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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自我荒廢,就是自我置疑


這些年我有機會偶爾生活在一個邊遠的小縣城,全城只有一個紅綠燈。那裏的人際關系,全是鄰居。那裏的車隨意調頭,那裏的青菜全是有機。


——謝湘南《少做了幾把桌椅就不是木匠了嗎》

少做了幾把桌椅就不是木匠了嗎


嘉賓

寫作的自我荒廢,就是自我置疑


徐敬亞,當代詩人、文學批評家。第一屆青春詩會成員,1949年生於吉林長春市。1982年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1985年,遷居深圳。著有詩歌評論《掘起的詩群》、《圭臬之死》、《隱匿者之光》及散文隨筆集《不原諒曆史》等。


采訪者

寫作的自我荒廢,就是自我置疑



謝湘南,當代詩人,1974年生於湖南省耒陽市。現居深圳。曾做過建築工、搬運工、保安、推銷員、編輯、記者等。1997年參加詩刊社第14屆「青春詩會」。2000年有詩集《零點的搬運工》,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曾獲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詩作入選近百種當代詩歌選本。

「八十年代的深圳中心是紅荔路。市政府、團委、圖書館都在這一帶,博物館和體育館也不遠。有幾年,紅荔路是深圳移民的聚集中心。而羅湖是本地人的居住和商業中心。深圳最早的股票是從紅荔路上那棵鳳凰樹下走出來的。」詩人、詩歌批評家徐敬亞在深圳已經生活了近30年,他見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的火熱,更參與並帶動了那個時代深圳的文化風潮,他發起並組織的「1986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曾讓深圳成爲全國詩人矚目的中心。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參與深圳的商潮,也曾在俗世裏沈浮。新千年後歸於生活的平靜,時常站在深圳以外遠眺深圳,他覺得深圳就像個動物園。梳理自身與這個城市共同經曆的變化,他有著太多「心裡的糾結」,他說,「深圳對於我,只是菜市場,它的星空永遠屬於我,它的風雨雷電我體會了好多好多年。」是的,深圳就是這樣一個讓人糾結的城市。讓詩人糾結,讓批評家糾結,也讓生活在此的芸芸衆生愛恨交織,欲罷不能。


偷窺一座城市是很過癮的事情


謝湘南:徐老師,最近看到你在微信朋友圈發站在441米高的京基大廈上拍深圳的圖片,當您俯看著這座城市的時候,您想到些什麽?


徐敬亞:哈,微博泄露思想,微信泄露行蹤。我的確是一個願意登高的人:北京、東京、巴黎、上海的塔們,總想站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制高點看。我想,親眼所見的願望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願望。說實話,偷窺一座城市是很過癮的事情。一個那麽大怪物,平時我們都被它吞噬、淹沒,而當你升到高空,它立刻乖乖地把骨肉與皮毛全部展現給你。城市,不過只是人類的一個居住場所,或者說生活空間。但現代都市越來越大,已經反客爲主,變成了籠罩人、控制人、監視人、阻攔人的巨無霸。


深圳太不像話,變得越來越大。九十年代時,我站在170米高筆架山上基本就可以俯瞰深圳全城。現在升到400多米也只是能看到羅湖福田。它像一隻伸出無數觸角的章魚蠻橫地臥在天空下,把一切平坦的土地百分百鋪滿。每當這個時候,我都在想:我爲什麽要生活在這裡?爲什麽把一圈圈的腳印重複地鋪在這個窄仄的地方?在承領著無數便利的同時,我越來越多地承受著它的汙染、嘈雜、擁擠、拴塞……這些年我有機會偶爾生活在一個邊遠的小縣城,全城只有一個紅綠燈。那裏的人際關系,全是鄰居。那裏的車隨意調頭,那裏的青菜全是有機。城市是巨大的地方,空氣中漂浮著無數的機會。我想,興高采烈在這裡生活的人,一定都是志存高遠者,有著偉大的理想與報負,就像英雄冒死熱愛戰場。

