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來源與困境

採訪：沈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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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神戶大學教授王柯攜兩本新書《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在台灣政治大學任客座教授，並開設這一主題的課程。王柯一直保持著對中國民族主義問題的關注，包括對它的來源、演變及困境。

沈：可不可以簡要談談您個人的治學歷程？

王柯：我年輕時在新疆的農場里插過隊，高考恢復後考上大學，又因為在學校里談戀愛受了處分，畢業後留校只能給外國人教中文。後來去了文化部工作，並沒有想要從事學術。我太太是日本人，當時有些家庭的因素需要我過去，才決定去了日本。

當時我日文不好，又只有民族學碩士的學位，沒法找其他工作，就試著考了考東大的碩士班。倉促準備了四十多天，竟然考上了。在東大讀完兩年碩士後，我遇到了我的老師山內昌之先生，由此開始了我後來的研究生涯。

求學階段我在日本人生地不熟，加上學業和生活的壓力，過得比較辛苦。好在我用三年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後在東大兼課和做研究員，直到去了神戶大學。

沈：您曾經提到過日本思想史學界重視批判的傳統與國內有很大不同，它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王柯： 我在民大讀書時，主要受到了王扶漢先生的教導和啟發。在文化部的工作，給我考慮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視野。但是這些都與在日本的學習到的不同。日本學者做學問的方法，是我此前在國內沒有接觸過的。日本學者即便做與別人重合的題目，也不會反覆重提一些老的觀點，而是以新的方法還原材料中的歷史現場，從而產生出與眾不同的見解來。

這些方法主要有兩點：首先是三段論法，在面對每個歷史事件時，都將它的目的、手段、結果分開來看待，這樣就能分辨出同一事件在不同層次上的意義，對比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其次是剝去事物的表象，挖掘它的本質——我們應該了解到，所有的政權和統治者遇到的最大的課題，就是 「支配的正當性」的問題，即通過各種手段尋求自身行為的合法性、正統性，而歷史學家應揭示材料所記載的、在表象背後的真實歷史動機。

在處理思想史問題時，除了不輕易抬高前人、保持批判性這一點，我還堅持將一個思想史問題放在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中來討論，因為如果不是將一個人物、一個事件放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進行探討，無論如何是看不出一個人物進行某種選擇的真正原因、一個事件發展之所以然的。我之所以強調這種方法，就是對今日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流行先「想像」、再「發現」、最後談「高見」這一方式的不安。

另外，在對歷史學的總體看法上，我還認為歷史學家不應拘泥於孤立的歷史細節，而應保持對超越性法則的關注，即如何從零散、繁雜的歷史中總結概括出普遍規律，以接近永恆的真理。

沈：您的幾本新書，分別代表了您研究中的幾個主要領域，它們背後有是否有一致的問題意識？是怎樣的思想脈絡讓您把他們串聯到了一起？

王柯：中國傳統思想中關於多民族國家、多民族「天下」的思想，忠實地反映了中國從先秦時代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而構成「天下」的主體民族集團——「華夏」自身，就是在「中國」從部落聯合體社會向初期國家社會過渡的過程中，由眾多的部落和民族集團通過「中原化」和「華夏化」而共同形成的。這決定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基本性質，即從誕生之日起，「中國」就不是由一個民族構成的，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更是如此。

要了解傳統中國的「天下思想」，就要了解中國初期國家社會時期的「天下」是一個「多重的天下」，蠻夷戎狄在這個體系里不可或缺，並充滿了進入華夏的可能。直到今日，我們都要珍視這種多重的可能性：它蘊含了一種高層次的文化認同，使「多重的天下」可以擺脫狹隘的血緣意識，將政治和文化作為劃分人群的標誌，從而體現了多民族國家的包容性。另外，儒家思想中「天子唯德」的觀念，則輔助了這種包容性可以更好地實現——它使得異民族集團可以認同漢族統治者，漢人也可以接受異民族統治者，從而形成了歷史上朝代更迭、統治種族變遷，而「中國」永遠不會消失。同時，也保障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連續性。

