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新聞學者洪兵：調查記者是被黑夜索要的人質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洪兵（題圖）

洪兵

編者按：洪兵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媒介社會學、國際新聞傳播，長期從事新聞傳播的研究和教學。

出生於1968年的洪兵，不僅見證了30年來中國媒體的轉型，同時也將新聞媒體和社會轉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南方周末》作為中國媒體的標杆，一路走來來經歷了哪些變遷？非虛構主義寫作方興未艾，圍繞調查報道的是是非非，又開放出何種空間留給作者和闡釋者？調查記者又是怎樣的狀態？

近日，洪兵做客《復旦引擎》，結合多年的教學經驗和生動的案例分析，與作者探討非虛構寫作的邊界以及非虛構寫作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價值。

引擎：新新聞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經過幾年極盛期後，似乎進入了一個沉寂狀態，您怎樣看待國內非虛構寫作的現狀？為何會形成這種局面？

洪兵：我開設的「公共事務報道」課上有提到袁凌和李海鵬的一些作品，當時有同學提出兩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一是問李海鵬那篇《災後北川殘酷一面》，從內容上來看，和一般讀者所期待的新聞報道所能夠提供的信息是不是不太一樣；二是問它是不是能夠被定義為一篇新聞作品。我記得我當時的回應是，它仍然是新聞作品，但確實是比較特別的新聞作品。如果再去看袁凌的一些作品，你會覺得它更不是所謂的新聞作品了，在現有的定義裡面，你只能用「writer」去形容他，他其實是一個作者，或者是一個作家，「非虛構寫作」算是比較接近地的定義。

國內現在仍然可以被稱為非虛構寫作的，第一，從平台上，絕大多數還是集中在雜誌，第二，所謂的經驗豐富或者受到業界認可的作者，數量可能不超過十個。非虛構寫作和所謂的調查類新聞報道還不一樣。比如，你看袁凌寫的東西，至少實效上都不那麼強，《血煤上的青苔》寫的時候，礦災已經發生了五年到八年，礦工身體受到傷害已經有一段時間才去寫的，他跟他們很早就認識，甚至他最後選擇的對象當中，有八仙鎮的人，那是他父親的家鄉。因為他覺得自己還沒有把握寫，儘管認識那些礦工的時間很長，逢年過節也會去看望，還幫他的同事帶善款給礦工們，但他一直沒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寫好。最後，直到他找到核心的意象——青苔，才覺得有自信去寫。寫的過程對他來說又是一個死去活來的過程，他寫的那些凡是受到業內公認的文章，寫海子（《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高華（《守夜人高華》），這幾篇東西，每一篇寫完他都覺得是要死去活來、大病一場的。對他這樣的寫作者來說，可以這樣拚命去寫的題材是有限的，寫完一個少一個。

所以，我覺得特稿寫作，目前總的來看是一個奢侈品、一個稀缺品，看得人本來就少，有預算、有決心，包括從理念上，仍然要提供這樣一個平台、維護這樣一個陣地的媒體更少了。你看這次普利策新聞獎（指美聯社憑藉揭露東南亞奴隸漁工的系列報道獲得2016年普利策新聞獎項中分量最重的公共服務獎），其實給了國內很大刺激，硬新聞、調查報道、特稿這一類東西，被證明了在公共服務、文體創新方面有極大的價值。所以，這兩方面因素碰撞起來也是比較有意思的，但是我覺得短期內情況可能不會改變，非虛構寫作仍然會是一個很奢侈的東西，只在很少數的平台上能夠被維持和提供。

引擎：非虛構寫作的作者構成有什麼樣的特點？由報告文學、紀實類文學轉向非虛構寫作的，是不是比調查記者更多一些？

洪兵：其實兩者都有，比較多元。袁凌就是一個反例，他原來一直做社會和時政，最初在《重慶晚報》，再到《新京報》，包括《鳳凰周刊》早期，他主要的作品是到了《博客天下》、《人物》、《lens》之後寫的，那個時候，他已經厭倦了社會和時政類報道。他個人肯定有傑出的寫作稟賦和才能，但我個人還有一個理解，跟中國調查記者的生存現狀有關。五六年前有一個調研就是關於這個問題，調研報告當中有一個數據，中國調查記者的年齡和國外相比偏年輕化，我印象里大概在三十歲左右，還有張志安老師做的一個調查，樣本量不大，在詢問中國調查記者職業規劃的時候，很高的比例表示要離開媒體。這說明什麼呢？從生存現狀來說，社會調查類的媒介生態越來越凋敝。回顧過去二十年調查新聞業的凋零，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在過去一兩年表現得更為明顯，管制的原因、個人的原因加上整個媒體生態，過去一兩年流失的是這個行業的翹楚。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繼續在堅持做調查報道或者硬新聞的人，恐怕壓力之大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袁凌自己也說，他見過了太多太多難以想像的黑暗和醜惡，自己也像他寫高華的那句話，大致的意思是說，黑暗會索求最好的人質。你要穿過黑暗，黑夜會索要你作為人質的，高華是被黑夜索要的最優秀的寫作者，我覺得調查記者是一樣的，他們被當作人質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無論從調查報道轉向特稿還是非虛構，只要仍然在做文字的東西，仍然是一種堅持。從表達上來說，也給了他們更大的自由和職業滿足。

