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帝國體制」論，還原中國歷史中的治理真相

突破「帝國體制」論，還原中國歷史中的治理真相

摘要：「中華帝制」論者的見識顯然還遠不如1200多年前杜佑的《通典》，實在可悲。我們就要打破長時間以來歷史科學研究的現狀，特別是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發展觀，反對當年極為強勢的文化殖民主義對中國歷史的污名化話語構建、理論構建，真正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歷史觀。

作者丨姜義華（復旦大學資深特聘教授）

轉自丨上觀新聞

我是做歷史研究的，從進入復旦大學的第一天起，如今已經59年還多了，明年就是第60個年頭。按照中國古代的紀年講來，60年就是一甲子。我也對自己這幾十年來的學術生涯做個反思，有一個很深的感受，那就是越做研究，越是感到自己的不足，越感到原先的歷史認識和歷史實際並不契合。在歷史學領域，我確實還是個小學生。

講中國歷史，大家都不會忘記近代以來中外歷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幾個基本判斷：一個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很有名的觀點，就是中國發展至少從元代以後就已經基本停滯了。由此形成「中國歷史長期停滯論」。前幾天，在微信上還看到我們一位很有名的經濟學家振振有詞地在分析中國兩千年來為什麼一直停滯不前，可見其影響之深；第二個是孟德斯鳩提出的中國一直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中國從此就背上專制主義或者封建專制主義的惡名；第三個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講的，中國歷史基本是沒有發展，中國社會沒有像西方社會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分化，中國是一個專制的、文化已經僵化的國家。他斷言，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中國是一個最低層次的發展。這一判斷影響更加普遍而深遠。

亞當·斯密、孟德斯鳩與黑格爾當時做出的有關中國歷史的這些論斷，其實都是按照他們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獲得的極為有限的中國知識而作出的。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歐洲對於中國歷史與現狀的介紹相當稀少、相當片面。這幾位大學者對中國歷史做出的論斷，可以說是按照他們自己的心志與想像作出的臆斷。但是，這些論斷很適合西方向東方、向中國進行殖民擴張的需要，他們所提出的專制主義、長期停滯、普遍農奴制及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這一套見解，逐漸成為西方中國觀的主流意識。

可是，近代以來，我們從梁啟超以來的新史學，長時間都是在這樣的歷史觀之下解釋中國歷史，在浩若煙海的中國歷史資料中尋找許多證據去印證這樣的理論體系，去充實這樣的理論框架。但是，這些基本論斷、核心話語所概括的中國歷史，真的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嗎？中國歷史真實情況是這個樣子嗎？或者說，這些論斷和中國歷史的主體部分真的契合嗎？

實際上，今天西方的中國學已大大突破了他們的先輩亞當·斯密、孟德斯鳩與黑格爾那些舊說。可是，我們仍有不少人至今仍常常把這些前人的舊說當成不可動搖的結論，繼續作為我們觀察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歷史的大前提。對歐美近數十年來所流行的現代及後現代話語體系，能否正確解讀中國歷史及整個世界歷史，我們也缺乏清醒的審視與檢討。

今天，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長期停滯論開始讓位於「中華帝國」論。一些國外學者包括不少國內學者，近些年來突然非常熱衷地大講中國歷史上的所謂「帝國體制」，關於「中華帝國」的文章、專著蜂擁而出，好像中國一直就是個「帝國體制」的國家。即便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中國還是一個「帝國體制」。那我就想問一個問題，這種觀點是基於中國史實嗎？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全面的真實的了解基礎之上嗎？說穿了，這只不過是孟德斯鳩、黑格爾那些論斷的現代翻版罷了。

最簡單的，我們不妨讀一讀唐朝杜佑的《通典》，看看古人是怎麼說明中國國家體制的。這本1215年前撰就的專門研究中國歷代制度演變的歷史著作，第一部分叫「食貨典」，從田制即土地制度講起，研究了中國古代土地、資本、人口及賦稅，講的是傳統經濟制度；第二部分講的是「選舉典」和「職官典」。這部分特別值得一看，因為它可以糾正今天我們的一些錯誤認識。中國自春秋戰國尤其秦漢以後，一直是致力於「選賢任能」，即通過選舉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社會精英，組成專業的職業官僚隊伍來治理國家。所以中國歷史有那麼一句名言：宰相必起於州部，將帥必發於士卒。中國歷史上的這套治理體系，難道用一個「帝國體制」就能概括嗎？

