，仍當繼續抗議。中國政府鑒於此次案情之嚴重，民情之悲憤，僉以為租界官吏，至少須自動的先行取消當地戒嚴令……」

五卅慘案前後，北京內外的政變、內訌、激戰輪番上演，對於戰事日緊的北洋政府來說提出這樣的照會抗議殊為不易。民國十四年（1925年），時任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委派蔡廷乾等人為專使南下與英日等國談判，除了「釋放華人」、「懲凶嚴辦」、「賠償傷亡」等要求外，明確提出「收回會審公廨」，由此不難看出民國官員們對收回本國領事裁判權的殷殷期待。

(北洋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

終究是「弱國無外交」。這一次談判在遭遇各國委員拒絕談判並移至北京進行後，共租界僅將總巡麥高雲、捕頭愛伏生免職，五卅慘案以這樣的交涉結果收場，蔡廷干、段祺瑞乃至整個中華民國國民內心的蒼涼不甘可想而知。然而，歷史的細節總包含著令人意外的黑色幽默：會審公廨終於在談判中被收回，「領事裁判權」這個困擾了中國兩個朝代法律人的法律問題，最終被政治家通過一場政治角力邁出了第一步，如果沈家本在世，面對如此事態，卻不知會做何感想。

更讓人唏噓的還在後面。如果說清朝官員們的努力最終為中華民國鋪了路，那北洋政府的成果最終又花開南京國民政府。會審公廨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元旦被廢止，此時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橫掃江南。三個月後，上海陷落；一年之後，統治中國達十六年的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在這一片亂世攻伐中，中國共產黨也在上海悄然登場。那個被日本人殺死並因此引發五卅慘案的工人代表顧正紅，另一個身份正是中國共產黨員——那一年，毛潤之32歲，蔣介石38歲，即使他們二人，也不會想到發生在上海的這次「槍擊案」，會孕育出一種怎樣的宏大敘事。

福南長沙青年毛潤之雕像。

《一步之遙》：上海灘兇殺案背後的魔幻歷史

歷史的奇妙之處在於，它能同時擁有好幾張截然不同的面孔。就在上海被歷史大勢裹挾進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的同時，上海灘同時也在孕育著一片紙醉金迷、太平盛世；而上海的法律界也在五卅慘案的身後，遭遇了一場傳奇般的兇殺案：閻瑞生案。

這場兇殺案的影響極大，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便取材於此案；同時其影響也頗為久遠，九十四年後，導演姜文再次將其改編成電影，片名便是《一步之遙》。

作為北洋時期上海最著名的兇殺案，閻瑞生案的情節並不算太複雜：故事的主人公閻瑞生賭場失意，後在好友朱子昭家中邂逅王蓮英，見其穿金戴銀遂起謀財害命之心。後閻瑞生向朱子昭借到一輛豪華轎車邀王蓮英出遊兜風伺機悶殺並拋屍麥田，後王蓮英屍體在徐家匯鎮的居民發現，遂案發。

民國老電影《閻瑞生》劇照。

在刑偵技術遠遠稱不上發達的北洋時期，幫會橫行的上海灘並不缺乏兇殺案以填補布衣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為什麼這樣一個聽起來頗為普通的案件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呢？答案隱藏在閻瑞生案諸人的身份中。

賭徒惡少閻瑞生並非普通意義上的亡命之徒，他是頗有些身份的洋行買辦，而且畢業於滬上名校震旦學院；朱子昭則是名門望族，其父乃是上海工商界領袖、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而王蓮英的名頭更引人注目：她是上海一代名妓。當時的上海灘已有「東方巴黎」之稱，聲色產業極其發達，妓女自然成了上海夜生活中最活躍的群體。《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中記載王蓮英「從師學戲，居福祥里，為書寓」，彼時上海灘的妓女大致分為「書寓」、「長三」、「幺二」幾等，其中「書寓」為最高級，由此可見王蓮英在花柳界中的「身價」。清末，上海花柳界已有在妓女中評「花榜」的傳統，而至民國六年（1917年）「花榜」依時代變革改成「花國選舉」，之前的「狀元」、「榜眼」等名號也變成了「總統」、「總理」。當時王蓮英一身 「淺灰袍褲金馬甲」的男裝，以一曲京劇《逍遙津》位列第四摘得「花國總理」之位，自此成為滬上名人，風光無限。

《一步之遙》劇照。

第一屆「花國選舉」召開於民國六年（1917年）12月23日。就在上海灘的達官貴人社會名流為舞台上斗姿爭艷的妓女們歡呼雀躍一擲千金的同時，北洋軍、西南軍閥與護法軍政府正在護法戰爭的川湘前線而焦灼著。從直隸到廣州長達兩千公里的戰線上，段祺瑞、曹錕、馮國璋、吳佩孚等軍閥輪番上場，硝煙戰火此起彼伏，而上海灘里卻一派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

了解到這種時代背景，便不難想像閻瑞生案在上海造成的轟動。大學生、賽馬、名妓、兇殺、搶劫、死刑……作為亂世中的一小方盛世，閻瑞生案涉及的每一方面幾乎都是最能博人眼球的熱點，於是一時間各個報刊大肆宣揚，各種傳奇小說競相問世，各路戲種紛紛跟進，著名京劇演員夏月珊、夏月潤兄弟迅速將其改編成文明戲《閻瑞生》，久演不衰歷時半年之久；徐欣夫、陸涵章、顧肯夫等電影人更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於次年將其搬上銀幕，一時萬人空巷。國難當頭，一個刑事案件居然引發了如此龐大的連鎖反應，中國近代史最為魔幻而摺疊的時代，莫過於此。

褪去時代的喧囂，閻瑞生案畢竟只是一個並不複雜的刑事案件。上海地方檢察廳追查極嚴，閻瑞生很快被抓捕，經會審公廨、松滬護軍使署兩次審理，閻瑞生被判死刑，這一場北洋時期最著名的兇殺案終於塵埃落定。

清末的「妓艇」。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二審的審理機關並不是江蘇上海地方審判廳，而是淞滬護軍使署——這一程序極富時代特色。北洋政府以軍隊為安國之基礎，設置了大量的巡閱使、護軍使與鎮守使。三者均為軍事官銜，民國四年（1915年）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遇刺身亡後袁世凱發布大總統令任命楊善德為松滬護軍使，同時下令「上海、松江鎮守使兩員缺，著即行裁撤」，松滬護軍使署由此經上海、松江兩外鎮守使合并改組。正值非常時期，松滬護軍使署除軍事、警務外亦獲得了不少司法、行政權，這一特殊的建制似乎成為彼時上海戰火氣息的唯一預示了。

《閻瑞生》公映的具體時間為民國十年（1921年）7月1日。22天後，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來自全國各地的12個人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說：「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其實，十七年前的上海，中共一大還沒有召開——那一天正是《閻瑞生》在上海法租界夏令佩克影戲院公映的日子，電影首日票房收入就高達一千三百塊大洋，誰有心情去思考什麼是共產主義？整個上海灘從上到上都沉迷在這個吸人眼球的刑事案件中，遲遲未曾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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