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就是來愛你的，不是來享受的

水姐／文

受中國「刷屏」人民期待的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後得獎的是不要獎的民謠詩人鮑勃?迪倫（雖然他並不喜歡別人叫他詩人）。「民謠之王」今年出售了自己的個人筆記、歌詞、詩歌手稿。作為上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音樂文化符號，他的藝術生命和思想的來源，並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運動和政治實踐，而是一間裝滿書的密室。他認為歷史上的思想者從書中告訴他的是，原來的時代到現在的時代沒有什麼改變。他閱讀大量的詩集與傳記，以至於他能「讓你對慣常接受的現實提出疑問，能夠用破碎的心丟棄美麗的風景，擁有精神力量」。〔鮑勃?迪倫：《像一塊滾石》（Chronicles Volume One），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同樣在這本《像一塊滾石》中，他寫到了一個女人羅特洛，「一開始我就無法把視線從她身上移開。她是我見過最性感的尤物，皮膚白皙，秀髮金黃，擁有熱情的義大利血統。空氣中突然充滿蕉葉的芬芳。我們交談起來，我的腦袋也開始發暈。以前丘比特之箭曾從我的耳邊飛過，這一次它直接射中了我的心，把我拖進愛的深淵。」羅特洛讓迪倫走上了關注民權的道路，因為她父母都是堅定的左翼分子，其中最典型的歌曲就是《The Death of Emmett Till》，故事是羅特洛講給迪倫聽的，黑人Emmett Till由於不懂禁忌，朝白人婦女吹口哨而被毆打致死。他們倆經常在一起熬夜寫歌討論修改審定。真正的愛情，是創造精神作品最好的助力。但愛情從來不是享受，它會面臨極大的挑戰，社會因素、個人因素等等不測，很難找到完美可持續的愛情。

我試圖找了找，還真的找到一對較為完美的。她說過一句話：我是來愛你的，不是來享受的。她叫戴乃迭。我一直覺得，愛情不是個單獨的存在，它很容易依附在其他事物或關係上，所以，它容易變形變質，也可以在這人世間升華。

戴乃迭1919年生於北京，父母是英國到中國的傳教士。她父親非常欣賞孔子的哲學思想，給自己取了個儒家色彩的名字：戴樂仁。她七歲前是在北京度過的，無憂無慮，喧鬧的街市、誘人的小吃，絢麗的花燈……被送回英國後，她在教會中學接受教育，倫敦的灰暗和陰沉讓她感到失望，她非常想念中國。在牛津學習法文的時候她遇到了楊憲益，加入中國協會，一起參加抗日活動。為此她還放棄法文學習中文，成為牛津大學史上首位中文學士。1940年她畢業後跟著楊憲益回到中國。他們的愛情招到了雙方父母的反對，戴乃迭的母親預言，「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而楊憲益的父親是銀行的行長，其祖父楊士燮共有兄弟八個，其中四位在晚晴時做過翰林，作為天津名門望族的楊家對於楊憲益要娶一個外國女子也是非常反對的。不過在1941年2月16日，他們還是在重慶結婚了。

楊憲益在《此情可待成追憶——記戴乃迭生前二三事》中寫到了他們先是在當時的「中央大學」教書，教了一年被懷疑是共產黨而被國民黨當局解聘，後又去了貴陽師範學院任教。戴乃迭想加入中國國籍而不得，英國大使館也要求收回她的護照，她心態好，說自己不管護照國籍如何，自己可算大半個中國人。

他們倆也是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古典、現代文學文化的翻譯中。被他們稱作牛津學生時期的「筆墨遊戲」——《離騷》是兩人合作翻譯的緣起（當時的楊憲益才24歲）。英國漢學家霍克斯讀完大為讚賞，認為這部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隻巧克力製成的復活節雞蛋和一隻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樣。

