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談二十世紀的誕生：誰製造的抑鬱症？

汪暉談「二十世紀」的誕生

去年，汪暉教授出版了《短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一書。本周，澎湃新聞發布了對汪暉教授的採訪《「橫向的」二十世紀的政治時刻（上／下）》。在其語境下，「二十世紀」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後的「作為短世紀的漫長的革命」。

汪暉教授

首先，汪暉指出，「二十世紀」的誕生讓我們同時面對「十九世紀」的問題和「二十世紀」的任務。在帝國主義的全球體制的確立過程中，我們的歷史敘事較之過去發生了重大斷裂，我們理解歷史、解釋世界甚至宇宙的框架被替換了。「二十世紀」並非從中國自身歷史中自然衍生出來的，而是我們把其他世界納入自己的歷史裡，同時也把自己的歷史當作全部歷史的一部分，第一次使歷史變成了總體史，這是汪暉提出的「橫向的」二十世紀。在他看來，中國「二十世紀」之前的前史並不存在，它存在於別人的歷史中，所以我們思考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和全球問題，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十九世紀」問題。我們的「十九世紀」問題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而來的、一系列現代化方案——軍事、工業、教育、城市等的現代化。於是，我們同時面對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處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本身的問題——工業化的問題、民族主義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連真正的工業基礎和成熟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條件都不具備，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也不完備。

其次，汪暉引出「替換」的概念，來解釋二十世紀政治化的空間。我們試圖用適用於歐洲近代變遷的範疇、概念和框架解釋中國歷史，如時代、古代、中古、近代、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萌芽、階級、勞動、生產力、生產方式、剝削等等，這些範疇和概念重組了對歷史的解釋，並將這種解釋直接地組織到當代鬥爭之中。作為總體史內部的中國，這些概念有一定相關性，但是中國內在的社會構造力量與西方世界又完全不一樣，所以會發生概念內涵的「替換」。「替換」的首要基礎就是社會條件，我們的社會條件與西方誕生出的概念發生了錯位，比如中國社會的能動力量，既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工人階級，倒是王朝內部的精英知識分子，或者是其他可能被召喚為能動力量的社會階層。概念與社會條件的錯位產生了一種激活效果、一種新的政治空間：「無產階級」在中國不能簡單化約為工人，農民替換了作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而「無產階級」作為廣大農民獲取的階級意識則包含了一種能動的政治力量。「國家」也不能放置在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對立構造中理解，整個二十世紀，國家始終處於形成之中，無論是追求民族獨立，還是追求階級解放，國家都是作為一個政治進程、一個持續爭奪和鬥爭的空間而呈現自身。

其後，汪暉總結了作為二十世紀主導方向的幾波政治化運動。第一波政治化是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後，核心問題是「國家」，關於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和國家類型引發了精英知識分子大量的政治辯論，而其政治化過程是通過政治革命新的政治形式。在這一時期，企圖解決的問題是「十九世紀」問題，這波政治化所意圖打破的那箇舊的王權制，而在排除人民參與的意義上，是去政治化的。第二波政治化的時期是從1915年到五四運動，其核心問題是「文化」。這一波政治化發生的背景是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國家建設過程出現了危機——我們師法的對象發生了衝突，我們此前師法的模式在中國也出現了危機。文化運動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是對西方模式或者說「十九世紀」模式的反思，同時也開始探尋「中國該走什麼路」。新文化運動時期，我們通過語言問題、文學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個性解放問題、青年問題等，重新定義了政治。第三波政治化是此後到二十年代的北伐大革命、國共合作，核心問題又回到了國家框架下大規模的政治動員。而在汪暉看來，這一波政治化的獨特性是土地革命——大規模人民戰爭發生、發展的歷史時期，土地革命使得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捲入了政治化進程。第四波政治化過程是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毛澤東的《矛盾論》使舊的敵我關係或聯盟關係發生變化，使政治不被化約在本質性的論述里，從而創造出一個不斷變動的政治化過程：昔日的敵對力量成為了「人民」這個「我們」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這一時期的政治化也體現在文化上，圍繞著土地革命和民族戰爭，各種傳統的、民間的、民族的形式被調動起來，用來創造新的政治。二十世紀最後一波政治化是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中國的六十年代雖然以激烈的反資產階級的方式發生，但同時也與蘇聯社會主義產生了疏離，這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六十年代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和反蘇聯相呼應，共同導致了冷戰的瓦解。汪暉強調，每次政治化的浪潮內部都包含著去政治化的趨勢，二者相互糾纏。政治化不等同於一味的激烈化，國共合作和冷戰瓦解也是政治化，而僵固對立的、兩極化的思維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因為它使政治空間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六十年代」政治最後的失敗在汪暉看來是去政治化的結果，是由激烈的兩極化的展開方式造成的。

