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蘇軾的歷史觀
作者：熊召政，著名作家、詩人，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湖北省文聯主席。
一
大約在34年前的1982年暮春，我的老師徐遲約我同來黃州遊覽東坡赤壁。走進二賦堂，他問我《前赤壁賦》有多少字，《後赤壁賦》又有多少字?我慚愧不能回答。他又問我能否背誦?我說少時背過。於是在他的要求下朗讀。
背完《前赤壁賦》，他說，你不用背了，接著說：「《前赤壁賦》538字，《後赤壁賦》358字。我認為這兩篇賦是中國散文的高峰，至今無人逾越。這麼短的文字成為經典，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奇蹟。」
徐遲先生對蘇東坡的讚賞對我觸動很大。其實，在成為徐遲先生的學生之前，我已經是蘇東坡的超級粉絲。1972年暮秋，我作為知識青年代表來黃州參加一個座談會時，就專程參觀了東坡赤壁。那時的東坡赤壁，荒涼、蕭瑟。
我來的季節正好是《後赤壁賦》中所描述的「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但在赤壁山上，卻看不到《前赤壁賦》所形容的「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當然，更不可能「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了。在無盡的滄桑歲月中，長江早已改道，赤壁之下，已是大片大片的農田，「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是另一個時空中的燦爛畫卷，那畫卷，屬於九百多年前的蘇東坡。吾生也晚，再也無法在這裡領略「江流有聲，斷岸千尺」的江山勝景了。
好在蘇東坡的作品在近千年歲月里，一直傳頌不衰，通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走入他的時空，品嘗村婦珍藏的美酒，享受巨口細鱗的江魚。微醺之後，再隨著他一起欣賞不可復識的江山，觀看橫江東來的孤鶴。
在我的書房裡，我請一位畫家為我畫了四條屏，是四位古代文學家的造像，他們分別是屈原、李白、蘇東坡與曹雪芹。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偉大的、優秀的作家不在少數，對他們，我都懷有景仰之心，但上述四位，我個人尤其偏愛。從個人的性情、才情來看，毫無疑問，蘇東坡又是這四位中我最為心儀的一位。
關於蘇東坡文學與書法的造詣，不用我繞舌，迄今為止，他依然是無人超越的峰巔。但是，作為一位大文豪，他仍有一些被人忽略的地方，或者說，他的文學造詣，淹沒了他其它方面的才華，譬如說他的史學的建樹，就被人們嚴重低估，也被史學界所忽略。
二
蘇東坡的史學著作，並非如司馬遷、班固、司馬光等人那樣有洋洋大觀的專著，而是在他的策論中可看到他獨具卓見的史識與史膽。蘇東坡文集十之七八是文學，詩詞歌賦、散文(含序、說、記、傳、銘、碑、頌、贊、偈、表、奏議、制敕等各種文體)，每一種文體中皆有傑作。
他的論有五卷，策有四卷。在《策》中，還雜有《書義》、《邇英進讀》兩卷。這八卷策論中，收有146篇文章。研讀這些文章，就不難發現，蘇東坡對歷史上那些耳熟能詳的人物，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思想大家，幾乎都有專論，而且還論得和別人不一樣。而且，對歷朝歷代的興危得失，他也認真研究並有獨到見解。
瀏覽他的策論，我們會發現蘇東坡並非激進的變革者，相反，他推崇社會的穩定，他認為德與禮是讓社稷安寧、吏治清廉的兩大法寶。但對德的認識與界定，他卻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在《形勢不如德論》這篇文章中，蘇東坡一開頭就說：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夫嘗不以籍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
讀這一段話，首先要理解形勢這個詞的意義。形勢不是今天大家所理解的形容詞，而是指的大地山河的面貌，與我們今天理解的風水，庶之近之。所謂「百尺為形，千尺為勢」講的就是形與勢的關係。所以說，形勢對應的是地利。中國的古人對形勢最為看重。各個朝代建都的地方，大都依山傍水，如西安、洛陽、北京等城市，無不都是形勢佳妙的首善之地。
但選中的吉利之地不一定就國運興隆。所以說形勢不如德。蘇東坡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他把形勢分為兩種，一種以人為形勢，一種以地為形勢。
以人為形勢，這人，指的是君臣。蘇東坡說「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相須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在這裡，可以理解為臣為形，君為勢。在蘇東坡看來，周朝的衰敗，起因是「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但是，被周天子信任的諸侯最終都不服從朝廷的管理。究其因，是「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他引用劉頌的話：「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鄰，近多違而遠慮固。」
這以人為勢的大意是，君德寡不足以服眾，則社稷勢危;臣德薄不足以牧民，則民怨沸騰。所以說，君臣都心存敬畏。常懷憂患，以民為天，則天下形勢安定，就是古人所說的「河清海晏，四海昇平」之象。
蘇東坡說的第二點，是傳統的形勢論，即以地為形勢。但是，他將秦與漢兩朝作出比較，他說：
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
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形勢之因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自救也。