現在有些人講中國是帝國體制，擺出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中國歷來只有國家，沒有社會。這又是不了解中國真實歷史的一種表現。讓我們再來看看《通典》，其中整整一百卷即全書一半篇幅都是在講「禮」，而且就緊緊接在「選舉典」和「職官典」之後。我們說中國是禮儀之邦，禮治，說到底就是社會的自我治理。中國的這套治理體系一直延續到今天，在社會底層，依然根深蒂固。

中國怎麼可能是只有國家、沒有社會？中國的禮治，講的就是社會各種群體如何自我治理，講的是每個人對家庭、國家、社會、對天下如何負起責任，同樣天下、國家、社會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又如何負起責任。中國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社會自我治理的體系，它的成熟程度和實踐中的有效性，已經深入中國歷史與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謂無聲勝有聲、無形勝有形。怎麼能棄這麼基本的事實於不顧，而用一個只有國家沒有社會、「中華帝國」或「帝國體制」來概括呢？《通典》從「食貨典」到「選舉典」「職官典」再到「禮典」，然後才講到「兵典」與「刑典」，最後講中國的州郡與邊防。這是對中國古代國家和社會治理制度的一個完整的說明，它難道不比孟德斯鳩、黑格爾及現今「帝國體制」論者所說更切合中國歷史實際嗎?

黑格爾、亞當·斯密沒有看過《通典》，孟德斯鳩也沒有看過，他們當然也沒有完整研究過中國的傳統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我治理制度。外國人不能準確地認識我們中國的歷史，並不奇怪，但是，我們自己如果也不能準確認識自己的歷史，尤其是不能從中國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研究中國自己的歷史，那就值得我們深刻反省了。在我看來，能不能真實地復原我們中國自己的歷史，能不能正確地認識世界的真實的歷史，這是我們整個哲學社會科學能不能形成中國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基礎。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歷史都搞不清楚，跟著人家背後曲解自己的歷史，曲解世界的歷史，沒有自己的獨立研究，怎麼能把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並且在世界上形成真正具有影響力的話語權？

說到這裡，我想指出的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必須要有更深的理解。沒有哪一個學者像馬克思本人那樣重視歷史的研究。我們知道，馬克思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歐洲歷史，研究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歷史。他說世界上只有一門科學，那就是歷史科學，歷史科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需要以歷史知識為基礎。閱讀馬克思的所有著作，特別是他浩繁的手稿、筆記時，人們不能不為馬克思宏大的歷史視野、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和極為嚴謹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馬克思的研究清楚表明，要了解真實的歷史，不能依靠概念的演繹，也不能滿足於以往的認識，而必須堅持從歷史實際出發，吸取各種新的研究成果，充實和訂正自己原先的認識，以一步步接近歷史的真相。

回頭看我們今天歷史學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恰恰忽視了對自己的歷史的充分重視和獨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為主體，實事求是地從根本上進行研究、總結和概括。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們就要打破長時間以來歷史科學研究的現狀，特別是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發展觀，反對當年極為強勢的文化殖民主義對中國歷史的污名化話語構建、理論構建，真正樹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歷史觀。

馬克思首先讓我們重視人們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歷史，同時，一再強調要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要讓主觀能動性為唯心主義所佔領。無論是中國史研究，還是世界史研究，無論是宏觀研究，還是微觀研究，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創新，都不能脫離人的社會性這一本質屬性，不能無視人類從它產生開始就已結成各種各樣命運共同體這一基本事實。全球化時代整個人類的命運更是彼此休戚相關。人從來不可能單獨而孤立地存在。人總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從來就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我們要重視人的信仰、知識、審美和抒情，要重視人們的文化生活，要重視將人們的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兩方面結合起來的制度創造、制度運行。「中華帝制」論者的見識顯然還遠不如1200多年前杜佑的《通典》，實在可悲。今天，我們有責任按照馬克思給我們做的榜樣，運用新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立體地再現我們中國自己真實的歷史，以及世界真實的歷史。

用馬克思主義立體歷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我們必須突破現有的從西方、日本移植過來的具有濃厚文化殖民主義色彩的那些違背中國歷史實際的論斷，真正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要創造能夠準確反映中國歷史實際的理論與概念，形成具有鮮明時代性的科學的話語體系。對中國歷史，我們有責任重新全面進行研究。我們要真正從中國實際出發，對整個物質生產過程、精神生產過程、制度生產過程，對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的制度及其實際運作，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對中國人的審美體系、價值追求、感情表達路徑，認認真真地開展自己獨立的研究。我們只有把自己的歷史搞清楚，把世界歷史搞清楚，我們整個哲學社會科學，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才能堅不可摧地建立起來。

作者為復旦大學資深特聘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本文根據作者10月14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三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理論研討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該研討會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協調會議辦公室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承辦，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研究院、上海大學協辦。

文章不代表東書房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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