其他共同翻譯的書籍包括：《九歌》《招魂》《阿Q正傳》《野草》《資治通鑒》《老殘遊記》《朝花夕拾》《吶喊》《彷徨》《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古代寓言選》《漢魏六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史記選》《長生殿》《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古典小說節選（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聊齋選》《魯迅選集（1-4冊）》《李家莊的變遷》《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王貴與李香香》《白毛女》《紅旗譜》《中國小說史略》《白蛇傳》《打漁殺家》《秦香蓮》《拉郎配》《佛國記》（法顯）《中印文化史話》（金克木）等等。他們兩個人的翻譯珠聯璧合。楊憲益曾說：「一般情況下，我先翻譯一個簡單的初稿，然後再由她一遍一遍改定。我第一遍譯完了，她還得看三到四遍。翻譯《紅樓夢》，她很辛苦，她花的力氣比我大。」

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 |

後來她也單獨翻譯過一些作品，比如巴金《春天裡的秋天》、李廣田《悲哀的玩具》、沈從文《邊城》和《湘西散記》、王蒙《蝴蝶》、古華《芙蓉鎮》、張賢亮《綠化樹》、馮驥才《神鞭》、張潔《沉重的翅膀》和《愛是不能忘記的》、新鳳霞《新鳳霞回憶錄》、諶容《人到中年》，還有張辛欣、宗璞、戴厚英、遇羅錦、王安憶等等的作品。

他們翻譯的範圍包括：古典詩詞、傳奇、評話、小說、戲曲、現代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古今文學史、古典文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戴乃迭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她摯愛的丈夫和翻譯。她對金錢毫不在意，抗美援朝時期，為了配合楊憲益湊足4萬多元人民幣捐錢買飛機，她賣掉了母親和婆婆的所有首飾，卻因為自己的外國人身份經常遭受無端的猜疑。

1968年4月，在「文革」中，夫妻倆都入了獄。獄中，戴乃迭依舊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得乾乾淨淨；她依舊講禮貌，每天對送牢飯的人說謝謝。冤屈中，她的一舉一動仍透著平靜和優雅，後來連楊憲益都感到訝異，「命運對你我太不公平，你怎麼……」她深情一笑，像是在安慰他：「我不怕磨難多，那是上蒼在嫉妒我們的愛情太美。」他們兩人被關在同一個監獄，四年間卻相互不知曉。

真是巧合，上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反種族鬥爭很紅火。那正是鮑勃?迪倫努力的民權事業。提審員對戴乃迭說，你看美國對待黑人多不好，可我們對你很好。戴乃迭反駁道，可黑人在監獄還能每天出去放風，而我卻不能。經過她的爭取，她能出去放風了。她在獄中靠背誦中英文詩歌打發日子。

楊氏夫婦育有三個子女，「文革」中大學畢業的長子分配到湖北一工廠，二女均下放農村。「文革」結束，楊憲益夫婦把子女陸續接回北京。沒想到，在他們坐牢期間，兒子楊燁因經受不住周圍的迫害壓力而患上精神分裂症。後來，楊憲益夫婦將兒子送到英國，然而為時已晚，一年後兒子在英國自焚身亡。兒子的去世，使戴乃迭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擊，但她仍然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平反出獄後，夫婦倆將喪子之痛埋在心裡，一心撲在中國文學的翻譯上，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晚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妻每日形影不離。他們看淡一切身外之物，把收藏的明清字畫全部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幾十年間翻譯出版的百十種著作也大多送了人。只回過一次英國探親。後來，戴乃迭心裡的痛還是讓她精神失常了，八十多歲的楊憲益細心地照顧她，給她戴上餐巾，一邊連哄帶勸地喂她吃飯，一邊和她說話：「鮮花搬進屋子裡是讓我來養的，女人娶進家門是讓我來愛的。」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逝世。在楊憲益獨活的十年里，面對所有邀約，他都會說：「她不在，我不出現。」

楊憲益曾說：「這個姑娘本來應該過著搖籃曲里所說的那些日子：坐在墊子上做針線，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戴乃迭曾說：「我本來就是來愛你的，不是來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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