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治天下：新解「文景之治」時的漢文帝語錄

仁德治天下：新解「文景之治」時的漢文帝語錄

公元前179年，在陳平、周勃等大臣剪除了諸呂以後，劉恆以代王的身份被眾臣擁立即位，是為漢文帝。其在位二十三年，開創了漢初的「文景之治」。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中，是這樣評論漢文帝的：「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即：文帝以仁德治國，天下遂盛。一個有作為的皇帝，除了有與眾不同的治國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還會有精闢的言論流傳於世。現從《史記.孝文本紀》中摘錄出部分劉恆語錄來，以便古為今用。

劉恆說法制：孝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與大臣們討論司法問題時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經被治罪，卻還要讓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兒和兄弟連坐並罰款，我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可取。請討論。」他還說：「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說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當，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並引導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導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為準繩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並使之犯罪呀。還怎麼能談得上禁止犯罪？」

在討論時，對劉恆的這兩段語錄，司法大臣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廢除了民怨極大的連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繳罰款的條文。遺憾的是，這隻限於劉恆時代，以後仍連坐如初。到了明、清朝，連坐罪更是令人髮指了，朱棣在處死方孝孺時，還創造出一個株連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專制時代，百姓的命運完全繫於皇帝個人德行的好壞。

劉恆說自己：孝文帝二年十二月，在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後，文帝即詔告各地官員：「…。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直譯就是：「…。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包括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公正，能直言敢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員要履行各自的職責，減輕百姓的徭役，節省官府的費用，做利於民眾的事。」

古人認為：兩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日食的異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糾正過失。此時的漢文帝並沒有把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而是自責自糾並下詔讓官員幫助自己糾錯。這與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尋找三年苦日子的成因時，那種文過飾非，把人禍歸罪於天災（當年並無天災）和蘇聯逼債（蘇聯沒有追債）相比較，簡直判若雲泥。

劉恆說批評：孝文帝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用今天的話說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宮庭外設有進善言的旗幟和批評朝政的木牌，用來打通建言治國方略的途徑和招徠進諫的人。可是，現在的法令中，有誹謗領袖罪、妖言惑眾罪和顛覆政權罪，這就使得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了，而做皇上的也就無法知道自己的過失了。這樣下去，又怎能招攬到天下賢良之士呢？政府應廢除這些阻礙言論自由的法律條文。……從今以後，都不能以任何言論來治罪。」

終孝文一朝，不以言論獲罪，始終堅持了下來。一個皇帝能倡導言論自由，並懂得言論自由對天子，對政府的好處，這在封建王朝殊為可貴。可惜的是，這種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的存在都是短暫的。好政策會因一人而興，也會因一人的故去而廢。所以，言論自由在專制時代的歷史上（除唐、宋兩朝較開放外），從來都是曇花一現的。沒有民主的社會制度作保證，哪裡會有言論的自由。

劉恆說農業：在孝文帝三年元月和十三年五月，文帝分別說過：「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米。」「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這兩段語錄合并起來的意思就是：「農業是天下的根本，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我要開闢籍田（皇家的耕田），並親自帶頭耕種，以供宗廟祭祀用的穀物。現在農民辛勤地從事農業生產卻還要交納租稅，這就使務農和從商沒有區別了，這樣是不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我們應當免除農田稅賦。」

在農耕文明時代，一個皇帝如果不重視農業，無異於動搖國家的根本。漢文帝能親自耕種籍田，了解農民之需求，提出減免農田之稅賦，作為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實屬不易。難怪文帝一朝能夠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劉恆說生死：孝文帝後七年（即二十三年）六月，文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毋發民男女哭臨宮殿。」「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以上遺詔合并解釋為：「我知道天下萬物的萌芽生長，最終沒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間的常理，是萬物間的自然規律，沒有必要過分悲哀。當今之時，社會上都是喜生而怕死，為了厚葬死者而不惜損家破業，為了服重孝而不惜傷及身體，這是我最不贊成的。我死之後，詔令天下官吏和百姓，從令到之日算起，服喪三日就可以除去喪服。三日後，恢復人們的正常生活，婚慶娛樂，飲酒吃肉，概不禁止。我的喪禮從簡，不要組織男女群眾到宮殿前來哭靈哀悼，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活。下葬以後，後宮夫人以下的嬪妃一律遣散回各自的娘家。」

多好的臨終囑咐啊！漢文帝至死都在執節儉，行仁政。可惜他的兒子，也就是漢景帝劉啟，沒有聽得進去。劉恆死後，劉啟徵調了京城附近各縣的士卒一萬六千人，內史所統轄的京城士卒一萬五千人，去做安葬棺槨的挖土，填土等活計。

漢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雖然沒能開疆拓土，卻倡節儉，薄徭賦，行仁政，養民生。漢初的社會經濟活動能從長期的戰爭破壞和諸呂之亂後迅速得以恢復，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文帝功莫大焉。兩千多年前的劉恆確實是個好皇帝。尤其是那些兩千多年前就充滿了仁愛和智慧的語錄，就是放在時下也無不顯示出了它的現代性。那些誕生於古代卻充滿現代智慧的語錄，也是值得執政者認真琢磨琢磨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