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今天魯迅去世；當時之人怎麼評價魯迅的一生？

文 | 諶旭彬

今天，是魯迅去世整80周年。自五十年代以來，魯迅被深深地烙印在了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不管喜歡或者厭惡，他都是一種無可迴避的存在。

今天的我們，究竟該怎樣評價這一「無可迴避的存在」？或許，把目光拉回到1936年魯迅去世之際，重溫當年的輿論，不失為一種很好的借鑒。

國民政府：魯迅早年提倡白話創作小說，文化貢獻可予以讚揚；晚年轉為左翼，政治主張欠正確寫作也少，應表示惋惜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各方政治力量隨之動作起來。如鬍子嬰回憶道：「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逝世，……當天，我們婦女救國會正在史良家開會，我接到宋慶齡的電話，告訴我這個噩耗，並說魯迅先生的遺體將送到萬國殯儀館，要把葬禮搞成一個運動。我立即召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幹事會，共同商討辦法。」國民政府自然也有所反應。11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曾就魯迅去世的媒體宣傳，下達過這樣一份指導意見：

「查左翼作家魯迅逝世後，各地報紙刊物多為文紀念，閱其內容，復逾常規，殊有糾正之必要，茲指導兩點於下：一、魯氏在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創作小說，於文化界自有相當之貢獻，此點可予以讚揚。二、自轉變為左翼作家後，其主張既欠正確，寫作亦少貢獻，對於這點，應表示惋惜之意。至盲從左翼分子之無謂捧場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應絕對禁止刊載。」

這份指導意見，將魯迅的一生區分為文化、政論兩大塊，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實際上等同於國民政府對魯迅的「官方評價」。

左翼陣營：連夜組織了一支五、六千人的送殯隊伍，使魯迅的葬禮成為「四一二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

左翼方面，據夏衍披露，當時「通過『文委』（主管文化工作的地下組織，首任書記潘漢年）所屬各聯和有關人民團體，連夜組織了一支以『文委』所屬各聯為主的送殯隊伍。包括了學生、店員、女工、家庭婦女，這支隊伍粗粗估計大約會有五、六千人。他們隨著靈車行進，各行各業，每一集團，都安排一個有經驗的『隊長』，以便前後呼應，傳遞消息。群眾沿途高呼口號，在口號中還加入了不少愛國救亡口號。」「由於事前考慮得比較周到，所以魯迅出殯在幾百萬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在夏衍看來，魯迅的葬禮乃是「四一二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

保安方面對魯迅的評價，也是這「政治性的大示威」的一部分。在公開的「追悼電報」里，保安方面主動宣布和承諾：「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起見，決定在全蘇區內：（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十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收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同時要求國民政府做到：「（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後者並未獲得國民政府的任何回應。

圖註：魯迅葬禮出殯

李長之：我敬愛魯迅；但魯迅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往往只迸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方面，所以沒有建設

李長之是國內最早的「魯迅研究者」。魯迅去世後，李在悼念文章中一再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敬愛之情和未能再見一面的遺憾。但其出版於魯迅去世前夕的專著《魯迅批判》一書，仍有著對魯迅的尖銳的批評（該書付印前曾送給魯迅審閱）。

在李長之看來，「魯迅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是沒有深邃的哲學腦筋，他所盤桓於心目中的，並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倘若以專門的學究氣的思想論，他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常說不能確知道對不對，對於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方面，所以沒有建設。」對魯迅的文學造詣，李長之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這是他不能寫長篇小說的第二個原故，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

當然，總體上，李長之對魯迅仍持肯定立場，讚譽他是「國民性的監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運動的保護者」。

聞一多：因為個性的關係，和魯迅認識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1936年10月24日，為紀念5天前在上海去世的魯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在校內舉行了追悼會。追悼會的籌辦並不順利，學生雖然積極，但大部分教授表現冷淡，很多人沒有出席，甚至有以「唱崑曲」為由拒絕參加者。追悼會由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主持。聞一多也在會上發了言。

朱、聞二人雖然雖身在文壇，但都沒有談及魯迅的文學成就。朱以「魯迅先生近幾年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發表什麼議論」為由，迴避了這個問題；讚譽了魯迅「救救孩子」的口號，說「他的一生中他始終幫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後青年人也貼別地哀悼他」。聞一多的朋友梁實秋、徐志摩等大多與魯迅存在恩怨，但聞與魯迅素無往來，唯一一次相見也是在公務場合，彼此並無交流。聞雖然把魯迅和韓愈相提並論，但卻並非讚譽魯迅的文學成就，而只是認為魯迅與韓愈一樣，都是「不勸人做好事，而是罵人叫人家不敢做壞事」。1925年3月，聞一多致函梁實秋，曾將其列入「非我輩接近之人物」，非常不願意刊物前幾期「參入此輩之大名」。追悼會上，聞也隱晦表達了自己對魯迅的不以為然：

「魯迅因為個性的關係，仇人很多，和他認識的人，除了那些喜愛他那種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圖註：聞一多。40年代聞一多進入左翼文化陣營後，對魯迅的評價曾有改變

