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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我喜歡看八卦節目,裡面有現實主義的美學

近日在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有一場有意思的文化論壇,參與者有作家王安憶、藝術家徐冰、文學批評家、理論家陳思和、張旭東及兩位青年學者劉卓和朱羽,以及圓桌討論環節的主持人羅崗。


論壇題目叫「無名的現實:今日中國的表象衝突」。這個題目過於像一篇人文學科博士論文的題目。


為什麼要取這樣一個雲山霧罩的題目?論壇的宣傳材料上這樣一句話解釋了這次活動:強調形式革新、實驗的極盛現代主義與早期後現代主義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寫實主義與對於現實的寫實主義式表徵正在全世界復興。

在文學和藝術領域,都正湧現著這樣一股寫實主義的激情。從這次論壇的兩位主要嘉賓來看,王安憶在文學領域堅持一種寫實主義的敘事創作,而徐冰則在藝術領域開拓一種寫實主義式的視覺表達。而在座的學術界、理論界的學者,則試圖為一個不斷變動的中國社會進行一種理論命名。可以說,這是擺在所有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難題:面對不斷變異的中國社會現實,我們如何把握社會的真實?



王安憶:我喜歡看八卦節目,裡面有現實主義的美學


論壇現場。發言者為徐冰。座位上從左至右為:陳思和、王安憶、張旭東、劉卓。



關於諾獎:迪倫是音樂人,音樂人去拿格萊美比較好



這兩天,迪倫獲獎的新聞熱度依舊不減,出於好奇心,觀眾和媒體似乎逮著一個批評家或作家,就想問問他們如何看待迪倫獲獎。


對此,陳思和坦言自己並不意外,因為早在1999年,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就為崔健專列一章,他稱崔健為「當代的首席搖滾詩人」。而對於迪倫獲獎的原因,他認為詩和歌最開始的時候就是不分家的,所以諾獎評委會認為迪倫的歌詞是重新恢復詩與音樂的聯繫也是有道理的。


而作為在場嘉賓中唯一的作家,王安憶則坦言:「我的看法比陳老師要保守。迪倫過去是張承志的偶像,後來他過起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被資本主義收買了,他就不喜歡他了。至於說他獲獎,迪倫是個音樂人,音樂人去拿格萊美比較好」。王安憶語罷,現場觀眾和主持人嘿嘿一笑,提醒她迪倫得過格萊美了。


也有觀眾不依不饒,「刁難」王安憶,說:「這幾年諾獎步子邁那麼大,去年非虛構得獎,今年歌詞得獎,究竟什麼是好的文學,似乎非常主觀。那如果有一天王安憶、郭敬明和韓寒一起提名,你覺得誰更可能獲獎?」面對如此刁鑽又讓人哭笑不得的問題,見慣大場面的王安憶面不改色地說:「諾獎我是拿不到了,年紀不對了。莫言已經得過了,至少再過二十年,才有可能再頒給中國作家。」


王安憶:我喜歡看八卦節目,裡面有現實主義的美學



王安憶說她一直都堅持寫實主義的創作,那麼她如何看待寫實主義創作?她的寫作素材來自於哪裡?在許多讀者心中,王安憶似乎是一個生活方式頗為封閉的作家,她自己也曾在訪談中說自己是那種經驗比較匱乏的作家,她也在某電視節目中說自己不上網,不用電郵,但在這一次發言中,她卻主動「自曝」,而且似乎顛覆了許多讀者對她的印象。


王安憶說:「我就很喜歡看些八卦節目,就是發生矛盾 ,出來調解。為什麼我喜歡看這些東西呢?我旁邊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很無聊,覺得你總歸還算是個知識分子 ,怎麼喜歡這些坊間的事情?但我知道,這些坊間的無聊的為了爭財產的故事裡 ,總會有個人在 ,我們天生對人有興趣, 且對那些活著的、活動的,對有開端有中段有末尾的生活有興趣。我覺得這是現實主義的美學,就是現實的美學。」


王安憶口中的來自生活的「現實主義美學」,初看之下,是為人所熟知的那條創作原則「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許多讀者所不知道的是,王安憶的「現實主義美學」曾經顛覆了新中國前三十年形成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思路。


在評議階段,文學批評家陳思和提到,1990年,王安憶發表《叔叔的故事》時,以四個「不要」向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發起衝擊:不要典型環境典型人物、不要太多材料、不要個性化的人物、不要風格化的語言。

為什麼王安憶的創作觀在當時有進步性?陳思和提到,因為在前三十年,受蘇聯影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文藝創作的主導原則。何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陳思和說:「我們要揭示的現實, 不是我們眼睛看到的現實, 不是我們每天在街上走過的現實,我們要寫的現實, 是這些表象背後的那個本質性的東西,這才是現實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然而問題在於,誰來制定何為本質?


