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驄：素樸坦然一君子——記俞大綱先生

本文選自台灣作家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該書為財新「思享家」系列圖書之一，於2016年10月出版。

素樸坦然一君子——記俞大綱先生

文|尉天驄

（台灣作家）

一

每次去拜訪俞大綱先生，幾乎都是在台北市館前路的怡太旅行社。那時是上世紀50到60年代，台灣正處於封閉階段，一般人還不清楚旅行社的性質。俞先生是旅行社的負責人，辦公室就在裡間。我們一些朋友，都習慣在上午十點鐘左右去拜訪他，進到裡間還未坐定，他就會走到外間，吩咐一位小姐，中午的時候叫隔壁的麵館送幾碗排骨麵過來。這樣一來，十二點以前，是無論如何無法脫得了身的了。十二點鐘，吃完了面，也不好意思吃了就走。於是聊著聊著，又過了一段時間。因此每一次去拜望俞先生，非得準備最少三個小時的時間不可。

俞大綱肖像

大綱先生是戲曲專家，有人說跟他在一起，是在聽他講課，其實並不都是如此。他經常安排固定時間為郭小庄、奚淞、黃永松一些青年講解詩詞，但通常的相會卻都是不拘形式地隨興而談。而在這不經意的談話里，就會平平淡淡地點出讓人有所領會的深意。譬如，有一次，不知怎樣地談到京戲的《四郎探母》被人批評為「通敵」，要求查禁，他說：

我主張新劇，但也希望大家記住老戲的好處。一些老戲所以好，就在於它的耐看。所謂耐看，就在於它持續不已地讓人感動。《四郎探母》之好處就是如此。楊四郎從番邦奔去宋營，見到了多年不見的老母、妻子，又必須回去繳令。這種糾葛，這種掙扎，這種兩難之局，是人性中最難處理的。戲之為戲，正在於此。人生在世，也是一樣：公與私，情與理，罪與非罪，也無不這樣在矛盾中顯示出來。用政治的觀點來批評，不從人性著眼，是幼稚的。所以我大哥看了一輩子的戲，再怎麼評論，他都說《四郎探母》最好，而《四郎探母》中的「回令」一折，又最讓人每次看了依然激動。

俞先生的大哥就是俞大維先生。他曾在1958年「8.23金門炮戰」前後擔任過台灣「國防部長」。我在小金門服預官役的時候，經常聽老兵談起他。說他雖然是個文人部長，卻經常出現在戰壕和坑道之中，也最能體認老兵的心情，只要他答應的事，幾乎沒有不儘力而為的。

俞大綱的大哥俞大維

說起俞家，也有他們的歷史地位。大維和大綱先生都是曾國藩的曾外孫，他們和國學大師陳寅恪一家也有親戚關係。大維先生在一篇懷念陳寅恪先生的講辭中曾經說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也是本人惟一嫡親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

《陳寅恪的最後20年》

陸鍵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年6月1日

這裡所以引出這些「封建」關係，沒有別的用意，只是藉此回顧那一段歷史背景；這段早已被人遺忘、扭曲和摧殘的歷史，實際上蘊含著很多知識分子的願望、理想、風範和悲苦。近些年來，華人世界流傳著一本書《陳寅恪的最後20年》，其所以引入遐思，就因為人們在其中看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摧殘，而大維、大綱先生及其家族、友朋的一生，也是這些不幸中的一支，可以讓人在其中想見很多中國近代史演變的情況。

二

多少時間以來，很多人都把清末曾國藩等人視為守舊派，事實上並不如此。經由太平天國「洪楊之亂」，以及1842年《南京條約》簽定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力量之進入中國的影響，南方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中國之必須走向現代化。

大綱先生在談到陳寶箴在湖南施行之新政，就說他旨在「欲興工礦以植國本，施教育以培民本，故有礦務局、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堂、南學會、武備學堂、製造公司之設置」，再加上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之漢冶萍公司、招商局、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等措施，都是想經由民族工業、民族經濟的奠定基礎，以進展到其他方面之革新。否則，沒有先奠定革新的基礎和社會發展的條件，在欲速則不達的情況下，很容易演變成急躁冒進的狂熱。

湖南陳寶箴老宅

而康有為亟言「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少變不可，必當全變」，就是由此而生的主張。速變全變，在連年大挫敗所產生的民族自卑感下，必然急進，造成社會的嚴重對立，延緩往前的發展，甚至會把長時期培植出來的安定力量、倫理道德，連根拔起。這是對文化的徹底摧毀。所以，曾、左和陳寶箴等人都反對急進主義。而陳寅恪先生也一再肯定自己是「曾左門人」而不是「康梁之徒」的原因，就在於此。

