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成立之初的「常州幫」是如何形成的？

以蔣維喬進商務印書館為標誌，商務印書館「常州幫」正式開始形成。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同鄉聚集，其來往互動更有一種類似「制度化」的措施來作為憑藉，以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同時也有意或無意地通過這種措施來維護或增強整個群體取得資源的可能性。

1916年，20歲出頭的茅盾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他的舍友謝冠生向他介紹商務印書館的人事情況，說了下面一段話：「編譯所中的國文部（部長庄俞，武進人）專編小學和中學教科書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幫。……理化部是紹興幫，除了校對之類少數人也許不是紹興人。」確實，在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國文部的，大多數是常州籍人士，據不完全統計，先後進出國文部的常州人估計有近百人，其中更有不少在近代學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名字，如蔣維喬、庄俞、陸爾奎、沈頤、方毅、謝觀、謝仁冰、孟森、惲鐵樵、呂思勉、臧勵龢、譚廉等，這就是所謂的商務印務館的「常州幫」，也被稱為「陽湖耆宿」。「常州幫」可以說是江南旅滬文人群體的典型代表，對於這個群體的形成和發展的研究，既可有助於我們了解江南旅滬文人群體的形成模式，也是傳統知識分子轉型及現代知識分子產生的極佳案例。

從血緣到地緣

明清以來，常州一直是江南文化重鎮，名門望族不斷湧現，「常州幫」的很多成員都來自常州的名門望族，如庄俞便來自常州最為著名的今文經學創始的庄氏家族，其先祖便是常州學派創始人庄存與，曾祖庄有可也是著名經學家。惲鐵樵的先祖則是清代著名古文家惲敬，方毅的曾祖方履篯是嘉道時常州著名的駢文家和書法家，呂思勉所在的呂氏家族因出現了「五子登科」而被《舊典備征》列為清代最成功的科舉家族之一，謝觀和謝仁冰所在的羅墅灣謝氏也出產了超過20位進士。

常州庄氏舊宅狀元第

江南的名門望族歷來都是通過聯姻編織成一個複雜而精妙的社會網路，以確保家族地位的延續，「常州幫」成員之間也是依靠這樣複雜的婚姻關係聯繫了起來。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方毅的弟弟方粹和謝觀一起分別娶了陳允頤的兩個女兒，而陳允頤的兒子則是中華書局創始人之一的陳寅。方賓觀和蘇報主人陳范都是庄俞的姐夫，而陳范的妹妹則是沈頤的母親。很多人在討論「常州幫」時，往往會忽略了一件事，即張元濟的母親便是來自羅墅灣謝氏，謝鍾英是其表兄，謝觀、謝仁冰均是其外甥。光緒二十年（1894），謝鍾英入都應會試，便來張家參見張母，並和張元濟長談時事。此後據蔣維喬日記，謝鍾英、謝觀、謝仁冰每至上海，都會與張元濟見面吃飯。張元濟日後邀請謝仁冰出掌商務印書館經理一職，謝仁冰豐富的人脈自然是重要原因，但謝仁冰作為張元濟外甥的關係也當是其考慮的因素之一。由此我們還可以發現，其實張元濟與方毅、方賓觀、庄俞、沈頤、謝觀、謝仁冰都有或近或遠的親戚關係。這一個相當微妙而有趣的現象，當可以幫助人們深入理解常州幫形成背後的原因。

傳統社會中的普通人即使有天縱之才，但沒有強大家族的支撐，很難進入文化精英的核心圈。而到了近代，特別是上海這樣東西文化匯聚、各種機遇並存的「冒險家樂園」，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很多沒有太多社會資源和財富積累的人得以「孤寒無所憑藉之身」在此躋身文化精英之列。「常州幫」成員中孟森、孟昭常、蔣維喬、臧勵龢等人所在的家族都只是中下層小本經營的小商販，甚至是小學徒。如孟昭常因為家貧，「僅十四歲即棄書服賈」；蔣維喬的父親蔣樹德「十三歲棄書習工」，中年後「設肆於市」。蔣姓是江南望族，但蔣維喬卻自己承認：「吾家別於他蔣，由高祖以上，不辨世系，老父以貧故，習工業，生維喬兄弟，廁名士夫間，皆老父餘蔭所及，非有重世顯貴，列於膏梁著姓」。這段話可謂這些新興文化精英崛起的極佳註腳。

科舉時代，「同年」便是一種文人來往互動的穩定的制度憑藉。「常州幫」的形成過程中，「同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陸爾奎和庄俞的父親庄鼎彝、孟森的弟弟孟昭常是光緒十七年鄉試的同年。謝鍾英則和劉樹屏及丁同曾的兄弟丁同方是光緒十四年鄉試的同年。沈頤之所以娶了呂景端的女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父親沈保衡和呂景端是光緒元年鄉試的同年。還有一個為一般人所忽略的是陳范的兄長陳鼎是蔡元培鄉試的副主考，此後蔡元培和陳范在《蘇報》、愛國學社中密切的合作關係，與此甚有關係。

