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幾乎不再發明任何東西

中國人聰明，這一點，自己肯定是承認的，我們有著名的四大發明，這難道還不能說明中國人足夠聰明嗎？中國人聰明，也有不少外國人認可，除了客氣，也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能記憶很難記住的東西，能學會非常複雜的知識，不管是現代科學知識還是易經、八卦。可是，奇怪的是，近代以來，曾經有過若干重大發明的中國人，似乎就再也沒有發明過什麼。無論是飛機還是火車，電視還是電腦，微積分還是化學方程式，衛星還是導彈，這些極大改變人類面貌，增進人類福利的發明，都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中國人，這些東西照樣會發明出來，可是如果沒有英國人，沒有美國人，這個世界也許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當然我們學會了很多技術，模仿了不少發明，比如衛星上天，神州飛船發射，超級雜交稻，我們都做到了，但是它們的原始發明，都不是我們做出來的，我們只是學習並略為改進了一點而已，不是發明，不是創造。

當然，我們這裡說的發明，是對人類有重大影響的基礎性發明或者創造，比較細碎的、零散的技術發明不算在內。

首先需要說明一下，在古代我們有些發明，原因究竟是什麼？答案很簡單，就一個，人太多。因為，只要人群足夠大，人足夠多，而人的智力分布是遵循正態分布的，那麼，必然會有一部分人比較聰明，智商比較高，在這些人當中，又會有一部分人，對於事物的內理抱有興趣，他們喜歡並留心觀察事物，「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其中的幸運者，單單靠著靈機一動，就會做出一些發明成果。而最常見的情形是，人足夠多的情況下，分工和工種就多了起來，百業俱興。各行各業在生產中會碰到一些技術性難題，在解決這些難題的過程中，就會有一些發明出來。比如，人多了，對傢具等的需求就大，對木匠的需求跟著大起來，木匠就多了，其中那些比較聰明的工匠，就會在日思夜想後，靠著某種機緣巧合，發明鋸子。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發明，道理都與鋸子類似。所以，我們古代有些發明，毫不奇怪。

不但是中國人，留心一下歷史，古代科學技術的歷史，就會知道。其他的早期文明，都有至少不亞於我們所謂「四大發明」的許多發明。如阿拉伯人就發明了鐘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叫他們文明出現的早呢，出現的早，人多到了一定時候，加之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特別是戰爭的需要，一些初級的、粗燥的技術就會發明出來。古代的這些發明，並不表明，中國人或者其他文明古國的人，就是一群具有超級智慧、善於發明創造的人。不過就是人多後的自然而然的結果而已。

那麼，既然古代那些發明，並不能證明我們是一群特別卓越的人，至少不比其他文明國家的人更聰明。那麼，近代以來，我們沒有任何重大的發明，似乎就不是什麼特別難以理解的事情。

然而，問題在於，正如世人的通常看法，中國人並不笨，甚至是非常聰明的，何以人家，比如英國人和美國人，發明了那麼多東西，我們卻不再有任何發明了呢？

原因太過複雜，遠非寫幾本書能夠說得明白，我們在這裡只是撮要地列出幾個我們認為最基本的原因，雖然只是簡單的幾條，我們卻認為這恰恰就是根本的。

我們以為，有五個基本的原因。

第一，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素來缺乏興趣。

中國人，主要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主要精力和興趣，都在兩個方面，一是仕途人倫，一是舊有的知識。隋文帝楊堅開創了科舉制度，自那時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科舉考試的成功者，全部成為各級官員。科舉不同於如今的考大學，現在考上大學只是一個通行證。學生考上大學後，並不就去做官做事，而是先要經過若干年的系統學習，掌握了系統的知識後，才開始做事。而科舉得中的人，直接就做事，也就是做官了。做官了就不用再做學問了。他們的主要心思就是捉摸如何忠君、晉階了，他必須懂得並遵循為臣之道，這是做臣子的人倫。漢朝後的知識分子，都是讀著儒家的經典出來的，無論是《論語》、《孟子》還是《中庸》，講的無非是為人之道，人倫大體，孔子就認為為政的首要在於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看來，世界就是一個人倫的世界，知識就是關於人倫的知識，至於科學，它們根本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之外。