欲窮深圳,等待660米的平安大廈吧。


深圳這座城市對於我意味著三件事:買菜、吃飯、堵車


謝湘南:深圳這個城市對您意味著什麽?與全國其它城市比較起來,你覺得它有什麽不一樣,比如與香港比較。


徐敬亞:深圳這座城市對於我意味著三件事:買菜、吃飯、堵車。我說的是現在。而當年,在我心中,深圳是一個神童,被天下人寄以厚望。它是一座非常特殊的、按照某種設計建設出來的人造城市。這個神童的幻覺高潮大概出現在1985年左右。當90公裏的邊防線完善之後,深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多少天下大事:建設自由港、改革人事制度,重建檔案、甚至發行特區幣……民間與官方紛紛發出呼聲,海內外頻頻聚焦。據說特區幣的各項論證已經完成幾近發行。30多年過去了,當年才華橫溢的神童,現在像一個腆著肚皮的中年人,神消氣散,面無表情地過著平常人的日子。這座曾被賦予過立法權的城市,像一個被廢棄的魔術師,挽著無數內地城市的兄弟手,混入茫茫人流不可辨認。它的城市邊防線沒有拆除,但所有神情莊嚴地檢查證件的哨兵們早已無影無蹤。30多年,深圳幾乎完成了一個臨時演員的全過程工作。當它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後,深圳發現自己胖了。1300萬人口已經使它成爲本星球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但深圳無法與香港進行比較,它們根本不是一種生物,就像青蛙與鳥不能比較一樣。深圳永遠達不到香港當年的國際金融地位。一座城市的精神氣質與靈魂無法模仿。東方之珠世界只有一個。

哪個動物願意回動物園


謝湘南:我看到你經常往深圳以外的地方跑,可不可說在經過近30年與這個城市的搏鬥之後,你試圖在逃離它?


徐敬亞:每個人都有逃離的願望,擺脫束縛,變換生存方式,是動物的本性。人類的機械裝置與電氣化只有幾百年,而茹毛飲血的曆史是千年萬年。誰願意永遠過一種重複不變的生活。這又說到城市,在寫作者看來鄉村總是柔軟的,而城市是一個充滿了規則的地方,生活被處處規定著,所以都市生活嚴重缺少隨意性。城市就是一架機器,每個人都是被流水線攪拌的産品,而那個巨大個操縱者就是秩序本身。一年秋天,我從大漠飛深圳。心裡突然湧出一種不願返回的感覺,眼前滿是一個個又燥熱又擁擠的畫面。一個朋友說深圳多好啊,我說:哪個動物願意回動物園?只有人這種動物才願意回到自己的動物園。城市像裹著糖衣的怪獸,布滿規則,但同時向居住者伸出無數甜蜜的誘惑觸角,比鄉村更加便利的起居、更加豐富的物品、更加通達的資訊,以及你一輩子也離不開的故人與親友。不知不覺間,現代人已經和古代人無法相比。我總想起《紅樓夢》裏那個甄士隱。在自己家門口聽了瘋道人唱的《好了歌》之後,便把道人肩上褡褳搶了過來背著,說一聲「走罷!」,便隨同瘋道人飄飄而去。現在哪個現代人能做得出如此之事。一個人逃離某種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只有當抽身離開的時候,一個現代人才知道自己身上綁滿了多少根繩索。


身邊任何被你感覺的東西都是你心情的一部分


謝湘南:您在微信上寫「一個城市的機場也是你的一部分。它永遠參與著你到達與離開的心情。」,我想知道你每次從深圳機場離開或到達時具體是什麽心情,心情會有起伏與變化嗎?