陸爾奎鄉試檔案

隨著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現，「同學」逐漸取代「同年」，成為社會關係的重要組織部分。龍城書院是常州府最著名的書院，明代直接導致了東林書院的誕生，清代又有邵齊燾、盧文弨、姚鼐、況周頤等名家擔任山長，洪亮吉、黃景仁等知名學者均在此就讀。甲午戰敗後，常州的一些有識之士對其進行改革，「別設致用精舍，博習乎輿地算學」，並延請著名數學家華蘅芳之弟華世芳任山長。此後，龍城書院便成為常州一府士子學習新知識的中心。當時在《龍城書院課藝》中列名，之後進入商務印書館及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書籍的人便有蔣維喬、沈頤、孟森、姚祖泰、姚祖頤、許指嚴、謝觀、嚴保誠、臧勵龢等多人。龍城書院的幾年讀書歲月成為這些人最早接觸新式學問的經歷，如臧勵龢在《龍城書院課藝》中出現的課藝全都以地理為內容，這為他日後成為出色的地理學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嚴保誠在《課藝》中列名於算學，這為他日後在商務印書館長期負責理化教科書的編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龍城書院外，同在常州府的江陰南菁書院是另外一個江南文化精英聚集的場所。胡適曾對南菁書院有極高評價，稱其「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黃體芳、王先謙兩位學政和張文虎、黃以周、繆荃孫等歷任山長將南菁書院建設成為東南學術重鎮，書院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優秀人才，方毅、蔣維喬、謝鍾英、孟森、陸爾奎、許指嚴、嚴保誠等多人都曾在此求學。蔣維喬曾回憶他在南菁時，「理化教習鍾觀光先生，講解徹底，實驗正確，最得同學信仰，且於授課之餘，灌輸國家思想，先生始恍然於民族革命意識，心醉其說，對於科舉更加鄙視，立志不再應試。」當時與蔣維喬志同道合，集中於鍾觀光身邊的有嚴保誠、無錫人顧倬、常熟人徐念慈、丁祖蔭等。南菁書院的學習改變了蔣維喬一生的命運，而當時他身邊的人也多多少少與商務印書館發生一系列的聯繫。

「常州幫」的形成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七日，正當百日維新如火如荼之時，在北平羊越胡同江寧試館，蔡元培邀請紹興同鄉陶大均在此每日教授日語，和他在一起學習的是他的同事和好友、翰林院檢討常州人劉樹屏。不久戊戌政變暴發，百日維新失敗，由此引起連鎖反應，這個日語學習班也迅速結束，蔡元培回鄉，和蔡元培同時南下赴滬的還有因戊戌變法而遭「革職永不敘用」的張元濟，而日後發生的一切，都從這個日語學習班開始，蔡元培、劉樹屏和張元濟三人在「常州幫」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張元濟被革職後，正在創辦南洋公學的盛宣懷因譯書院缺乏熟悉西文、精通譯印事宜之人主持，便通過他的常州同鄉，也是張元濟的好友，南洋公學總辦何嗣焜聘張元濟為譯書院院長，而何嗣焜的女婿劉垣正是劉樹屏的小弟弟。蔡元培回鄉後，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八日，他來到上海，次日一早到張元濟家中，一同到澄衷學堂造訪時任澄衷蒙學堂監督的劉樹屏，劉樹屏當時正和同鄉嚴保誠與沈頤在此編纂著名的中國早期國文教科書《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劉樹屏邀請蔡元培接替自己擔任澄衷蒙學堂監督，之後，又是經劉樹屏的介紹，蔡元培入南洋公學，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的總教習。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張元濟應夏瑞芳邀請，辭去南洋公學職，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並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商務印書館隨即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同年三月二十日，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國教育會，早就與其有聯繫的鐘觀光接到蔡元培電，囑其赴會並介紹會員。蔣維喬聞訊後「慫恿鍾師，願隨之赴會」，只不過因輪船晚點而沒有到場。到了七月，蔣維喬赴無錫，與他在無錫的朋友顧倬、蔡文森、黃芝年等一同赴滬，見鍾觀光，並謁