也有一部分人，或者出於興趣或者出於做事的需要，也會對學問有一定的需求。不過，他們做學問的底子，就是自己科舉前讀過的那幾本書，即四書五經。他們認為，古代的那些聖賢書，已經窮盡了世界的真理，記住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需要懷疑，更不需要創造任何新的東西。相反，創造本身，甚至就是褻瀆了先賢。所以，自己的本分，就是繼續更加深入的理解、體會聖人之言。做學問的唯一正確道路，就是把先賢的思想發揚光大，而主要的方法就是考據、辭章。胡適就說過，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生產更多的故紙堆。不信，我們看看從古至今，中國最有學問的那些人，孔子、朱熹、顧炎武、陳寅恪的學問之法和成就莫不如此。

也不是完全沒有例外，比如，同是官員的西漢的張衡就發明了候風地動儀，這是怎麼回事呢。自然，張衡是他那個時候，世界級水平的科學大家，很聰明，可是天文曆法是張衡的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張衡才會把部分精力花在發明地震儀器的工作上，這差不多是一項政治任務，根本就不是純粹憑著對科學的興趣做出來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精力不在科學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科學發現的歷史表明，科學發明主要是個人出於對外部世界的興趣，興之所至，醉心於彼的結果。什麼人才能做到這一點。必定是那些生活無憂，可以排除世俗紛擾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對科學充滿熱愛，不必擔心外界因為自己關注科學，而對自己有什麼不利。生活無憂是做研究的前提，對一般的中國老百姓的而言，歷史上生活無憂的時代恐怕是太少了，每日付出艱辛，連勉強糊口都難，哪裡會有心思和精力去想科學這勞什子呢。如果像大昆蟲學家法布爾那樣，整天去觀察蟲子的習性，還不被周圍人當成傻瓜，笑話死。

但是，中國的士大夫們的生活卻是好的，國家幹部嘛，起碼是衣食無憂，可是為什麼也對科學興趣不大呢？那是因為官場太過複雜，人際關係十分敏感，稍有不慎，或者疏忽，做錯事，說錯話，得罪了人，就有掉腦袋的可能，岳飛就是個典型，岳飛何其雄才大略，文武全才，最後還不是死於「莫須有」的罪名。莫須有，就是「也許有，也許沒有」的意思，岳飛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所以，官員們每天都戰戰兢兢的，全神貫注猶嫌不夠，還可能像岳飛一樣被人陷害，怎麼還會有興趣關注外部世界呢？

第二，思維方式存在嚴重的缺陷。

我們說科學的發現主要憑著個人的興趣，可是興趣僅僅是基礎，完成科學的發明，還必須遵循科學發展的規律，特別是依靠科學的思維方法，才能成功。這是必備的條件。在思維方式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存在嚴重的缺陷。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直觀外推式的。天人感應的世界觀和道德觀，中醫的經絡理論、望聞問切的診病方法，吃什麼（部位）補什麼（部位）的營養觀，氣功和太極的健身理念，都是直觀外推這種思維模式的典型表現。

直觀外推的思維方式，是根據事物的外部特徵，外部聯繫，來推測事物的內里。這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功效和道理，但是只有在極偶然的情況下，這種思維方式才奏效。而科學則是對事物內部聯繫的探究，需要嚴密的邏輯思維工具和方法，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裡。

中國人在說到某人聰明的時候，其評判標準往往和思維能力無關，差不多是說這個人記憶力好，能夠記住，知道很多東西。比如一個人，記憶超群，把二十四史都背下來了，《紅樓夢》都能倒背如流（茅盾先生就能），這就叫聰明了。直到今天，我們說一個小孩子聰明，還是說這個小孩子能背多少首唐詩，背下百家姓,，背圓周率的小數點後的幾百位等等。可是，雖然記憶力不是跟聰明毫無關係，它確實也是人的智力的構成要素之一，但是，它卻是比較不那麼重要的智力因素。智力或者聰明的主要標誌應該是思維的敏捷和嚴密、準確，是推理和想像的出色。恰恰在這些方面，我們不太出色。而且市場表現出某種油滑來，比如「腦筋急轉彎」的遊戲被很多人津津樂道。比如，「一加一什麼時候不等於二」之類。