徐敬亞:我小的時候,機場不僅遙遠神秘,而且永遠是軍事與戒嚴的象徵。1986年,我第一次乘坐飛機,比同年代很多人略早,但那時我已經37歲。當時深圳還沒有機場,每次出門都需要到廣州白雲機場。大概是1988年的時候,我們聽說深圳要建機場,再也不必繞到廣州,大家奔走相告。1990年深圳機場開始興建,即現已廢棄了的B樓。一個朋友做了老總,特地邀請我到黃田去看工地。他說因爲是海邊灘塗,施工異常艱難,需要把全部淤泥清出來。我記得站在海邊,眼前工程宏偉,挖出了兩條20幾米深、幾公裏長的大溝。我也到了航站樓的施工現場,感到機場闊大氣勢不凡。朋友說,爲考察機場,深圳一個副市長去了國內很多機場,回來後對機場提出批評,說太大太浪費。而這個意見出來後不久,當時的市長鄭良玉從美國訪問歸來,看了機場設計圖,連呼說太小太小!A樓的出現曾令人耳目一新,全新的鋼架結構,又高又漂亮,逼得原來「太大太浪費」的B樓不得不再次仿其重新裝修。不知什麽時候,深圳的A、B兩樓落伍了。滾滾人流使它變得狹小、繁瑣。義大利設計大師福克薩斯的手藝不錯,他爲深圳T3候機樓設計了飛魚(魔鬼魚)的造型。全白色的蜂巢狀內飾,尤其吻合深圳的現代感。人們進入候機樓,似乎就已經飛到了空中,使人有了魚與鳥的雙重感覺。78個登機口,漂亮而實用。視覺上超過北京、雲南和廣州,堪比香港機場。它,太契合這個城市!在深圳幾乎找不到第二個像它這樣與本城珠聯璧合的物件。機場,已經變成一座城市的走廊。深圳的這條走廊的確帶給我幾次額外的好心情。其實,不止機場,你身邊任何隨時被你感覺的東西,都是你心情的一部分。


對於深圳我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人


謝湘南:如果要爲深圳畫一張屬於您個人的文化地圖,您會怎樣來描繪與呈現它?


徐敬亞:說到地圖,我首先想到,我曾像蜘蛛俠一樣在高樓大廈中穿行。1984年底我來深圳。可以說深圳的樓房有90%是我看著建起來的。那時我經常在蓮花北一帶穿行。還在燕南路看到過一個被綁著的偷汽車輪胎的10多歲孩子(後來他跑了)。我當年走過的路,就是蜘蛛俠的路,誰能在今天的高樓大廈中自由穿行啊。八十年代的深圳中心是紅荔路。市政府、團委、圖書館都在這一帶,博物館和體育館也不遠。有好幾年,紅荔路是深圳移民的聚集中心。而羅湖是本地人的居住和商業中心。深圳最早的股票是從紅荔路上那棵鳳凰樹下走出來的。在深圳,我沒有自己的文化地圖。我也不是深圳的文化人。對於深圳我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人。深圳對於我,只是菜市場,只是短褲、拖鞋、乒乓球、圍棋,以及我陽台上的花草。它的星空永遠屬於我,它的風雨雷電我體會了好多好多年。


生活很亂,心情五味雜陳


謝湘南:您最喜歡深圳這個城市的哪一點,又憎惡這個城市的什麽?這個城市有沒有讓你解不開的心結?


徐敬亞:心結,是個有含量的詞兒。如果翻譯我想不譯能成「心裡的糾結」。也就是說這個結,一定是個死結。在我們這個年代,很多下層中國人很苦悶,可能都有心結,當權富豪者也會有心結。我們的國家那麽大,那麽古老。我們的生活很亂,心情五味雜陳。上邊說這要改革那要改革,說明不好的事情很多很多。我們這代人,比年輕人多活的那幾十年,苦悶的事情更多,留下的心結盤根錯節。越來越多的人死去,帶走了越來越多的秘密。國家永遠存在著解不開心結的因素。對很多事我已經死了心。這時候,心結彷彿反而消失了,只是活著。對於生存者來說,與中國內地的城市相比,深圳其實是個不錯的地方。它的中心市容光鮮明麗,它的城市秩序表象井井有條,它的小事投訴機制時而有效,它的天空間或還飄著雲朵……像迎面走來的任何一個榮光煥發的人,一點也不讓人憎惡。它有著與其實同類城市同樣的缺憾,那普天之下的缺憾還能憎惡嗎。我想起了一個最討厭的深圳東西。它就是深圳航空的標志,醜陋之極。每次去機場看到它都肉體地不舒服。聽說當時拍板的老總對這個不倫不類的設計竟非常滿意。