可以說，這種以「德治」為核心的「天下思想」，是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很多問題的。

《禮記·明堂位》所想像的天下

接下來，在面對中國跨入近代後，時何以選擇「民族國家」的形式建國立國這一問題時，我對傳統上認為中國主要受到歐、美、俄各國的影響的觀點產生了新的見解。辛亥革命前後，我們實在難以找出中國的革命家、思想家和近代國家制度設計者有在西方學習的經驗（僅孫中山在檀香山接受了教會學校的初級教育）；至於西方思想家前來中國、幫助中國人建設近代國家的案例就更稀少了。

日本的影響儘管重大，卻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孫中山與大量日本友人的交往、日本留學生中湧現出的一大批革命家、日本在朝在野人士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積极參与等現象，令我不得不重視日本在近代中國史中產生的影響，於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這本書也就應運而生。

我認為想要真正理解中國的「近代」，必須有兩個必不可缺的視點，其一，中國進入中國近代國家之前，最後一個王朝的最高統治階層是一個非漢族的集團；其二，中國清末民初的許多革命家、思想家及中國近代制度的設計者，大多具有流亡和留學日本的親身體驗，因而在日本接受了建設近代國家的思想。通過這兩個視點的切入，我們才可以解釋為何近代中國在建國立國的道路上選擇了此種含義較為狹隘的民族國家形式。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就可以大致梳理出從古到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了。相信這一重大問題對於我們思考中國史的其他面向均有啟發。

沈：如您所言，近代中國最初選擇了與日本相似的單一民族國家建國道路，在這一基礎上，您指出了它背後蘊含的民族主義思想，可以詳細談談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內涵，以及為它何會造成這些問題嗎？

王柯：Nation這一概念的演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Nation首先具有「國民」的含義，它主要基於地緣政治，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進而衍生出了國民建設自身近代國家的訴求，這在英、美、法三國的革命進程中尤其明顯。

第二階段是Nation在德國發生的變異，為了打破德意志地區小國林立的現狀，建立新的強大政治共同體，政治家開始在統一德國的過程中強調日耳曼血緣、文化的特殊性，由此Nation原本的「國民」含義所強調的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特點，才被血緣上的「民族」含義取代。日本亦經歷了「自由民權運動」的時期（1874年前後），對Nation的理解側重自由、平等的政治側面。但1888年開始的國粹主義運動，由於廣大國粹主義雜誌《日本人》和報紙《日本》的宣傳，日本人開始從「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發現Nation。

藉助於此，日本完成了Nation含義的第三階段建構，即「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建國思想。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們在接受日制漢詞「民族」時，也將這種單一民族的建國思路繼承了過來，由此造成了它與傳統中國「天下型」國家的衝突。

應該看到的是，孫中山等政治家在鼓吹「民族革命」的時候，所提倡的「驅除韃虜」，更側重於政治號召的手段，而非革命的目的。它確乎幫助到革命黨人激起民眾的抵抗情緒，動員到儘可能廣泛的政治力量，同時證明自身行為所具有的正當性。然而，如舊三民主義革命目標中的「民族革命」所宣揚建立的漢族國家，是在針對抗擊清朝的層面上提出的，沒有解決新成立的國家怎樣包容多民族的問題。這是「民族主義」引進中國的先天不足。

沈：這種單一民族建國的思路，在一開始就遭遇了很多問題。比如孫中山在與黑龍會勢力聯結的過程中給內田良平造成了可以捨棄滿蒙的印象，以至於內田良平認為他在革命成功後背信棄義；以及後來川島浪速認為規划動員的「滿蒙獨立運動」——它們都與這種「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不無關係。