直觀外推的思維，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種比較懶惰，試圖逃避問題本質的辦法。它導致我們機械的重複已有的知識，而不去創造新的東西。比如，中國人學習的能力很強，也喜歡學習，善於記憶，可以掌握別人已經發明的東西，不管這個東西多麼複雜，無論是微積分還是核技術。可是如果要讓中國人發明這些東西，則是太難了。因為這需要艱苦的思維，學習不過是一種時間的堆積，甚至是一種體力活而已。跟動腦比起來，體力活實際上要輕鬆得多。

中國人也會說，「一尺之竿，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我們知道，極限，這個概念就是沿著這個思路發展下去創造出來的，可是我們只會說萬世不竭，但是不會往下挖掘，事情到此為止，永遠完不成最後的這個飛躍，提不出極限這個科學嚴謹的概念。我們很不善於，或者根本想不到，為了想清楚事情，先要定義一些概念，作為推理的基礎，而是永遠都是在那裡比喻，對照，講故事。這給討論，教授造成很大的困難。比如，中醫，就是這樣，他的陰陽五行，就沒有個確定的說法，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完全憑揣摩和體會去學習，醫病。我們還忽視甚至沒有形式邏輯，沒有思維問題的一個一般的路徑，簡直就是在胡思亂想。比如老子講，世界的本質是「無」。他故弄玄虛的講了一大通，後來的學者也繼續雲里霧裡解釋。其實，如果用幾個基本的概念和形式邏輯，則簡單至極。一個東西的外延越大，它的內涵就越小。如果把整個世界，全部宇宙作為考慮的對象，外延式最大的，那麼它就毫無內涵了，也就是「無」了。這就是感念和形式邏輯的力量。我們沒有這個，所以，妨礙了思維的展開和進步。

問題是，永遠都是在那裡進行量變，質的飛躍這個臨門一腳總是不出現。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飛躍，這個最後的一步，恰恰是最難的，也是最有意義的，最能體現一個人的思維水平的。雖然量變也許是質變的準備，可是只是進行量變，不付出艱苦的思考，量變到永遠也還是量變。這個質變，需要多麼大的勇氣阿！可能我們只是善於學習，也就是只善於量變，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頂多跟隨別人，亦步亦趨，卻不會開創新的世界。

我們總是強調勤奮學習的重要性，強調打基礎的必要性，卻從來不鼓勵獨立思考，我們喜歡異口同聲，從不鼓勵發出不同聲音，我們強調學習和尊重權威，而不鼓鼓勵甚至壓制對經典的批判和挑戰。可是，打基礎也好，勤奮學習也罷，無非是進行量變的累積。中國從來不缺乏皓首窮經、學富五車的大學問家，但是他們不是科學家，不是發明家，不是思想家，後者也許不需要有多少學問，因為過去的學問，可能恰恰成為發明的累贅和羈絆，可是發明家和科學家卻必須善於創造，善於拓新，善於飛躍。我們缺乏的，恰恰是思想活躍，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

第三，實用主義的價值觀，

我這裡說的實用主義，當然不是哲學上的那個實用主義。而是說咱們中國人碰到一門新學問或者新技術，往往從工具理性的態度和角度出發，首先要問的便是，它有什麼用？而且，這個「有用」的意思，還是當下就有用，馬上就可以見到實際的價值，而不是將來有用或者永遠有用。這就造成了我們思維深度的嚴重不夠。看看我們曾經的那幾項發明，火藥也好，指南針也好，印刷術、造紙術也不例外，都是有了初步的發明後，就不再繼續改進。因為已經夠用了。現在喜歡學經濟學專業的人，學金融的，學計算機的人太多了，而喜歡學習歷史學，學習語言學的人則太少了，也是因為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在作祟。