陳思和提到,當時寫農村合作化,農民本身是不喜歡合作化的,但很多作品裡寫的卻是農民如何擁護合作化,因為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來,社會主義的理想本身才是真正的本質。而那些先前熟悉農村生活的作家,他們知道農民反對合作化,就把這種真實寫進作品裡,而當時最生動、寫得最好的就是這一類作品,而不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最高綱領的作品。而王安憶的進步意義在於回歸生活本身。



王安憶:我喜歡看八卦節目,裡面有現實主義的美學


論壇海報



徐冰:如果魯迅的時代有監控攝像頭



這次的論壇主題為「無名的現實」,這個「無名」,一方面意味著不同的力量、不同的話語在爭奪對於當下現實的命名,形成一種眾聲喧嘩但又莫衷一是的局面,另一方面,這個「無名」,也意味著某種命名、捕捉或解釋現實的無力和困境。


徐冰在題為《實時監控與影像大數據時代的藝術作品》的主題發言的開頭,就表達了這樣的困境。


徐冰說:「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場,它的這種變異性、不確定性,用我們舊有的知識、範疇、概念、主義、 理論、宗教、法律這些東西都不能夠解釋。這種社會現場最後讓人的思維變得非常被動。因為我們人類思維的節奏,遠遠跟不上社會現場的節奏的變異。


徐冰的困惑,可以說是中國所有從事藝術創作、理論分析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們的共同困境,「這就是我們在今天的人類文明或者是我們的 文化方式,與這個社會現場之間的巨大的矛盾和錯位。」


面對這樣一個不斷變異的中國社會現實,不同領域的藝術家試圖進行捕捉。譬如,我們所熟知的,余華在小說《第七天》中以一種社會新聞簡報式的手法去捕捉社會現實,賈樟柯在《天註定》中為新聞報道披上類型片的外殼,而徐冰又是如何處理藝術創作和社會現實在今日中國日益棘手但又潛力無窮的這對矛盾呢?


在現場,他向觀眾重點介紹了他正在創作的一個劇情片《蜻蜓之眼》,對於徐冰來說,這個電影代表了今天的藝術可能的工作方法,即用攝像頭為藝術家工作。


《蜻蜓之眼》是一個難以歸類的電影,沒有攝影師,也沒有演員。它的素材全部來自中國不同城市的監控攝像頭記錄下來的真實場景,因而這是一個比紀錄片還要真實的劇情片。頗有點黑色幽默和荒誕意味的是,這個電影的片頭的龍標也是用監控攝像頭拍下來的,徐冰笑著解釋說「因為我們知道很可能拿不到這個龍標」。


正在進行中的無數中國社會現場的碎片構成了這部電影源源不斷的材料。其中有一幕,兩輛汽車正要雙向迎面撞向一位老人,在生死一線之際,命運的手推了老人一把,他奇蹟般一個轉身,毫髮無傷。這樣的鏡頭往往只能出現在好萊塢大片里,但卻真實地被監控攝像頭記錄了下來。徐冰說,因為監控攝像頭,他意識到「各種各樣的無奇不有的、超越於我們人類的思維邏輯範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隨時發生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攝影頭的記錄,我們的歷史觀、對於歷史的認識可能發生改變。徐冰做了一個大膽的設想:如果我們把上海一年的監控攝像頭的畫面全都存下來,過了一百年以後, 我們就知道今天的上海這一年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可以設想,在魯迅的時代,如果有上海的監控攝像頭的儲存,我們就知道魯迅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到底跟誰接觸過,就會顛覆我們對魯迅的或那個時代的上海的歷史描述。」(文/ 瀋河西,澎湃新聞記者)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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