蔡元培，這是他第一次見到蔡元培。可是不久蔣維喬的父親捏造了「妻子病危」的信函催促他回家，他第一次留滬的嘗試宣告落空。

這一年的十月十五至十七日，南洋公學爆發了由墨水瓶事件引起的學生退學風潮，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次學潮，蔡元培帶著學生離開南洋公學。他所在的中國教育會受南洋公會退學學生請求，在上海辦愛國學社。為了維持生計，蔡元培找到了自己房師陳鼎的弟弟，《蘇報》主人陳范，愛國學社的一些同仁便開始在《蘇報》上發表文章，直接促發了日後著名的《蘇報》案，蔡元培還和陳范一起創辦了愛國女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初，蔣維喬再次來到上海，偕妻子入住愛國學社，順便學習英文。也就是這時，他的同鄉庄俞、嚴保誠、湯中、胡君復、謝仁冰、徐寯等也來到上海創辦人演社，編譯日文書籍。蔣維喬雖然不是人演社的正式成員，但是人演社最出名的出版物便是蔣維喬翻譯的日人澀江保著《佛國革命戰史》，這也是近代中國較早介紹法國大革命的著作。

為了保障愛國學社成員的生計，蔡元培又應張元濟之邀，兼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並確定國文、歷史、地理三種教科書之編纂體例，準備聘愛國學社之國文史地教員擔任，蔣維喬便因此擔任國文教科書的編輯。五月，《蘇報》案爆發，蔣維喬提前結束愛國女校的課程，放假回里，一心編輯教科書。閏五月二十日，蔣維喬應鐘觀光的邀請回滬接辦愛國女學，可是鍾觀光本人卻「因母病危」返回故鄉，蔣維喬不得已遂往見張元濟，「擬移居商務書館編譯所，繼續編纂蒙學國文課本」，張元濟「欣然允之」，蔣維喬遂正式應聘為編譯所常任編譯員。當時編譯員不過六七人，蔣維喬的常州同鄉楊赤玉已經在此，負責修改譯稿的工作。蔣維喬和楊赤玉便成為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最早的常州人。以蔣維喬進商務印書館為標誌，商務印書館「常州幫」正式開始形成。

蔣維喬

殊途同歸

蔣維喬入館之後，相繼將「人演社」的朋友引入了商務印書館。在他接手愛國女校不久的七月二十日，庄俞便接受蔣維喬的邀請，至愛國女校任歷史地理科教師。隨後，蔣維喬又應張元濟之請，推薦庄俞入商務印書館編纂地理教科書、徐寯編纂算術教科書，二人於這年的九月同時入館。次年一月，仍然是應蔣維喬的介紹，嚴保誠入商務印書館，嚴保誠還在愛國女校任歷史地理教職。與此同時，張元濟的外甥謝仁冰也在商務印書館短暫地工作了一段時間，不過他不久便赴京讀書，直到40年後才重返商務印書館。蔣維喬、庄俞、嚴保誠此後成為了「常州幫」的核心力量。

此後，蔣維喬、庄俞等便一直介紹諸位同鄉進入商務印書館。從蔣維喬的日記可知，他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曾介紹顧鐵峰入商務印書館編詞典。宣統元年（1909），他先托夏瑞芳介紹譚廉入清心書院，之後又介紹入商務印書館。還是在這一年，剛剛從湖南來滬的惲鐵樵經他委託夏瑞芳進入了養正幼稚舍任教，此後又經庄俞的介紹入商務，旋即因為張元濟的賞識而開始擔任《小說月報》主編工作。胡君復的《古今聯語彙選》先由蔣維喬介紹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宣統二年（1910），胡君復又由蔣維喬邀請到愛國女校任國文教師，隨即入商務印書館。

但是同鄉之間的相互介紹只是常州人進商務印書館的方式之一，決非全部。近代文人精英群體的社會關係網路已經遠較之前複雜。如陸爾奎是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幕僚，他經岑春煊的授意，赴滬負責預備立憲公會的籌備工作。不久，他進商務印書館，其原因應該仍然是岑春煊。同樣，經鄭孝胥和張元濟的協商，預備立憲公會派孟森到商務印書館出任《東方雜誌》的主編，以此作為宣傳立憲的陣地。此外，方毅入商務印書館的原因是他是馬相伯的學生，而沈頤入商務印書館則是劉樹屏和他岳父呂景端的關係。