火藥的發明大概主要是為了放鞭炮，敬鬼神，要知道，孔子十分重禮，這是尊卑的形式表現，他為中國人制定了繁瑣的婚喪祭祀的禮儀規矩，敬天地、敬鬼神更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大事，火藥的發明，鞭炮的使用，讓敬鬼神活動更熱鬧更好看，所以火藥是有用的。有一種說法是，我們祖先發明的火藥，跟後來戰爭中所使用的火藥是兩碼事，此火藥非彼火藥。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我們的火藥主要就是敬鬼神用了。指南針，倒是發明出來了，直到很晚近的時候，主要還是用來算命、看風水，至於把它進一步改進，用於航海，那就不是我們的事情了，因為我們對於土地太過熱愛，而皇帝們，例如明太祖，更是想盡一切方法，嚴禁人民下海，把人們牢牢固著在土地上，便於統治。所以航海、造大船，本來可以把指南針改進，發明航海儀器的任務，就只有交給外國人來完成了。因為，對我們來說，除了看風水，指南針根本就沒有比的用處了。

更典型是農民用的生產工具，比如鋤頭，已經幾千年了，除了樣子稍微變化了一點，沒有任何其它實質性改進。因為，在我們看來，這已經夠了，夠用了。再深入下去，搞出什麼更深刻的東西來，又有什麼用呢？而科學，純粹的科學原理，確乎就是沒有什麼用的東西，微積分、幾何學、虛數、相對論、化學方程式、DNA，好像對促進當下利益，幾無任何作用。可是，如果沒有這些科學原理，就不能想像世界會進化成今天這個樣子。很簡單的一個例子，如果沒有病毒學的出現，就不可能攻克和預防多數的疾病。

科學的原理就是這樣，它離開生活好像很遠，它是純粹形式上的，是形而上的東西。也就是說什麼用也沒有，可是咱們中國人卻是很實際的一群，弄這些啥用沒有的東西幹什麼呢，不是顯得可笑嗎！所以，我們的不多的幾項發明，全都是技術發明，都用實用性，而沒有任何科學發明。無論數學、物理學，還是化學、生物學，都沒有中國人的貢獻，因為這些東西跟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聯。

第四，心靈不自由

科學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幾乎完全就是一種個人的思想活動。必須允許個人自由思想，才會有科學的發展和進步，因此，科學家需要自由的空間和靈魂，個人只有在心靈完全自由，毫無羈絆的環境下，才能夠集中精力思考，才會有所發現，有所發明。他們的心靈應該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完全醉心於科學事業，在科學的世界裡徜徉流連，優哉游哉，自得其樂。就像法布爾，如果不是出於純粹的興趣，如果不是擁有自由的心靈，就不能寫出《昆蟲記》。

古希臘人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光芒四射，馬克思就說，希臘人是成熟的兒童。他們的心靈是自由的。希臘人開創了大多數科學領域的研究。可是在中世紀特別是前五百年的大黑暗時期，包括希臘人在內的歐洲人，幾乎沒有任何發明或者重大發現。不是說希臘人或者歐洲人變得愚笨了，而是中世紀的滅絕人性的社會制度扼殺了人的靈性，人失去了心靈和思想的自由，人們只能按照宗教的教義去生活，進行科學研究，很可能就是在褻瀆神靈，制度不允許人們自由思想，人們也不敢自由思想，靈魂被窒息了。

文藝復興之後，光明重臨歐洲。文藝復興，實際上並不僅僅是文化和藝術的復興，而同時也是科學的復興，更是人性的復甦。但是文藝復興的確是先導。你看那個時候的文藝作品，無論是以聖經為題材的裸體繪畫，米開朗基羅的雕塑，還是莎士比亞弘揚人性的喜劇，無一