引擎：多元的的作者構成是不是讓非虛構寫作的邊界變得模糊了？如何界定非虛構寫作的邊界呢？

洪兵：從作者的身份和具體的表達上，這兩年出現了很明顯的差異性，但總體上來說又被普遍接受，從作品來看有兩個特點，背景和學科訓練的多元化會提供一種不同的視野，包括理論的視野，還有一種分析、描述的深度差異。很多非虛構寫作的作者、調查類報道的記者，他們所做的事情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進行的田野調查非常非常相似，差別在於規範框架的有無、觀察描述的角度和深度，以及個人風格。在我看來這倒是一個好事，因為現在很多新聞記者該做的事做不了，有這樣的渠道不挺好的嗎？更多的主題和更多的平台。

其實包括拉爾夫·納德（美國律師、社會活動家，被譽為美國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和蕾切爾·卡遜（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著有《寂靜的春天》）是一樣的，關於農藥對美國環境污染的調查，維護消費者權益而對大型壟斷公司的調查，這些活兒按說應該是新聞記者乾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他們最後的觀察、表述帶有個人特點，但實際上和記者的表述沒有本質的差異，這是好事。非虛構寫作中採訪、寫作存在著「非組織化」的特點，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在信源、時效性等方面肯定是帶來很多不便，但另一方面在表述層面又給了作者很大的自由度。

引擎：那麼從題材上呢？像史景遷等歷史學家所用的敘述手法，包括一些口述史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納入到非虛構寫作的範圍當中？

洪兵：這個我倒不那麼認為，我會把它們當作「do research」，比如說史景遷寫天安門，主要是通過史料來寫作，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個框架，對吧？從嚴格意義上，我把它當作一種研究，只是他在敘述上呈現出這樣的風格，但我不會把這一類當作非虛構作品，它是academic，但能把學理性的東西的門檻降低，也挺好的。其實你剛剛提到梁鴻的《中國在梁庄》、更早的《黃河邊的中國》，甚至再早一點的紀實類文學或報告文學，包括九十年代張辛欣做的中國口述史、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這些我覺得是偏非虛構寫作的，但是報告文學裡中一些如果把它歸入非虛構寫作，在主觀性方面也是有問題的。

引擎：提到非虛構寫作的困境，您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就是1996-2006年的《南方周末》，在當時促進其興盛的因素，包括新聞體制改革、記者的新聞實踐、媒體的組織建制，在今天發生了哪些變化？

洪兵：這個其實我覺得有很多人做了很好的表述，我超不過他們，朱學東老師在公眾號「新京報傳媒研究」的一篇文章里總結：技術、權力、市場，我覺得比較準確，基本上是這幾年發展的趨勢。這三方面過去幾年發生了太生猛的變化，所以人員的流動在過去兩年也特別明顯。《南方周末》的發展經歷過幾個不同的時期，最初的十多年裡面，很艱難地從一份關注娛樂文化的小報，發展成一個綜合性的調查性新聞媒體，包含相對多元的言論，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個轉折大概是在96年左右，左方宣布《南方周末》是中國人的周末的時候開始。

這個變化其實有一個內在的邏輯，就像南方周末這個四字報頭，是從魯迅手跡中選擇的，左方這批人經歷過文革、經歷過反右，他們對以往中國媒介在政治事件中發揮的作用或者扮演的角色，其實是有一定反思的。同時，因為廣東和廣州比較特殊的環境，他們首先提出了在實踐上比較有效的市場化概念，所以在短期內就能夠達到超過百萬的發行量，在這樣的基礎上再考慮轉型。96年到02年左右發生了另一個轉型，以往的新聞報道反響非常好，但一是帶來了諸多不便，主要是監管的因素。

二是缺乏文體多樣性，當時那種被錢鋼老師稱為「金剛怒目式」的表達，所以當時《南方周末》非常鼓勵記者實行文體實驗，例如南香紅是他們當中非常有特色的，楊海鵬、包括後來李海鵬的調查性報道非常風格化，一個天生講故事的高手，如果你有機會跟他一起吃飯的話，一起聊天，表達真是好。所以從那時候起，2002年左右從尖銳走向寬泛，不再是直接擊打的東西，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但是即使在他們內部，對反響也會產生質疑，以往《南方周末》那種草根、民間的特色，會不會在這個時候喪失了？因為這會使報紙的采編和所謂的經營產生聯繫，通常來說老一輩人會有深刻的擔憂，這樣一來受眾群體相對以前來說更加依仗所謂的中產，有影響力的、有社會資源的人群。另外，不同代際群體之間也有一定的區別，相對來說，新晉記者不會把新聞工作當作是使命，會當做是工作、職業，更能接受專業主義的準則。