這一席話，讓我們理解蘇東坡對秦漢兩朝建都長安的看法。在冷兵器時代，長安是中國最為理想的建都之地。秦嶺有百二雄關之險，加之黃河阻隔，歷代兵家，很難突破潼關攻入關中。秦滅六國，其戰爭都是在潼關之外進行，這地域形勢有點像今日之美國，美國建國以來，除了南北戰爭，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戰火都沒有燒到美國本土。但秦和漢為什麼都沒有借地勢的險峻而守住國門呢?其因就是「大臣專命，危自內起」，朝廷君臣德衰，再好的形勢，再大的天險，也不能阻擋國家的衰亡。
在《諸葛亮論》這篇文章中，蘇東坡更是一針見血指出：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義為德的內涵。東坡同孔子一樣，是周的追崇者，認為周即德的楷模。同時批判秦取天下憑藉的是詐力，即欺詐和武力。在東坡的策論中，對於秦與漢的議論較多，且多取批判的態度，在《論秦》、《論商鞅》、《論始皇漢宣李斯》、《論養士》諸篇中，對秦國政治特別是秦始皇的批判，可謂不遺餘力。
這是因為在東坡看來，秦的政治運作中多狡詐、缺誠信、講利益、輕仁義，這是缺德的表現。他由這個歷史觀去審查諸葛亮，認為諸葛亮雜用仁義詐力，這是諸葛亮終究不能恢復漢室，壯大蜀國的真正原因。當然，這是蘇東坡的一家之言。
關於德，東坡在《上初即位論治道三首》的文章中，這樣定義：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至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
道德二字，為老子創造，他寫作的《道德經》，乃中國古代思想的精華，可稱為華夏智慧的寶典。用今天的話解釋，道即客觀規律，德即是遵循客觀規律而做人做事。東坡贊成老子的道德觀，但他以誠言道，以仁言德。若用今人的語法邏輯，則應該是以仁言道，以誠言德。符合客觀規律即為仁，以誠信的態度遵循客觀規律即為德。當然，東坡先生如是說，也沒有錯到哪裡去。他堅持認為，誠信之外沒有道，仁義之外沒有德。
那麼，究竟怎樣才能讓君臣歸仁，天下歸心呢?蘇東坡認為，只有建立「禮」的制度。
三
在《禮以養人為本論》這篇文章中，蘇東坡闡述了他對禮的看法：
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義不顯，反不足重乎。
蘇東坡認為最好的社會是崇尚道德，人人都以聖賢為楷模，他認為堯、舜、禹三代就是這樣的社會，而要達到這種理想的社會形態，就必須建立禮儀制度。
所謂禮，作簡單的理解，就是在倫理的基礎上建立社會秩序，倫理的最基本關係，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君臣對應的是國，父子、兄弟對應的是家。在古代，國家的概念就是倫理的概念，也就是禮制的概念。
孔子是特別注重禮制建設的，他說「吾從周」，就是遵循周朝的禮儀制度，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克已復禮」。他想恢復周禮，他認為他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乏善可陳。蘇東坡對自己所處的時代也很失望。當時的宋朝，北有契丹人建立的遼國，兩國連年戰爭，人民無法休養生息。
有鑒於此，在寇準的主導下，宋與遼在河北的一處名叫澶淵的地方簽訂了停戰的盟約，史稱澶淵之盟。此後，宋朝贏得了數十年的和平發展的機會，一躍成為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是，隨著經濟的騰飛，社會上出現了諸多亂象，如官場的冗官與腐敗，朝廷的苛捐雜稅，民間的重利輕義風氣的形成。這期間，出現了王安石主導的改革。蘇東坡認為王安石的改革的動機是為利而驅使，對禮制的建設有破壞，故不同意。在《思治論》一篇中，他說道：
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亦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
蘇東坡熟讀歷史，但並不就歷史說歷史，做死學問，而是關注當下，為社稷蒼生的安全與福祉進行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澶淵之盟以後的五六十年間，人心思變是一個總的趨勢。針對當時朝廷的三患：宮室禱祠之伇興，錢幣茶鹽之法壞，頻年用兵而財力空虛，朝野之間的議論很多，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的。但是，在蘇東坡看來，無論是民間的游談聚議，還是朝廷的變政易令，都沒有達到社會治理的效果。
通過變革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完成朝野之間社會進步的利益訴求，從道理上講這是沒有錯的，但蘇東坡認為當時的執政者變政易令的心情過於迫切，變革的方法存在問題，其變革的結果與本來願望相去甚遠。在《思治論》中，他進一步闡釋他對變革者的批判：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複發矣。凡今之所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舍繫於好惡，而廢興決於眾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也有之矣。
在這一段文字里，蘇東坡對當時推行的新政指出了問題：
1、新政提出者的心態不健康，「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
2、部門利益為重，將新政變為權力的遊戲，「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
3、缺乏改革的整體思路，「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矣。」
4、新政推行有頭無尾，說的好聽，卻無實績。「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
不難看出，蘇東坡對新政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但為何新政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蘇東坡也講了兩個原因：
