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中國歷史長河中從未消失的恐怖幽靈
編者按：這是一篇若干年前的舊稿，文句粗疏，惟大意自覺尚可。
文 | 諶旭彬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改革家」，「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已成為國人的一種歷史常識。但往往越常識的東西，越遠離歷史的真相。真實的商鞅，既不是什麼「偉大的改革家」，更沒有「推動歷史的進步」；充其量，商鞅不過是一個中國歷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正所謂：「商鞅不死，魯難未已」。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並無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歷史資料已不夠詳盡，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衛國公族的遠支，衛是小國，不得不依附強大的魏國獲取生存；商鞅成年後，投到魏國執政大臣公叔痤的門下，自稱「衛國公孫」，因而也被世人稱作公孫鞅或者衛鞅。商鞅，是他後來在秦國受封於商地後的稱呼。
據說公叔痤臨終前，曾向魏王推薦由商鞅接替自己做執政大臣，並告誡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應將其殺之。這恐怕不是史實，應該是商鞅入秦之後，為了推銷自己，而編造出來的一套說法——因為公叔痤的推薦不合常理。其一，商鞅自己雖然很強調自己的「衛國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漢《鹽鐵論·非鞅》里很明確地說「夫商君起於布衣」，可見其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再者，此時的商鞅，年不足30，職位不過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對其從未有所耳聞，公叔痤久歷政治，豈能將這樣一個人物當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薦給魏王呢？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公叔痤臨終前確實向魏王推薦了商鞅，但只是一種普通推薦，並沒有讓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讓商鞅在魏國丟了飯碗；需要尋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發布的一道招聘啟事：「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遂決意去西方碰一碰運氣。
商鞅在秦國耗費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過賄賂宮廷寵臣，見到秦孝王。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前後三次見秦孝王，先後談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兩次談話秦孝王都很不滿意，第三次才眉開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釋：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所謂「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說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時間，才能完成帝王之業；秦孝王的意見，是要在自己生前「顯名天下」，絕不願再等上「數十百年」；於是商鞅換了一套「強國之術」推銷給秦孝王，孝王大喜。
後世對商鞅這段話，有許多有趣的解讀。如錢穆先生認為可以據此判斷商鞅其實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為他最先拿出來推銷給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選擇了法家的「霸道」之後，商鞅又感慨「難以比德於殷周」，所謂「殷周」，其實也是儒家（周公之治）。不過，這種解釋，恐怕只是錢穆先生這類做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們的一廂情願。商鞅確實拿儒家遊說過秦王，但這並不能證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為商鞅同樣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東西，而且在日後運用得爐火純青。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商鞅不過是在拿各種統治術迎合秦王罷了——儒家在當日雖很少有各國採用，但傳播很廣，商鞅能高談「帝王之道」並不奇怪；何況商鞅本身所學就相當龐雜，除法家之外，他至少還是一位「兵家」，他的兵書，至少到西漢，還在廣泛流傳。
簡而言之，如果秦孝王當日對「帝王之道」表現出濃厚興趣，商鞅日後確實很可能會被歸類到「儒家」範疇；但秦孝王當日選擇了「霸道」，商鞅為個人政治前途計，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進而開啟了一場反文明的「商鞅變法」。
其法一：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國家才會強盛
商鞅變法的具體內容，長期被有選擇性地傳播和有選擇性地屏蔽。這種傳播與屏蔽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一個長期被主流價值觀所不齒的的「改革者」，和一場長期遭受歷史譴責的「改革」，被徹底翻轉。商鞅成了「偉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論變成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變法理論」；這場改革變成了「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
商鞅在秦國先後搞了兩次變法。第一次開始於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見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這一年商鞅榮升為「左庶長」，隨即頒布了自己的第一份變法令，史書一般稱作「變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當於秦國國相，借遷都之機再次推動變法。前後兩次的主旨並無太大差異。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其第一次變法頒布的「變法初令」，主要內容包括：