然而無論是通過什麼方式進入商務印書館，熟人介紹仍然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主要方式，只不過這個熟人是親戚、同鄉、同學還是同事，於各人來說均有不同，但是殊途同歸，最終他們都進入了商務印書館，並逐漸由於鄉誼和親緣的關係形成了一個群體。以蔣維喬為例，根據他的日記的統計，他每年大部分的人際交往，如宴請、聚會等，除了和張元濟、夏瑞芳這些商務印書館的領導，以及徐念慈等他當年在南菁的同學之外，基本上是與他這些商務印書館的同鄉在一起，庄俞、嚴保誠、沈頤更是他交往圈的核心人物。宣統元年（1909）年二月二十一日，蔣維喬與陸爾奎、庄俞、沈頤、謝觀、伍達、譚廉、嚴保誠在文明雅集討論常州學務，經陸爾奎倡議，在會談時約定，每周末進行一次同鄉聚會。三月十三日，因文明雅集地方過於狹窄，遂移至青蓮閣。此後，一直至蔣維喬在1912年離開上海赴南京入職教育部，這個同鄉聚會一直存在。而這個同鄉聚會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商務印書館的成員。除了上述幾人外，以後又陸續加入了方毅、胡君復等。可見，商務印書館的「常州幫」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同鄉聚集，其來往互動更有一種類似「制度化」的措施來作為憑藉，以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同時也有意或無意地通過這種措施來維護或增強整個群體取得資源的可能性。從這個層面而言，商務印書館的「常州幫」確實存在著，而其中的成員也確實由此獲得了一定的利益。如庄俞的弟弟庄適進館後，便由於他與庄俞之間的關係受到了相當的重視。1915年底，庄適要求加津貼，第二年就得到了滿足。1917年，商務館方又主動加送庄適年終津貼一百元。庄適表示：「無特別勞績，不應額外受酬。」可是高夢旦仍然讓庄適接受了這份津貼。

但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幫」各人確實會利用自己的關係，引入與自己親近的人，但很少無節制地濫用這種關係。以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蔣維喬所引入的人才，如庄俞、嚴保誠、胡君復、惲鐵樵、譚廉等均是一時之選。而對認為不合適的人選，即便是親戚朋友，蔣維喬也會嚴辭拒絕。光緒三十四年，有一個同鄉「庸熙自常州來，托謀館事」，蔣維喬便以「現在人浮於事謝之」。時人也評價陸爾奎是「一個操守做事很肯負責的人，他平時對於用人，是絲毫不苟的，尤其是引用他的親戚，較之於一般驀（陌）生人，尤為認真，沒有一般時人援引親戚的習氣」。惲鐵樵在《小說月報》主編任內不拘一格，獎掖後進的故事則更是稱得上是文壇佳話。再聯想到陸爾奎積數十年之功主編《辭源》而致雙目失明，我們可以說，正是這些常州學者嘔心瀝血，才成就了《辭源》《國文教科書》等近代出版史上的偉業，也造就了商務印書館的輝煌。

善慶里蔣維喬故居

然而到1920年代後，由於新文化大潮的衝擊，隨著中小學教科書以及教輔工具書編纂任務逐漸減少，商務出版方向發生了轉變，商務印書館原有的地緣網路也開始受到了一批又一批「新人」勢力的衝擊。1921年，王雲五進入商務印書館。當時「常州幫」的重要人物庄俞便向張元濟表示：「夢翁辭編譯所長，薦王雲五事，似太驟，可先任副所長，夢公仍兼所長。」但是他懷疑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阻止王雲五在考察三個月後正式走馬上任，推動改革，這種改革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舊人的利益，「常州幫」和「紹興幫」盤踞的國文部和理化部成為這位新任所長裁員最多的兩個部門，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彈。1922年1月1日，編譯員華超在寫給胡適的信中稱：「這次改革雖能完全實行，而閩派的人拓殖太急惹起常州派惡感。」但時代的潮流卻是不可阻擋，在1920年以後，隨著一批批新式人物的進入，商務印書館的地緣因素逐漸被淡化。隨著抗戰前後庄俞、陸爾奎等「常州幫」的重量級人物相繼去世，「常州幫」已呈日漸凋零的狀態。現代社會的轉型其實是從關係本位的社會向規則本位的社會轉變的過程，傳統的由地緣和血緣關係構建起來的人際關係網路必然會受到衝擊。王雲五的改革和商務印書館中地緣因素的淡化，其實便是現代城市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過程。1948年11月13日，張元濟提議謝仁冰出任代理經理，獲得通過，但此時無論是舊的商務印書館，還是「常州幫」，都已經是最後絕唱了。

在紀念商務印書館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黃健民先生曾對這些「陽湖耆宿」們有如下的評價：「他們順應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當時知識界『救亡圖存、復興民族』的總目標之下，憑藉滿腔的愛國熱忱，克服重重困難，致力於編輯出版工作，不僅對商務印書館的創業有篳路藍縷之功，而且也為新學的傳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識階層的形成，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商務印書館的「常州幫」是近代文人精英群體的典型代表，其形成既有傳統的血緣、地緣因素等不可磨滅的痕迹，又呈現著新時代的某些特點。他們在上海這個大都會中聚集在一起，也在上海這個城市中改變著自己，他們是歷史的產物，最後也終究走進歷史，但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作出的貢獻，卻不會為後人所遺忘。（文/葉舟，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

（本文原題為《近代旅滬知識群體：商務印書館的「常州幫」》，原載於9月9日《文匯學人》，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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