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論人性的真與美（一）

一、前言

在先秦人性論史上，眾所周知孟子倡性善、荀子言性惡，本文則以性真為主題，論述莊子學派的人性之真與美。

孟、庄同時代，身處戰國中期，是為儒、道思想發展的高峰期。徐復觀的《先秦人性論史》便以孔孟與老莊並重而進行論述，他說：「古代整個文化的開創、人性論的開創，以孔孟老莊為中心；似乎到了孟庄的時代，達到了頂點。」（徐復觀，第46頁）此言甚是。然而，通覽當代學者有關先秦人性論課題的討論，幾乎多集中在孟子的觀點上，連在當時以及漢代影響較大的荀子都被邊緣化，至於莊子有關人性論的觀點則更罕見學者論及。這是促使我撰寫莊子人性論的主要動機。

人性論在內容上，有心、性、情、欲等主要議題。有關「心」的議題，我已發表專文（陳鼓應，2009年a），接著擬分篇論述莊子有關「性」、「情」議題的文章。

長期以來，我十分關注莊子「性情不離」的重要命題，這一觀點與宋儒程朱學派之揚性抑情而導致情性割裂的偏頗學說形成鮮明的對比。程朱理學在理氣二元的理論架構下，還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遂產生「尊性黜情」的嚴重後果。反觀王安石的「性情一體」說，與莊子主張「情性不離」（《莊子·馬蹄》。下引《莊子》僅注篇名）正遙相呼應，這引起我對王安石人性論的極大關注。王安石批評孟、荀性善、性惡之說而提出性情一體說：「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是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性情》）王安石從自然人性論的角度指出，人的自然本性無所謂善惡。他說：「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原性》）蘇東坡也說：「情者，性之動也……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東坡易傳》卷一）

有關中國心性論的討論，在哲學史家與正統學者的影響下，習以為常地將程朱獨斷論的道德形上學高拔，並將孟子泛價值主義的思維擴大化，形成單一化的人性論史觀， 以至於《莊子》「性情不離」與王安石「性情一體」的學說長期被掩沒。這是我撰寫莊子人性論的另一個主要動機。

宏觀地審視中國人性論史，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值得我們重新思考，此處僅舉兩例為說：

其一，哲學史上自告子、莊子至北宋王安石、蘇軾，以至明末清初王夫之、戴震，皆屬廣義自然人性論者。在人性論的課題上，北宋時代是繼先秦開創期之後的另一個高峰，而北宋諸子中王安石與蘇軾對孟子人性說都有精闢的評論，他們的自然人性觀和二程「存天理，滅人慾」以及情性割裂的論點迥然不同。程朱學派「理」「欲」觀的弊害，到明末清初時引發諸多論者的批評與反省。如王船山提出「理欲合性」說，強調「理欲皆自然」（《張子正蒙注》卷三）；戴震喊出「以理殺人」呼聲的同時，並提出「理者存乎欲」（《孟子字義疏證》卷上），以糾正程、朱理欲觀的缺失。（參見蔡家和，第187－207頁）綜覽宋明諸哲，自王安石、蘇東坡至王船山、戴震，有關心性議題的論述都屬於廣義自然人性論，在學譜上可謂接續先秦自然人性論的思想脈絡而發展。

其二，自然人性論為先秦心性論與情性論之主軸。從現存文獻上明確地顯示出先秦自然人性論的一條主線：自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經告子「生之謂性也」（《孟子·告子上》），到莊子「性者，生之質」（《庚桑楚》）及荀子「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這一系列自然人性論的主張，成為先秦人性論的主軸。而新近公布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突出人性論中「情」的主題，上博《恆先》則論及人性論中「欲」的議題，更加強了自然人性論在先秦人性論中的主體地位。

在周代人文思潮的激蕩下，到了孟、庄時代，人性論已成為哲學思考的中心問題。透過孟、庄的對比，《莊子》人性論有著兩大特色：其一，由人性的本原特質來說，孟子的性善與莊子的性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論述方向；其二，由人性背後的形上學根據而言，莊子的人性論系統地由形上道德論引伸出來，而孟子的學說則尚未建立明確的形上理據。

未

完

待

續

來源：哲學研究作者：陳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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