1、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2、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3、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按軍功授爵這條規定，近百年以來，被稱頌最多。或說它打擊了頑固腐朽的秦國舊貴族勢力；或說它體現了某種公正、公平的原則，給了底層平民一個平等的上升通道。
這些效果，當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卻並不關心這樣的效果，他只不過想要將秦國改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秦國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消滅諸侯稱霸統一；秦國民眾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給秦國這輛戰車添磚加瓦。在《商君書·靳令》中，商鞅表達了一種「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進行戰爭」的邏輯，原話是這樣說的：
「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國家貧窮的話，一定要多搞戰爭，將毒害輸送給敵人，本國沒有「六虱」，國家一定強盛；國家富足的話，也一定要多發動戰爭，因為如果不發動戰爭，那麼「六虱」就會在本國內部偷生，國家就會衰弱。換言之，就是國家窮，必須要多發動戰爭；國家富，也必須多發動戰爭；總之，國家要想強盛，一定要時刻保持一種戰爭狀態，一定要時刻把所有資源，包括財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綁在戰車上，如此，國家才能一直強盛下去。
至於什麼是「六虱」呢？《商君書·靳令》也有詳細描述，原話是這麼說的：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原文如此）
在商鞅眼裡，一切符合人類最基本的文明標準的東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都是妨害國家強盛的「虱子」。
商鞅的變法令里沒有講「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進行戰爭」，也沒有講「仁義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國家強盛的死敵」，因為這些話不能明講。但必須要了解到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軍國主義」的邏輯。公元前的時代，當然還不存在什麼「普世文明」，但為了國家強盛，連「仁義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變法理論，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成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變法理論」。
其法二：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國家才會強盛
除了「軍國主義」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強國，還應該是一個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監視的「特務國家」——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大意是：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個編製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會被株連腰斬，而去告密的人則可以得到重賞——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個「特務國家」。
為什麼要這樣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邏輯。在《商君書·開塞》中，商鞅如此說道：
「刑加於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這段話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在罪行發生之後，政府再對老百姓依法實施刑罰，並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發產生義舉之後，政府再出面獎賞老百姓，並不能起到「止過」的作用。刑罰不能「去奸」；獎賞不能「止過」的話，國家就要混亂。所以，統治者必須要在老百姓違法之前，提前刑罰他們，如此就不會出現「大邪」；統治者必須要賞賜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則不過出現「細過」。統治老百姓，能夠做到沒有「大邪」、沒有「細過」，如此，國家就大治了，就強盛了。天下就穩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後，商鞅說了一句禍害歷史數千年的話：「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以酷虐的殺戮，同樣能夠抵達「德義」。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告密」納入國家體系並將其制度化的人；也是歷史上第一個搞「事先懲罰犯罪」制度的人。這種體制化的告密之風、體制化的「事先懲罰犯罪」，蔓延了整個秦國乃至秦王朝，直到漢文帝時代，才得以改變。據《漢書·刑法志》記載：
「及孝文即位，……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孝文帝與眾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訓，以寬厚為務，以告密為恥，上行下效數十年，終於使得「告訐之俗易」，糾正了遍地告密的社會風氣；所謂「罪疑者予民」，則非但不再有「事先懲罰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經開始推行「疑罪從無」的理念了。漢文帝時代的刑罰制度，才真正「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商鞅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反文明的歪門邪道。
