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方文化事業」中的古書複製

1923年3月，日本制定、公布了《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法》，擬仿美國，用義和團賠款發展中國文化事業，也有意藉此緩和1910年代中期以來日益緊張的中日關係。1924年末，於北京設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25年7月，日本方面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七位委員。中國方面任命陶萃英、王樹枏、柯劭忞等十一位委員。分設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與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開設東方文化圖書館籌備處。1928年5月，為抗議日本出兵山東，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總委員會委員長柯劭忞辭職，中方委員也集體辭職。

東方文化事業既在中國受挫，日方遂將重心轉向日本國內。1928年10月，於東京、京都分設東方文化學院，目的在於「研究及普及『支那』文化」，事業有經營研究所、發表研究及研究資料、複製有益之古書等。東方文化學院下設理事會，管理東京、京都兩研究所及古書複製委員會，不難看出古書複製事業地位之重。其中東京研究所主任為服部宇之吉，京都研究所主任為狩野之喜，古書複製委員會主任為國寶保存會委員荻野仲三郎，委員有宮內省圖書頭杉榮三郎、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狩野直喜、新村出、內藤虎次郎。

古書複製委員會所刊叢書曰「東方文化叢書」，1930年出版了前三種：《文鏡秘府論》、身延山久遠寺藏宋刊本《禮記正義》、高山寺藏《莊子殘卷》。其中，身延山本《禮記正義》是1928年6月德富蘇峰在身延山文庫偶然發現，他將此書借出，與安井小太郎、內藤湖南同觀，三人均認為此書價值極高，且中國久佚，應當複製，裨益東洋經學研究。其時，東方文化事業的古籍複製部門剛剛成立，德富蘇峰並不在古籍複製委員會內，《禮記正義》並未出現在最早一批公開的複製計劃內，但實際出版時，卻是東方文化叢書的第二種。

1930年1月，服部宇之吉向外務省提交為複製《禮記正義》而增加預算的申請書，稱此書「北宋淳化五年刊行，系德富豬一郎氏發現之稀有典籍」，「我國現存《禮記正義》古刊本別有野州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藏南宋紹熙三年刊本三十五冊，其中四冊由僧一華複寫，此外，紹熙刊本正義七十卷已有中國影印本。而此身延本正義雖不過二卷，卻較紹熙本先一百七十七年刊行，乃不見他傳之珍籍」，「但古書複製事業本年度經費已全無餘地，該《禮記正義》二卷系德富豬一郎氏向久遠寺一時借用，亟待攝影完畢、歸還原寺。故懇請作為本年度事業，立刻實行」。同年2月5日外務省就此提出議案，2月7日決議通過，批准支出補助金。2月10日，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向服部宇之吉發出機密184號文書，傳達「追加助成金命令書」。2月12日，服部復向外務部遞交收到命令的承諾書。同年4月，此書複製三百部刊行面世。透過服部宇之吉與外務省的交流，不論是批准額外經費，還是辦事效率，應不難看出外務省對東方文化事業的重視。

1931年東方文化事業的古書複製計劃，是複製圖書寮藏正宗寺本《春秋正義》。是年完成。1932年的計劃，是複製《玉篇》、宋槧本《毛詩正義》、古鈔本《五行大義》、古鈔本《古文尚書》、古鈔本《左傳》、古鈔本《白氏文集》。不過，是年計劃只實現了《玉篇》一部分。1933年的計劃，與1932年同。但是年仍只完成《玉篇》的一部分。1934年沒有制定計劃，1935年的計劃是宋槧本《毛詩正義》及古鈔本《古文尚書》等。1936年的計劃是繼續完成《毛詩正義》。最終1932年制定的古鈔本的複製計劃沒有實現。另外在1935年印出計劃外的一軸《唐過所》，與內藤湖南的研究興趣相關，他在1930年11月京都研究所的開所紀念演講會上，曾有《有關『支那』古文書，特別是過所》之報告。而王國維於民國初年也已在大津三井寺圓滿院中見得此「唐時通關券」(見《東山雜記》第二十六條)。以上梳理可知，古書複製計劃每年都會根據進度、最新發現作出相應調整。

「東方文化叢書」中的《春秋正義》。

對於東方文化叢書，當時中國學界如何評價？楊維新曾云：「憶清末黎純齋公使刻古逸叢書，將日本所存之吾國珍貴善本，覆刻行世，嘉惠士林，誠非淺鮮。最近日本外務省利用庚款，開辦對支文化事業局，已有刊行東方文化叢書之舉……將來或能廣為覆刻，以公同好，亦意中事。吾國此際內亂正酣，困窮彌甚，追慕先賢，徒增仰止，抑猶有黎純齋第二其人乎？企予望之矣。」張元濟曾評價當中第八種《毛詩正義》：「精華日顯。吾輩眼福可傲古人。」

1929年至1937年完成的九種圖書中，經部四種，子部兩種，集部兩種，史料一種。經部雖占近一半，與其說東方文化事業特重經學研究，不如說考慮到中國已佚而日本猶存、兼顧版本學價值及學術意義等條件，才作此選擇。事實上，這四種經籍，的確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當中的兩種不久即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三編。

「九·一八」事變之後，時局嚴重影響到東方文化學院的運營及古書複製事業。日本政府開始認為兩處研究所的事業太偏於古代歷史文化，既然歸外務省管轄，就應該多從事有關現代中國的研究。文化事業部遂提出討論：兩處研究所是否應該持續從前的方針；是否要增加有關現代中國的研究；兩處研究所將來所屬為何。結果，京都方面表示持續從前方針，願移交京都帝國大學管理；而東京方面表示願意增加現代中國研究，且仍由外務省管轄。於是，東西兩處研究所就此分裂，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改稱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改為東方文化研究所。而一直以來雙方合作的古書複製事業也因而終止。

在1938年3月古書複製事業清點庫存的記錄中，可知除第二種《禮記正義》外(剩餘54種)，其餘各種庫存量都很大。在每期的《東方學報》中，都有東方文化叢書的廣告，代理書店有京都匯文堂、丸善株式會社、東京一誠堂、岩波書店、上海內山書店等新舊書店。可知當時東方文化叢書雖可在市面上買到，但實際流通量並不大。主要原因應該還是價格高昂之故。查閱舊書店目錄可知，在日本，1927年，150日元可以買到阮元編《皇清經解》，120日元可以買到《古逸叢書》正續編全部，110日元可以買到汲古閣本《十三經註疏》。至於四部叢刊初編則更為價廉。1934年，120日元可以買到汲古閣原刊初印本《十七史》，100日元可以買到圖書集成局鉛印《欽定二十四史》，2日元可以買到古逸叢書本日本紙初刷的《影宋大字本尚書釋音》。而1929年，日本國公立大學一年的學費為120日元，1935年，芥川賞與直木賞的獎金是手錶加500日元。對比之下，不難對珂羅版精印的東方文化叢書價格之高有直觀感受。無怪乎當時中日兩國的普通讀者，尤其是學生，都更願意購買價格低廉的《四部叢刊》等石印本。（文/蘇枕書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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