王柯：的確如此。把是否是屬於「中國」等同於是否屬於「漢族」的提法，就是中國引進的近代民族國家概念所附加產生的誤區。「中國」的概念包羅性強，而「漢族」的含義則顯狹隘，「漢化」應該被「華化」取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自古以來的中國就不單單有「漢族」一家，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任何身處邊緣的民族只要能認同這種提倡「德治」、「禮教」的文明形態，就已經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華夏」。

我曾在一篇名為《漢奸考》的文章里詳細區分了「漢」、「中華」、「中國」的概念，「漢奸」本應只是對出賣「漢族」利益的人群，而它們卻常常被和「賣國賊」等同起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謬誤。慈禧太后都曾被這個沒有釐清的概念繞進去，她怒斥屬下是「滿族漢奸」，就是一個很大笑話——難道不忠於清朝的滿族大臣不應該被直接稱為「滿奸」嗎？

可以說，近代以來對「漢化」的強調、把「漢奸」等同於「賣國賊」的一貫認知，是超越種族界限、跨越血緣藩籬的高層次文化認同淪落到血緣、種族認同上的表現。各民族之間本身具有自然融合的傾向，更何況一個具有超越性的「道」橫亘在它們之上，統合就更不是難事了。更廣地說，一個政權的好壞，本來就不應該取決於它的民族性質，而在於它能否貫徹一種更具普世價值的高級精神，從古代的「仁義禮智」到當今的「自由平等」，內容變化了，但本質是一樣的。

「新清史」所引發的清朝是「漢化」的還是「滿州性」的爭論，也局限於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我們當然不能抹去清朝的滿族色彩，因為它的起源和特定人群是改變不了的，而它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同光以後顯著的漢化傾向，也是不能否認的。這些都不影響清朝在性質上是否是「中國」的，依照我在《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一書中的解釋框架，它只是「多重的天下」國家在特定時期的演化而已，是性格不同的政治集團對「中國」做出的改造。這種改造，是把地域上局限於長城以南、西域以東的中國，擴大到滿、蒙、苗、疆、藏等地區，儘管存在以少數民族聯盟壓制漢人的政治動機，卻在客觀上實現了文明禮教的更廣傳播、內化。

另有值得一談的地方，是伴隨民族主義而來共和主義理想，也有值得反思指出。近代以來保守主義思想家對「虛君共和」的倡議，其實有很大的高層次文化關懷。日本的成功之處，也在於通過保留天皇，將政治的權利和權威分開，現實政治的需求因此不至於動搖到國家文化的根本。

這兩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超越性文化喪失，實際上是中國在近代民族國家改造中產生的重要缺陷。

沈：由此或許我們也可以理解嚴復、劉師培這些人為何最終對清朝採取了相對保守取向。剛才提到清朝對「多重的天下」國家進行的改造，您將它稱為「多元型天下體制模式」，能具體談談它的含義嗎？

王柯：以北方民族為主人公的「征服王朝」，通過戰爭手段實現對漢地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統一後，針對不同地區的特性採取了不同的統治手段。在漢地便充當「天子」，在民族地區堅持他們獨立傳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隔離漢族文化的影響，而藉助他們的勢力達到牽制漢人的效果。這就是一種「多元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

歷經康、雍、乾三世，蒙古、西藏、新疆先後進入清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它將這三個地區規定為區別於「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藩部，又穿插了許多獨特的政治制度，從而使藩部與清朝的關係變成一種針對內地和漢人的滿、蒙、回、藏民族政治同盟關係。

這就使得漢人萌發近代民族國家意識時，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亦產生了與建設中國國家相抵觸的自覺。因此近代中國確立主權範圍時，不僅面臨了在邊疆地區確定領土的任務，也必須同時大力強化邊疆地區居民對國家的認同。二者互為因果，也互為手段和目的。對「多元型帝國構造」的整理，事實上也梳理了王朝與民族間的關係。

沈：那應該怎麼樣理解1884年清朝在新疆「建省」行為在近代多民族國家形成中的意義呢？

王柯：新疆建省是很重大的歷史事件，以往學者在對待它時大多從清朝有效保護了國家邊疆領土的角度入手。我則認為應從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的進程解讀建省的事件。