告密最終成為一種人人所不齒的行為，依賴於西漢之後，儒家意識形態的上升。蘇軾講過一個《神宗惡告訐》的故事，其中可以見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豐初年，開封府白馬縣發生盜案，有人知道誰是盜賊，但畏懼報復不敢直接告官，便向縣衙投了封匿名信。後來盜賊被抓，捕賊的衙役爭功，鬧到上司那裡，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來，因為發生在京城，連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當時的開封府府尹蘇頌認為出發點是為捕盜，懼怕報復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請對投匿名信者免予處罰。宋神宗卻批示不準，理由是：「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最後的處理辦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後，再給予一定的撫恤。
宋神宗的「嚴禁告密行為」，這才是歷史的進步，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確的前進方向。
其法三：必須要「弱民」、「愚民」，國家才能強盛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變法初令付諸實施之後，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這段文字，近百年以來，被作為商鞅變法「符合歷史潮流」、「推動歷史進步」的證據，被各種各樣地引用。《史記》的這段記載大體上應該是事實，理由如下：
1、在一個推行強制告密的特務社會，每個人都感覺處在他人監視的目光之中，行為必然謹小慎微，能夠出現「道不拾遺、山無盜賊」，並不奇怪。
2、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絕對的農本原則，《商君書·農戰》裡面說得非常明白：「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在他的變法理論中，只有農業和戰爭，才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其餘職業都是多餘的，都對國家強盛有害。這些多餘的職業包括：知識分子、商賈、隱士、手工業者、遊俠勇士。從事這些職業的人，被商鞅稱作「五害」，成了改革過程中重點清除的對象。如此改革的結果，是全民從事農業，「家給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時造就了另一個嚴重後果：社會結構徹底單一化，一切有流動性的職業都從秦國消失了。「職業即原罪」，這是商鞅的偉大「發現」，被後世繼承，帶來災難無數。
3、《史記》中所謂的「家給人足」，過於簡單抽象，並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時代秦國百姓的基本生存狀況。實際上，這種「家給人足」，僅僅是一種半溫飽半飢餓狀態的「家給人足」，而且這種半溫飽半飢餓狀態，正是商鞅所刻意謀求的。其變法理論對此有詳細的說明，《商君書·弱民》中說得明白：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赤裸裸地將「民」與「國」徹底對立起來的「改革家」；也是第一個赤裸裸地宣稱「強國之道在於盡最大可能剝削民眾」的「改革家」。自西漢以來，儒家約束帝制，一直講的是「民本」；近代以來，「民主」則已成世界大勢——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頌成「符合歷史潮流的偉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當然，商鞅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論邏輯，其原話是這樣說的：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虱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商君書·弱民》）
這段話的大意是：老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力富」）；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淫」了之後，國家就會有「虱」，國家就不能強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後如果不主動消耗，就應該讓他們拿出自己的糧食給國家（換取國家褒賞的爵位），如此，老百姓再度陷入貧窮，就會重新激發上進心，就不會偷懶，也不會「淫」，國家也不會有「虱」了。這種讓國家富有而讓老百姓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可以使國家強上加強（「重強」）。
此處需要特別解釋一下商鞅所謂的「淫」和「虱」。《商君書·外內篇》是如此解釋「淫」的：
「奚為淫道？為辯智者貴、遊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
什麼是「淫」呢？商鞅說：「淫」就是「辯智」，就是「遊宦」，就是「文學」，總而言之，「淫」就是謀取知識。商鞅理想中的治國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農耕或者戰爭獲取官職爵位；而「淫道」則提倡老百姓靠知識獲取官爵名聲——「辯智」、「遊宦」、「文學」，是當時最主要的知識分子職業——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識去遊說秦王獲取官職，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貧窮，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去追求「淫」，不會去追求知識，這樣的話，就不會出現威脅國家穩定的「虱」。
什麼是「虱」呢？前文已經說過，「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商鞅把一切符合人類文明主流的東西，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國家穩定和強盛的「虱子」。
這樣的改革理論，怎麼可以說是先進的呢？怎麼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歷史發展的潮流」呢？難道說，「歷史發展的潮流」，就是讓老百姓保持貧窮，不讓老百姓擁有知識嗎？
將國家利益與老百姓的利益徹底對立起來；鼓吹為了國家利益，必須讓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貧窮，這是商鞅變法的理論核心，《商君書》中對此有大量不厭其煩的陳述和解釋，試舉幾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書·畫策》）——能夠制服天下的統治者，必須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戰勝強敵的國家，必須先戰勝他的百姓。百姓的安居樂業，不是國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國家的敵人。
「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書·定分》）——民眾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國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罰的執行力度很高。