引擎：其中很重要的是改革之後對「象徵性資源」的運用？

洪兵：對，這是潘忠黨老師提出的概念。 基於特殊的時間段，1992-93年，中國大陸的媒介開始市場化，被稱為市場化元年，這是一種從70年代末開始的持續的從話語到實踐的承續。

舉個例子，香港學者張詠寫《從群眾到受眾》，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黨政宣傳中的「群眾」概念是如何演化到「受眾」這個概念的。通過80年代初邀請傳播學者施拉姆到大陸演講，大陸學界開始有了信息、受眾這些概念。在市場化的環境中，信息、受眾這樣的話語變成了新的尺度，媒體的運作也開始注重針對性和讀者調研，漸漸從話語成為了新聞實踐。對於新聞從業者來說，從一般的媒體從業者到中高層是否能夠有效地使用這種象徵性資源決定了能走多遠。

引擎：您提到南周典型的黃金一代是懷著理想的小鎮青年？

洪兵：沒錯，《南方周末》的李甬把那一批人叫做「新聞的儒家」，事實上他們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我個人的感覺來說，後面的記者不會把這個職業當成是以命相搏，也很自然，非常自然。

引擎：2002年發生的轉變有新聞記者的實踐，編輯策略的轉變，還有政治監管的影響？

洪兵：同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閱讀趣味的變化。新聞學院這麼多年來，我第一節課總是會問，同學們，你們還看報紙嗎？還看《南方周末》嗎？如果我印象沒錯的話，差不多就是2002年發生了變化，之前的同學肯定說這是TOP3，每周都讀，每周都看，慢慢地這個比例越來越少。事實上對南方系和南方體的質疑、不滿和批評，基本上也是同時期開始的，其中有一些感受和評論不是全無道理。比如說特稿寫作中的客觀和節制，在那個時候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也是南方周末當時轉型考慮的因素。

引擎：那麼讀者趣味和《南方周末》媒體的變化，何者是因何者是果可以分得出來嗎？

洪兵：相輔相成，我覺得分不大出來。就像我和陸曄老師對錢鋼老師訪談時他說的，關於早期的《南方周末》的風格，你沒法想像當時的他們是另外一副樣子。那時候他們對新聞的理解、操作新聞的方式，肯定是跟他們的背景和氣質有關，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是一種滲入的理解。

引擎：那麼這幾次轉變中，是否有不變的公眾訴求或者新聞價值？

洪兵：當然有。從最初的門戶網站，到微博、微信，我們對社交媒體的依賴程度看似越來越高，但這裡面有一個核心的問題：事實太少，意見太多。到現在為止，我個人覺得這個情況沒有變好。媒體形態變化了，但在提供事實這個功能方面是不會變化的。朱學勤老師以前說過一句話，中國社會始終缺乏用於流通的基本事實。我覺得這直到現在還是適用的，「新聞的五個W一個H」還沒搞清楚，那麼多人都要出來做意見領袖了，這個就是本末倒置。從這個角度來說，有專業操作能力的媒體肯定還是無比需要的，甚至比以前的需求更高，但悲哀的是又看到傳統上承擔這一職能的媒體整體都在衰落。

引擎：那麼今天這種需求主要是誰在承擔呢？

洪兵：還是少量媒體，我個人傾向於這樣認為。也有意外的情況，比如魏則西事件，記者是通過微信、知乎以及其後擴散的傳播產生影響的，但是同時也不要忘記他至少曾經是隸屬於專業媒體。從這個角度，可能是混合型的渠道。事實性的基本信息的需要和匱乏始終是非常強烈的，而能夠又有效、又專業地承載這個功能的媒體會越來越少。我覺得大致是這樣。

引擎：從這個角度非虛構寫作是不是可以看做是深度報道缺失的某種補位？

洪兵：比如上次聊到梁鴻的作品，肯定不能把它們當做新聞作品，但它是了解社會現象的更深刻、更獨特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會和一般的新聞報道形成互補，或者對其進行豐富化。而且對新聞記者來說，能夠克服一種內在的擔憂，因為新聞作品一周、甚至幾天之後，價值就剝落了。

如果記者能夠往非虛構寫作的方向努力、有所突破的話也是好事，但這絕對不會成為新聞記者或者新聞報道的主體，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裁和樣式，包括時間的投入、才能稟賦的要求都不一樣。朱學東也談到冰點深度報道部的裁撤，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傳統媒體資源傾斜的變化，以往很重要的東西現在成了一個既不安全又大量消耗人力財力的東西，所以這是很自然的選擇。有專業能力的少數媒體還不會明顯地在深度報道上做大幅度的資源撤出，他們會理解這是非常重要的，《新京報》在這方面是一個典型，去年的發行收入還提高了，而且在去年重大事件的報道中。

來源：復旦引擎（ID：J-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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