清末朝廷上最重要的爭論之一的就是「海防論與塞防論」，當確立保衛新疆對抗俄國侵略的方針後，左宗棠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把作為「藩部」的新疆，從一個主權的灰色地帶統合進來。通過建省，清朝解決了傳統統治中以「宗主權」為主要領土認定的方式在近代主權國家體系里的不適應之處，在新疆的地理範圍內完成了國家最高權威的建設，使得新疆成為符合國際法規範的中國領土。總而言之，建省是清朝自覺遵循國際法的需要，將宗主權範圍內的領土轉化為現代國家領土的舉措，是中國建設現代國家進程的第一步，出現在此後視野中的近代中國才有了多民族國家的形式。

沈：清朝在雲貴苗疆地區實行的改土歸流同樣實現了很好的效果，延續到今日，西南地區仍然是中國最穩定的少數民族地區之一，那應怎樣看待改土歸流在多民族國家建設中的意義？

王柯：「改土歸流」就是在「天下型」國家的框架內進行民族地區改造的典型案例，儘管它在經濟上有很大的強制性，政治上也略為殘酷，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彈，但因對「華化」的提倡，使得當地少數民族的自我認同可以被囊括進「中華民族」的範圍內，因此不至於產生在其他地區發生的認同問題。這就是高層次文化統合力的展現。

沈：您曾在一篇名為《永恆的》的文章中，通過對比魯迅對藤野師恩的高度感激，以及藤野在後來的追憶文章中對魯迅印象的模糊性描寫，解讀出一個不斷被魯迅「重新發現」、「再次認識」的藤野先生，指出魯迅一生在致力於發掘中國國民性缺陷之外，亦努力發掘中日文化中的「共同文化認知」，以破除近代民族主義產生的對立和誤解。能不能詳細談談此中「共同文化認知」中包含的內涵和要素？

王柯：所謂「共同文化認知」，不是某一個特定民族的生活智慧和某個特定國家的政治理念，而是一種人類普遍意義上認識自然與社會的知識、智慧、學術學問的範疇，以及價值觀和倫理體系。東亞地區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交融、萬物一體的獨特文化認知，與歐美有所不同。這也是我前面所說的高層次文化，包括儒學、德、禮等諸多概念。許多人會強調中日文化和性格中區別對立的部分，其實囿於表象。日本人只是在對自身精神的完成度的重視上、對「君子」理想的發揮上，貫徹得比中國人更加徹底，而例如日本人將各種文化升級成「道」的境界（花道、茶道、書道），亦是典型的強調自然與人相交融互補的東方文化。還有日本精神中對「自律」的重視，也是蘊含在整個東亞文化中的。因此不是我們缺乏「共同文化認知」，而是缺乏對這種高層次共同文化的體會。

至於近代日本在侵略中犯下的罪行，那也沒有任何可以被模糊和寬容的空間。例如在它發展侵華戰略時產生的「中華思想」，就是一種以「中國曾對其他少數民族施行侵略壓迫」為借口的政治工具，想要以此來合法化自己對中國的侵略。這在今日日本右翼史家中依然盛行，需要被嚴肅糾正。它不過是政治家的惡劣手段，不能因此一概認為所有日本民眾都是好戰、喜愛殺戮、熱衷侵略的。事實上，有調查顯示，今天日本人對戰爭的反對態度，已經遠遠高於周邊國家。我相信所有去過日本，對日本國民性有所切身體驗的中國人，都可以從他們得體的舉止和對他人尊重的態度，看到一種高層次文化對國民的塑造，從而免去因民族主義情緒和種族隔閡而產生的誤解——只有這樣，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想造成的不良歷史後果才能減低到最輕。（刊發時有刪節）

10月29日下午，東方歷史評論第111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魯迅與現代中國」，嘉賓為孫郁、陳丹青。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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