「（民）朴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 《商君書·弱民）——「朴」是「淫」的反義，沒有知識的意思——老百姓沒有知識就弱，有知識就強；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越志」）。商鞅在其變法理論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民眾越愚昧，國家越穩定，越容易治理；民眾越弱，國家越強。這才是商鞅變法的真實理論邏輯。
「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國家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如何才能讓老百姓自發去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也是商鞅在改革過程中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商鞅給出的答案是：光強制性地驅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在獎懲上積極引導，其具體措施就是：不要因為戰功和農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賜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為知識而給與官爵，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會鄙視學問專心務農了；老百姓不重視學問，就會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會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會一心務農；老百姓一心務農，國家就會強盛。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無從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國家的大臣和士大夫們，不許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學多聞、能言善辯的事情，不準外出遊歷，不許寄居他鄉，不許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許到各縣去居住活動，這樣的話，老百姓就沒有任何機會聽到任何開啟智慧的知識，這樣他們就沒有任何機會脫離農業；農民愚昧無知，不喜歡學問，就會一心一意務農。
商鞅所推行的，是徹徹底底的「愚民強國政策」。其徹底到何種程度，《史記·商君列傳》有案例可資說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老百姓一開始反對變法初令，商鞅把他們抓起來排著隊在渭水邊上砍頭，砍到河水都變成了赤紅色；十年之後，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老百姓倒轉過來，稱讚變法實實在在地好，結果又被商鞅抓起來全家流放到邊關。為什麼在商鞅這裡，反對者要被殺頭，稱頌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簡單：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應該思考國家政策的好壞，他們不應該擁有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能力，他們只要會下田耕地、會上戰場殺人就足夠了。這就是商鞅變法的本質，是一場徹徹底底的反文明的變法，是中國歷史的一顆毒瘤。
儒法之爭的真相：「以國為本」還是「以民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問題談透了，可以解決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認識誤區：法家是什麼？儒家是什麼？什麼是「儒法之爭」？
自西漢以來，古今的學者們就已經有一種共識，認為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存在一條基本線索，就是「儒法之爭」；長期以來，國體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論為外表裝飾，以法家政治理論為實際統治術。
這種論斷，在近代以前的學者們的討論中，本來是相當精準的。但不知為何，近代之後，學者們稀里糊塗，開始拿西方近代化過程中興起的「法治」觀念對應「法家」，進而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儒家主張以德治國。雖然學者們很謹慎地在區別著「以法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區別；也沒有直截了當地將法家的政治理念定義為「法治」，而只是謹慎地稱讚其理念接近「法治」——但無論學者們如何謹慎，這些理解，統統還是都錯了。
「儒法之爭」的實質，不是什麼「法治」與「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則，是「以國為本」，還是「以民為本」的問題。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乃是高舉「以民為本」的旗幟；商鞅大談「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乃是高舉「以國為本」的大旗。孟子說「君視民如草芥，民當視君如寇讎」，乃是高舉「以民為本」的旗幟；商鞅大談「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舉「以國為本」的大旗。儒家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家庭倫理，可以拋棄君主，這就是「以民為本」；商鞅則事事從國家利益出發，是典型的「國家至上主義」。