1、「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這是說各部門推行新政，卻不了解「上」的想法，這個「上」，按慣常的思維，應該指的是皇帝。朝廷之主對國家的認識，對政局的把握，是新政施行者必須深入了解的先決條件，但「百官有司」往往為本部門的利益所驅使，忽略了「上」的思想。
2、「規摹不先定」，這裡所說的規摹，既可視為頂層設計，也可以說是立規矩。沒有頂層設計，又不先立規矩，新政的推行必然會「用舍繫於好惡，廢興決於眾寡」。
從蘇東坡一貫的思想來分析，這「規摹」即屬「禮」的範疇。
國家為什麼要制「禮」，就是用怎樣的規矩與制度去治理天下。在《韓非論》一文中，蘇東坡發表了他的高見：
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源，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則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從形而上的觀點講，禮的制訂是為了保證德的施行。德即仁義，德是內涵，禮是形式;從形而下的觀點看，禮的制訂是建立國家的秩序。禮法乃刑政之源，國家制訂法律，是為了保證禮制的實現，對於國來說，禮法是為了解決君臣的關係問題;對於家庭來說，是為解決夫婦、父子、兄弟之間的問題。禮與法，一是從道德層面，一是從法律層面來約束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行動。
在道德、禮法諸方面的思想，蘇東坡並無太多的創見，但他將儒家的這一政治理想落實到社會治理及個人操守方面，可謂身體力行，不遺餘力。而且，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他也以道德、禮製為標準，常常發出震聾發饋的聲音，關於諸葛亮的評價，前面已經說過，再舉一兩個例子，先說伍子胥。
伍子胥本楚國世家，後因楚平王殺了他的父、兄，他逃到吳國，輔佐吳王，使吳國成了霸主，然後率吳國兵馬擊潰楚國軍隊，攻到江陵，對楚平王掘墓鞭屍。這一點，一直遭人詬病，湖北人尤其不喜歡他，蘇東坡卻為他辯解，他在《論伍子胥》文中說道：
父受誅，子復仇，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
東坡認為伍子胥興吳滅楚，並不是他的罪過，相反，替父報仇，這是必須尊崇的禮制。
另外，蘇東坡從道德出發，批評司馬遷的《史記》有兩大罪，第一是「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第二是「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他說「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他進而言說：
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忘軀者，相踵也。
這幾句話，已是惡毒的咒罵了。在蘇東坡的策論中，他不止一處指責司馬遷的歷史觀，說他「退處士進奸雄」，重黃老之術而輕儒家之學。其實，司馬遷是特別尊敬孔子的，在《史記》中，將孔子列為世家，可見份量之重。司馬遷從社會發展及社稷安亡的角度，充分肯定商鞅與桑弘羊變革社會，勇於創新的政治功績，在今天看來，這是司馬遷值得肯定的地方。偏偏蘇東坡指責他對這二人的褒獎是「退處士進奸雄」，將社稷功臣視為奸雄，這也是蘇東坡的歷史觀。
四
從以上所講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蘇東坡的歷史觀是保守的。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雅一點，我們可以稱為士，俗一點，可以稱之為文人。但是，若要認真研究，則士與文人還是有區別的，士乃社會的中堅，文人乃生活的附庸。蘇東坡在《正統論三首》的總論中說過：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掃除天下所有的不正之風，即是正;將天下不同的利益集團與各階層的民眾統一起來，就是統。正統二字就是這樣來的。正統又分為政統、道統。政統是國家、社稷的管理者，禮法的推行者;道統是社會思想的提供者，道德的維護者。從中國古代的經驗看，凡是政統與道統兩者對社會及民眾的看法一致，國家即是強盛期。凡是兩者產生矛盾，國家與社會便進入多事之秋。蘇東坡所處的北宋中葉，政統的不作為或亂作為，道統價值觀的分裂非常明顯。
蘇東坡在《策略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則然，不知其然則然者，是拱手而待也。」這句話很有見地。蘇東坡也指出了當時中國的憂患在哪裡。我個人認為，無論是歷史中的哪個朝代，還是每個朝代形成的弊端，都不會相同。要解決的問題、面臨的困境也不會一樣，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社會的弊端莫不產生於價值觀的分裂。
無論是政統還是道統，其價值觀很難得到統一，而且道統作為道德的維護者，一般都會採取文化上的保守態度。今天，我們特別注重創新，但在歷史中，守成一詞所起的作用，卻遠遠大過創新。蘇東坡寫過一篇文章《儒者可與守成論》，專門講守成的問題。
他始終認為恪守三代聖人留下的思想及治國治民的經驗，就可以獲得國泰民安、物阜年豐的局面。放在閉關鎖國的時代，這種守成的態度，興許是一種不錯的選擇，但在今天我們生活的時代里，守成可能就是死路一條了。在古代，天下是中國;在今天，天下是全球。國與國之間，利益為先，弱肉強食，我們若不創新，不強大，就會有滅族滅國的危險。
在蘇東坡所居的公元十一世紀，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應該是士的責任與擔當，可視為一種美德，是君子的無可厚非的選擇。但在今天，一味的守成，做人還是可以的。但以此為標準來治國，則可能導致衰敗。道德可以約束人心，但禮法的作用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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