少做了幾把桌椅就不是木匠了嗎


謝湘南:您是一位傑出的批評家,但在深期間,您在批評領域沒有更多的文本産生,是否是深圳這個城市荒廢了您的寫作?您思想的構建與深圳有著什麽樣的關系?


徐敬亞:我的個人寫作和深圳沒什麽關系。我沒有理由把一個人懶惰的責任推諉給一座城市。深圳爲我提供著足夠的空氣、水,還有蔬菜和朋友。同時我也不認爲我的寫作有什麽荒廢。


難道一個人一旦寫作就要不停地拚命寫一生下去嗎。難道真正的詩人是可以荒廢的嗎。有人曾問我,你還是詩人嗎?我說,難道一個木匠少做了幾把桌子椅子他就不是木匠了嗎。


在寫作的層面上,我是瞧不上勤勞者的。一個寫作者或者說一位詩人作家,他的高度就是其作品達到的最高點。比如跳高,哪怕只跳一次,其餘一律免跳,他也是那個高度。尤其在當下這個眼球的時代,很多傻乎乎的寫作者不停地勤勞著,二流的高度,寫十輩子也可能仍然是個二流。可惜的是世俗的人們只簡單地記錄著寫作者文字的數量,正如熱衷於著演員藝人們的露臉出場走紅。當然,更深層面或者更悲哀地說,我寫作的自我荒廢,有一個很難表述的理由,說白了就是自我置疑。限於種種原因,當一個人不能寫出一流的文字,而他如果非常在意於此,他將無法勤勞下去。二流三流的文字不是隨手可以排列出來嗎。這些年我也常常感到,一個人什麽也不寫,默默地想著觀察著,其實也挺好。我相信我的一切感覺與內在語言都時刻與我一起活著。活著,多麽重大啊。詩人和作家一般都不願接受訪談。這些人是寫字的,不願意說話,說出的話也不願意讓別人記錄。別人整理出來的話,總不如自己寫出來的字。更多的寫作者不接受訪談的原因,是他們認爲訪談不是創作,不能進入自己的寫作史,又沒有稿費。我則很隨便,只要采訪人對路,話題好玩,我又有時間,都可以。誰說訪談不是個人的表達,誰說個人表達不是佈道。寫作沒什麽神秘,微博微信都是一種寫作。


香港是一個內心糾結的城市


謝湘南:您覺得深圳與香港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您會擔心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嗎?


徐敬亞:深圳和香港這兩座球市不可以融合到一塊,正如死海與貝加爾湖不能合並,正如倫敦與北京不在同一條經線。有一段時間,深圳這邊的某些人天天想和香港融合,但我猜河那邊的人一天也沒想。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城市都說了不算。30年前,我從北方剛到深圳的時候,正是香港如日中天之際。每天夜裏,站在漆黑的深圳向南眺望,耀眼的邊防線後面是一片紅通通的天空。香港好像流著牛奶的迦南,埋藏著無數的港幣與黃金。30年後,香港的光環消褪了。大陸開放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幅衰退,當年全球一流的製造業早已不再,東方第一港的地位也正被內地各大港口吞噬……香港人的日子不好過,很多事情也很糟糕。飯做夾生了,怎麽煮也不是味。香港不應該變成內地城市,但可容易成爲一個內心糾結的城市。


題圖:Colored Ideogram,Willi Baumeister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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