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最初面貌遠非後來的淫詞艷曲可比

詞最初是興起於民間的，是所謂的「胡夷里巷之曲」。

清朝光緒帝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零，沉埋在敦煌鳴沙山第二八八號石窟中的大量曲子詞的發現對此起源於民間的說法和詞體初興之時的面貌狀態提供了大量的第一首資料，對後世研究詞的起源和發展變化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目前我們對敦煌曲子詞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在對它的發掘和整理工作方面我們更是碩果累累。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

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

饒宗頤《敦煌曲》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

任二北《敦煌歌辭總編》

張次青《敦煌曲校臆補》

蔣禮鴻《敦煌詞校議》

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詞》

等。

其中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歌辭總編》中把凡能入樂者全部編入，共整理出一千三百餘首，可以說是一部「敦煌曲子詞」總集；曾昭岷等在《全唐五代詞》中共收錄敦煌詞一百九十九首。（《全唐五代詞》正編卷四）

從目前整理出來的敦煌曲子詞中看，其體制是豐富多樣的。唐圭璋在《校釋》中認為《雲謠集》的體制特點：令慢詞兼有，單雙疊並行，字數不定，平仄不拘，韻腳不限，平仄通葉等。任二北在《敦煌曲校錄》中把所收作品分為「雜曲」和「大麴」，「普通雜曲」和「定格聯章」，其又在《敦煌歌辭總編》中按歌辭體制把作品分為曲子，普通聯章，重句聯章，定格聯章，長篇聯章，大麴6類，較之在《敦煌曲校錄》中的區分更加細緻。吳熊和在其《唐宋詞通論》中把敦煌曲子詞的特點概括為：有襯字，字數不定，平仄不拘，叶韻不定，詠調名本意者多，曲體曲式豐富多樣六條，他是在唐圭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些都說明詞在民間發展的初期狀態：形式多種多樣，體制比較自由。

從風格上看，敦煌曲子詞通俗自然、清新活潑、樸拙可喜。如下面兩首詞：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恩多。當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於他。

子細思量著，淡薄知聞解好么。（《拋球樂》）

莫扳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人折去那人扳，恩愛一時間。

（《望江南》）

這兩首詞的內容都出自女子之口，詞作是否女子所作尚不可知。前一首寫的是女子責怪「負恩多」的「少年公子」，後一首通過一青樓女子的話寫出了她不幸的命運。涓涓讀來，這兩首詞與後來文人筆下的同類詞之間的不同時顯而易見。詞中口語的運用，民間化的句法使兩首詞通俗、樸拙，而又不失自然清新，活潑可喜，如「莫扳我，扳我太心偏」，通俗之中又展示出了語言的自然面貌，而「我是曲江臨池柳」一句，比喻的運用又使詞顯得清新活潑。可見，早期的詞作是非常接近民間語言的原始狀態的。

對於敦煌曲子詞的風格特徵，朱祖謀在《跋雲謠集雜曲子》中說：「其為詞樸拙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格。」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中云：「中唐文人受敦煌曲子詞的影響，自然活潑，不事雕琢」，他從側面說明出敦煌曲子詞「清新活潑，不事雕琢」的風格。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對敦煌曲子詞作了辯證地，較全面地評價，他說：

敦煌詞……，從思想內容到表現上的工拙、精粗、文野，差異很大，朴

拙固然是其本色，但也有不少作品講究辭藻華飾，甚至文與白，纖巧與樸拙，

並見於一篇之中。

……

因此，敦煌詞作為「倚聲椎輪大格」，應不止在於具有詞處於萌芽狀態的

拙樸，同時還在於它多方面顯示了過渡性的特徵。

袁行霈在肯定敦煌詞「樸拙」的基礎上，同樣看到了敦煌詞的另外一些方面的特徵：精工、纖巧而又不失文采。

從內容上看，敦煌曲子詞更是包羅萬象，極為豐富。有寫女子痴情的《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有寫女子不幸命運的《望江南》（莫扳我），有寫思婦思夫的《鳳歸雲》（征夫數載），有反映民間疾苦的《搗練子》（夢見女），有反映漁夫生活的《浣溪沙》（倦卻詩書上釣船），有寫離別之情的《失調名》（與君別後），有寫海棠的《虞美人》（東風吹綻海棠開）寫疾病的《謁金門》三首等等。

可以說在詞發展初期，就內容而言與詩無二，只是它們的創作主體不同罷了。詞的作者主要是下層人們，而詩歌的作者往往是文士階層。

對於敦煌曲子詞的內容，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茲所獲，有邊客遊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

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讚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調。

這裡王重民先生從六個方面對敦煌曲子詞的內容給予高度精闢的概括，然而遍覽敦煌曲子詞，其內容之多當然不止於此。

任二北先生在其《敦煌曲初探》中將其在《敦煌曲校錄》中所錄的五百四十五首詞細分為二十類，敦煌曲子詞內容之容量在此可見一斑。其二十類分別是：

一、疾苦五首 二、怨思三十六首 三、別離三首 四、旅客十首

五、感慨六首 六、隱逸五首 七、愛情 二十二首 八、伎情 十七首

九、閑情十五首 十、志願二十三首 十一、豪俠四首 十二、勇武 五首

十三、頌揚二十五首 十四、醫三首 十五、道二首 十六、佛二百九十

八首 十七、人生二十一首 十八、勸學五首 十九、勸孝三十四首

二十、雜俎 五首

比較王、任二人，任二北先生所分的二十類之中除了愛情、伎情和雜俎之外，其餘的十七中皆可歸入王重民先生所歸納的範圍之內。

其中「怨思」「別離」「旅客」可歸入「邊客遊子之呻吟」， 「豪俠」「勇武」可歸入「忠臣義士之壯語」，「隱逸」「閑情」可歸入「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勸學」屬於「學子之熱望和失望」，「道」「佛」屬於「佛子之讚頌」，「醫」屬於「醫生之歌訣」。而「疾苦」既可歸入「邊客遊子之呻吟」，亦可歸入「忠臣義士之壯語」； 「感慨」「志願」可以是「邊客遊子之呻吟」或「忠臣義士之壯語」或「學子之熱望和失望」；「頌揚」可以是「忠臣義士之壯語」也可以是「佛子之讚頌」；「人生」 可歸入「邊客遊子之呻吟」，也可以歸入「忠臣義士之壯語」可以是 「隱君子之怡情悅志」亦可以是 「學子之熱望和失望」。由此來看，王重民先生之見雖然非常精闢，但也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以及沒有涉及到的方面。

敦煌曲子詞的內容之豐，是以後單以寫舞榭歌台，花前宴池間的秀幌佳人，綺筵公子為主要內容的《花間集》、《尊前集》所無法相比的。然而就是其中數不及半的艷情詞之中也有佳篇傳世，正如王重民就敦煌詞中的「善者」所說的：「足以抗衡飛卿，比肩端己」。

敦煌曲子詞作為詞體的萌芽階段，它從形成之日起，就與詩歌形成了一明一暗兩條線索被行不悖的發展著。由於其體制的多樣化使其更有利於人們情感的表達，從而詞就慢慢走上了「代詩而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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