不是在張揚人性，他們告訴人們，人有世俗的慾望，這很正常，本本不是什麼罪惡，而是做人的權利和自由。文藝復興，復甦了人們的靈魂，人又可以不受約束的自由思想了。研究科學，不用再害怕得罪神靈，更不會像布魯諾那樣被活活燒死了。所以，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的科學也迅速復興，並取得驚人的進步。你看達芬奇，這個科學天才，他是一邊解剖著人體，一邊畫蒙娜麗莎的，這是一幅怎樣的心靈自由歌唱的圖畫。

過去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何曾有過心靈和思考的自由。他們有著太多的約束和禁忌。這些約束和禁忌，一方面來自道德和倫理觀念，比如你要像達芬奇那樣解剖人體，那可是大不敬，因為人體髮膚，受之父母，豈可擅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政治壓力。我們說過，中國的知識分子，全是官僚。官僚的第一要義，在於忠君，然後就是自保和升遷。官場險惡，波橘雲詭，戰戰兢兢還應付不來，豈敢分心。怎麼能有心思去思考科學的事情。科學的東西，都是新的發現，新的說法，這些說法，與皇權，與聖人之言，與經典的提法，很可能相互衝突，這可是犯大忌的。比如科學說，天不是圓的，地也不是方的，與天圓地方的理念就有衝突。比如，科學說，世界是無限的，不但皇帝治下的華夏國家不是世界的中心，連地球也遠不是宇宙的中心。再比如，人死後是沒有靈魂，也沒有鬼，既沒有龍，也沒有鳳，那皇帝一定是龍顏大怒。

有些華裔學者，在自己的祖國沒有做出什麼成就，去了國外，就很有成就，甚至可以拿到諾貝爾獎。主要原因，恐怕得從我們的制度層面進行反思。

第五，市場經濟的不展開。

相信個人的自發的力量，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理念，而中國人的傳統，是強調集體的有意識的力量，排斥打擊個人自發的活動。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其實，那時從下游看，如果到了長江黃河的上游，到了發源地，你就會體會到，恰恰相反，使小河有水大河滿，小河沒大河干。不可小覷個人的力量。

中國的市場作用的空間是很小的。有人說，明朝的後期，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是一個很隨意的說法。資本主義的出現需要從政治、經濟到法律的一系列規則，需要對政府行為進行限制，這些在那個時候不可能有。有人喜歡說《清明上河圖》，說那個時候我們的市場是多麼繁榮，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那上面的買賣，多是官家開的。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國家，重農抑商，是歷代統治者的不二法門。

市場的不展開和發明創造有什麼關係呢？那就是市場會造成對科學的需求，可以極大的促進發明。市場展開之後，商事活動頻繁，商人們到處尋找掙錢的機會。對於交通、通訊、信息、安全的需要就大大增加了，這種需求就會引起發明的出現或者技術的改進。

市場能夠促進發明的另外的原因，是企業可以資助研究，為研究者提供科研經費。現代發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需要大量實驗經費。企業可以出資，建立自己的研究機構，或者把自己的需要委託給其他研究機構，由企業提供研究經費或者報酬。美國電報電話公司、貝爾實驗室、微軟研究院，都是成功的例子。

從古至今，我們的科學研究力量集中於國家專門研究單位，由政府出資養活這些研究人員。不是說由國家出資就必然無效，就沒有科學發明。但是必須承認，政府確定的研究目標，往往不如企業設定的目標那麼明確，因為企業對於市場的需求認識的更清楚，制定的目標更有價值。對國家資助的科研經費的約束，沒有企業資助來的那麼硬性，其效果也要差得多。當科學家被養起來以後，科學家們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研究的成果的先進性和創造性如何，就由他們自己說了算，沒有一個外部的制約和檢驗機制。所以，他們沒有了創造的壓力，也就沒有了不斷出創造性成果的動力。

以上就是我認為的中國人不再有發明的基本原因，改變這些缺陷，需要很長時間，可是我們可能等不起那麼久，因此，我們必須打起精神，做脫胎換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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