這種區別，古人本來是看得非常透徹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兩碼事——「法家」所謂的「法」，其制訂者是單方面的當局，其制訂時的立場，完全站在「國家利益」一側，絲毫不為「老百姓利益」考慮；「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無條件接受國家利益至上，無條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國家「合法」盤剝；「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豈能見到半個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漢之後勢力上升，當局不得不將其吸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家同樣也重視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發點是「以民為本」——北宋宋神宗變法，搞出來一大串旨在增加國庫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馬光就非常憤怒，大聲抗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不在民則在官」，痛罵朝廷通過變法「與民爭利」——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發點，但從未見到有學者將儒家的這套法律治國理念，稱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後，「儒表法里」是什麼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漢宣帝對他的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句話表達的，就是當政者熱衷於搞「儒表法里」這套東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國家至上主義」；「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義」。商鞅愚民失敗——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繼續而已，只不過商鞅當年在秦國小範圍內能夠成功愚民數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餘戰國群雄的領土，在那些國家，知識分子數量龐大而且活躍，那些國家的民眾也不能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秦始皇繼續按照商鞅舊例焚書坑儒，就得不到社會的支持了，其結果就是遺臭萬年——早在西漢初年，知識分子就把焚書坑儒這個事情批判得臭不可聞——商鞅愚民失敗的結果，就是此後的統治者不得不違心地接受「民本主義」的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但其居於執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國家至上主義」，很自然地也會被其繼承。只不過因為儒家強大的「民本主義」批判能力，「法家」的「國家至上主義」不得不轉入地下，成為數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見天日。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兩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將「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說，是儒家兩千年來對中國政治最大的貢獻。兩千年來，儒家始終堅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變法逆流，以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為例，與《史記·商君列傳》相比，《資治通鑒》對商鞅及其變法的描述，做了許多意味深長的更改。譬如：
1、《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資治通鑒》把這句話改成了「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
2、《史記·商君列傳》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史記·秦本紀》也說：「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還說：「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改成「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記·李斯列傳》載有李斯的《諫逐客書》，其中如此說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至今治強」。《資治通鑒》則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刪去了「民以殷盛」、「百姓樂用」等辭句。
很顯然，司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刪改《史記》。其增刪的指向非常明確：決不能讓讀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好處」，而應該是恰恰相反。司馬光的這種增刪，體現了一個信奉儒學的史家的細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數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貧民改革之後，已然喪失了自我判斷能力，《史記》中所謂的「秦人歌之」，並不是完整的歷史真相。《資治通鑒》本是一部教給世人吸取歷史教訓的史書，司馬光刪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貧民改革的逆流。
雖然商鞅最後的命運是在秦國高層內部權斗中被「車裂」，但這種愚民、弱民、貧民改革的逆流，從來就沒有被徹底清掃出歷史舞台——被視為「儒臣」代表人物的諸葛亮，教導後主劉禪時，交待他必須閱讀的書籍當中，赫然就有《商君書》。
※從蘇聯到中國：金日成針對志願軍的「告狀史」
※清華歷史系教授說喊丈夫「老公」是不對的，你怎麼看？
※中越西沙海戰，蔣介石有沒有對大陸海軍「放行」？
※八十年前的今天魯迅去世；當時之人怎麼評價魯迅的一生？
※新聞「中國人即將研製出用海水灌溉的水稻」刷屏，你千萬別當真
TAG:短史記 |
※中國姓氏文化，中國遠古最高貴的姓，為何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呢？
※消失的城門，中國的歷史
※消失於歷史中的「夜郎國」！
※在中國古代中，神秘的渤海國為何消失了
※匈奴為何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
※中國歷史上神秘消失的三大古國
※消失中的中國古建築，美透了！
※中國歷史上神秘消失的名人
※中產要在美國的城市中消失嗎？
※揭秘：二戰中神秘消失在中國的義大利羅馬軍團
※已消失的中國古建築，歷史的記憶！
※中國歷史上神秘消失的民族唐兀人，今何在？
※離奇的失蹤：二戰中神秘消失的德國潛艇艦隊
※中國歷史上神秘消失的古國：其中一個一夜間消失人跡皆無
※世界上神秘消失的國度，曾經的繁華一夜消失中國也有
※細數中國歷史上神秘消失古國
※消失在歷史中的三座中國名城，歡迎補充
※中國神秘消失的三大古國 樓蘭一夜之間無蹤影
※「新羅西斯克」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蘇聯航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