林語堂：人格上「吾始終敬魯迅」；思想上「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

林語堂是魯迅的好友。魯迅去世之日，林身在紐約，次日始自友人電報中得知消息。一個月後，林寫了《魯迅之死》一文，作為悼念。其中如此剖白自己與魯迅的恩怨糾紛：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迫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響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

這段剖白頗具「微言大義」。略言之，林語堂從人格上肯定了魯迅（「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卻在思想立場上拒絕認同魯迅。「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黨見愈深」等語，更隱約透漏出對魯迅拋棄獨立立場、成為左聯盟主捲入黨爭的不滿。

陳獨秀：魯迅是我的畏友；但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新青年》時代，陳獨秀與魯迅曾有過頗多交往，後日漸疏遠。1932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因陳患有十二指腸及胃潰瘍，國民政府特許濮清泉等人前往獄中輪流看護。據濮清泉回憶，陳在獄中曾如此評價魯迅：

「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偉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我這個期待不會落空。」

所謂「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顯見陳獨秀重視魯迅的文學造詣，但對其以雜文捲入黨爭從事政論，則很不以為然。這樣的看法，至魯迅去世之日，也未更改。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11月，發表《我對於魯迅之認識》，作為遲到的悼念。其中說道：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作為也曾深入卷進黨爭之人，陳獨秀對魯迅「接近政黨」前後（即加入左聯前後）的遭遇的概括，是非常精準的。這大約也是陳高度肯定魯迅的文學天才，卻對他的政論文字深感遺憾的一個重要原因。

圖：陳獨秀1934年攝於南京監獄

王芸生：魯迅嫉惡如仇的精神有大匠風度；但其「尖酸刻薄的筆調」給青年造成了不良影響

王芸生是民國的著名報人。他主持下的《大公報》，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為宗旨。1936年魯迅去世次日，《大公報》第四版全部是魯迅逝世的新聞、照片。其中有一篇題為《悼魯迅先生》的短評，在所有的報道中獨樹一幟，對魯迅褒貶皆有。文章寫道：

「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格和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確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風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划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不良影響。無疑的，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許多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11）

據王芝琛披露，這篇文章雖未署名，實際上出自他的父親王芸生之手。王當時是負責凌晨看大洋的編輯主任。短評刊出後，正為魯迅守靈的巴金「氣得跳了起來」；與魯迅交往頗多的蕭乾（1935年已加入地下黨），則大鬧報社，以辭職相挾，要求報社公開道歉，處分執筆者。《大公報》只得以再刊登一篇由蕭乾執筆的全方位盛讚魯迅的文章的方式，將此事平息。王芸生與魯迅素無交往，文章的褒貶，全出自其個人對魯迅的觀感。此番風波讓他始料未及。當然，他當時更不會想到，這篇文章會變成一團陰影，一直籠罩著他的後半生。

今天民間輿論界對魯迅的各種不同評價，都曾在1936年魯迅去世之日出現過；評價的高度分化是好事

以上，只是魯迅去世之日，較為典型的幾種評價。惟進入50年代以後，此類評價即無立足之地。許廣平奉命撰寫《魯迅回憶錄》時，也已只能採取「個人執筆，集體討論、修改」的方式。如周海嬰所言，「確切地說許廣平只是初稿執筆者，『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容更加充實健康』，是要經過集體討論、上級拍板的。因此書中有些內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12）

今天的民間輿論界對魯迅的評價，已不再定於一尊，而是高度分化。很多人對這種高度分化感到非常地不舒服，乃至於借魯迅之言哀嘆「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個有了英雄卻不懂得敬重和愛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民族」。其實這種哀嘆大可不必。須知今日民間輿論界對魯迅的種種評價，都曾出現在1936年魯迅去世之日，都曾出現在李長之、聞一多、林語堂、陳獨秀、王芸生……這些人的筆端。這種高度分化，才是評價魯迅時應有的良性常態。惟須注意任何一種評價，都必須依據可信而非捏造的史實（如指責魯迅拿盧布，即無史料可以證明）。

圖註：《申報》1936年10月20日關於魯迅去世的報道

注釋

鬍子嬰，《憶「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收錄於《「一二·九」以後上海救國會史料選輯》，1987。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P1342。夏衍，《左翼十年》，收錄於《中國左翼電影運動》，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P827-828。中共中央等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P357。李長之，《哀魯迅先生》，1936年11月，載於《瀟湘漣漪》月刊（長沙）第二卷第八期。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三聯書店，2014，P181-182。該書初版於1935年。顏浩，《聞一多：新文藝和文學遺產》，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P52-56。林語堂，《魯迅之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紐約。載於1937年1月1日上海《宇宙風》半月刊第三十二期。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24卷 第71輯》。陳獨秀，《我對於魯迅之認識》，1937年11月21日。載於《宇宙風》第五十二期。（11）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P39-42。（12）王錫榮，《許廣平〈魯迅回憶錄〉原稿解讀》，收錄於《認識中國的一扇窗》，灕江出版社，2014，P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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