汪暉總結到，二十世紀發生這些事不存在外部問題，理解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都需要放在總體史中尋找內在視野。「二十世紀」作為「異物」是對十九世紀的既定規範的揚棄，後者不能自洽了，不得不被挑戰性地接受了。汪暉在採訪的最後，強調了「中國革命」和「短二十世紀」兩個概念的重疊和區分。「短二十世紀」是由十九世紀內部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反現代運動發展而來，並將這個運動從資本主義的「內線作戰」模式轉化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外線作戰」模式；但「中國革命」則要處理所有的過程，其中包括了國家建設、經濟發展及其相應的社會政治計劃等十九世紀現代化的使命。而今天還要講「短二十世紀」，因為「短二十世紀」同時包含了對這個過程的質詢。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如何製造了中國越來越多的抑鬱症

「抑鬱症」在近年來頻繁出現在我們視野中，對這一病症的認知甚至經常被作為中國走向「文明」的標識。本周，公眾號「天真的人類學家」發布了一篇《「抑鬱症如何產生」的社會學分析：基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視角》在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廣泛傳播。作者蕭易忻發現，目前對「抑鬱症如何產生」這一問題的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醫學和心理學領域，忽略了對社會諸環境因素的細緻解釋，只是粗糙地將外因全部歸於「壓力」。作者企圖將抑鬱症置放於社會經濟學框架和歷史發展脈絡之中。20世紀80年代，里根與撒切爾將新自由主義在國際經濟組織中逐步制度化，中國1978年的市場化改革在一定意義上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會影響人們身處的各種環境，如導致制度、家庭結構、文化形態、工作形式、遷移狀態、消費狀態、個體化追求、醫藥發展等因素的變動，這些變動又會影響人們的心理情境、人們對疾病的認知及對疾病的建構等。這些特性影響著抑鬱症的發生。作者從社會結構和社會建構兩個角度試圖探尋抑鬱症如何產生。

從社會結構角度講，首先，全球化使人們的時空感受和工作形態發生了巨大轉變。新的社會框架下，短期勞工合同逐漸取代穩定的職業生涯，人們的不確定感增強。空間的遷移成為常態，世界範圍內的移民面臨著身份認同危機和社會適應問題，中國的農民工群體同樣面臨著種種危機：工作時間過長，工資與福利低於城市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缺乏討價還價的資本。流動的頻繁經常帶來家庭結構的改變，比如中國出現了大量夫妻兩地分居、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強調的「競爭力」要求人的產能，因此，「害羞」「靦腆」等形容人格特質的辭彙，逐漸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被定名且需要治療的疾病，成為「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病症，甚至連不符合「效率」需求的「拖延」，也被病理化成為需要譴責與克服的行為。於是，在競爭與流動下耗盡精力的個體，若得了抑鬱症，便成為「不想動的（失能）主體」，在新自由主義高度要求績效的背景下，缺乏生產與積極進取的競爭力當然會被視為嚴重的偏差行為，這也使得抑鬱症愈來愈引人注目。

其次，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人們逐漸脫離傳統社會，趨於原子化。去傳統化帶給人們不受傳統局限的開放機會，但同時也失去了依循傳統的安全感；人們會計劃未來，但也擔憂未來。個人將具體危險加以計算以求控制，通過對專家、各類系統等所提供的信息來進行反思籌劃（打造自我認同、生涯規劃等），但也因而使風險捉摸不定。個體被自我認同的不確定性及多重焦慮所困擾。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作與社會的自戀文化潛質相配合，一旦自我籌劃太過用心，萬一失敗，個體即對過去所愛的自我極端否定，失去意義感，患上抑鬱症。

從社會建構角度講，「抑鬱症」這個名稱的出現是晚近醫療發展細緻化的結果，20世紀四五十年代被提出。然而，抑鬱症被廣泛認知，絕不只是公共衛生系統的社會建構，產官學媒的社會建構才是此病名廣泛滲透到社會各層面的關鍵。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區域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研發新葯具有巨大的商機。為增強國內葯企競爭力，官方常給予支持，引入學界研發，專利權、科研成果轉化等機制助長了大學的企業化。媒體進一步將產官學在精神醫療產業的成果（包括病名、治療藥物的介紹等）傳播到社會大眾中，以獲得自身的商業利益。當「抑鬱症」這個疾病名稱出現後，葯企製藥與營銷、政府的社會控制、媒體的傳播教育（觀念、藥物、食品，運動）、學術界的研究便隨之而來，這為抑鬱症的「醫療化」提供了社會條件，也逐漸規訓了人們對（抗）抑鬱症的觀念。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精神疾病的分類受到20 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影響，神經衰弱症、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三者並重，因此神經衰弱是經常被使用的醫學病名。改革開放後，中國精神病學專家逐漸接受強調抑鬱症的西方觀點，仿效西方對抑鬱症進行制度化建構，近年，精神醫學通過病名模仿西方使「抑鬱症」的新秩序正式誕生，具有國情特色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及診斷標準》（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CCMD）也逐步轉變成ICD（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這為「抑鬱症」的醫療化操演提供了制度基礎。（文/吳他）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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