有一次，我和大綱先生談到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挽辭並序》中的「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問他：清末的光緒、宣統時代，怎麼能稱之為「開元全盛年」呢?他說：這裡所說的「全盛年」，指的是社會上很多地方還能夠維繫著小康局面與倫理教化，還有最起碼的秩序，不像民國以後，先後不斷地破壞，彼此相互地摧殘，使整個社會在各方面無法找到依存之處。古人說盜亦有道，那時則是官場、商場的所作所為徹底到了連強盜也不如的地步了。他又感嘆說：東漢末年、三國時代，雖然戰亂不已，在荊州、隴西一些戰爭邊緣的地帶，還有一些人維持著耕讀的生活，培育了一些讀書種子，為後來的隋唐開啟新的局面。寅恪先生的《桃花源旁證》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寫出來的。不像到了近世，很多政治的作業，經常意見不合，就把別人，特別是對方，置之於死地，讓任何人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陳寅恪曾有詩感慨著「吾儕今朝皆苟活」，在這種情況下，人既沒有了尊嚴，哪有文化可言？

晚年陳寅恪

所以，大綱先生喜歡說「小康是大同的基礎」，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農村的小康社會是中國的文化的基礎，這小康指的不僅是物質的，同時更是心靈的，那是中國人生命的根，也是中國文化的根；即使城市中的中產階級，也是以這種根為根的。破壞了這一基礎，才是人類災難的開始。不管國家動亂到什麼地步，能保留一些小康的地區，保持文化之不墜，對於後代的復興總是有用的。他反對一條鞭的極權統治，因為那會造成國民思想和智慧的僵化。從晚清到上世紀30年代之間，在中國南方還能保持有不少優秀的知識分子，小康社會之沒有完全消失，是其中的一大原因。聽了大綱先生這番談話，似乎比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鄉土重建》還要踏實。

記得台靜農先生的《龍坡雜文》曾收有一篇記載俞大綱先生的短文：《懷詩人寥音》。寥音是大綱先生的筆名，他的夫人姓鄧，是四川江津白沙鎮人。抗戰兵亂，白沙猶保有耕讀的家風，台老與大綱先生均避難其間，時相往來，論詩談藝，讓人嚮往。鄧家曾在當地創辦聚奎中學，培育人才不少，白屋詩人吳芳吉就出自這間學校。受到這一古風的影響，大維、大綱兄弟夾在中國的亂局之中，也都儘力做人做事，不以黨派是非為依歸。這包括大維先生在國共對峙中擔任「國防部長」，也是如此。然而，在「非此即彼」的赤裸裸的現實鬥爭中，活在這夾縫中的人要如何辛苦地委屈自抑才能有所作為，真是可以讓人想見。大維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講述陳寅恪時，老淚縱橫，他所感懷的應該不只是陳寅恪先生一人罷！

以下為精彩內容節選

……有一次談到麒麟童（周信芳）。他說：不懂的人常說麒麟童是豆沙嗓子，聽起來像從打破的陶土缸里發出來的，笨拙而蒼老，仔細去聽，透進去聽，就會感到它的厚實。那不是唱戲的聲音，那是從生命中發出來的聲音，誠樸而懇切。在《蕭何月下追韓信》里，那一句「將吶～軍」，厚重殷切得真讓人動容。那不只是戲文的感動人，而是生命的誠懇感動人。以往齊如山先生就說過：唱戲，先要把人做正，人邪了，聲音一定雜亂，會引發人的邪念。在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四大名角的唱腔里，無論高昂，無論低沉，都顯示人的正派。我們去聽一段荀慧生的《尤三姐》，其中也有愛慕，也有企盼，但其好處是「媚而不淫」。很多人缺乏人的修養，學荀派只學會勾眉弄眼，把戲唱到歪路上去了。

……

有一次，俞先生跟我談《紅樓夢》。他先說《紅樓夢》的版本，但不是談考據的問題。他說：不管是高鶚，還是程小泉，要先能了解原作者對「情」的認識，才有資格去續《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最後寫賈寶玉出了家，向父親深深一拜，然後飄然而去，這是大瀟洒，也是大悲痛。其所以如此，正如書中所言，欠恩的恩報了，欠情的情償了，欠債的債還了；如此做到「一無虧欠」，才能真正對生命有了交代。否則，是死而不安的。

當談到賈寶玉銜玉而生，俞先生說：這不是神話，這是最真實的描寫。我驚異地問他原因，他反而問我：「天驄，你不就是銜玉而生的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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