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生怎樣開展自我批評：功過不可相抵

劉宗周（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說實話，像我這樣多少算是讀過一點書的人，也完全想不到明末清初的儒生，竟然發起了那麼一場聲勢浩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而且做得是那樣的認真、嚴厲和決絕，一時士林風氣為之大變。這是王汎森《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告訴我的（詳見書中《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由此，也終於把躺在書架上多年、由我的同事們標點整理的明末大儒劉宗周的《人譜》（收入《劉宗周全集》，吳光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翻出來瀏覽一過。劉宗周把自己可能犯的過錯分為六大類：微過（在念頭未起之前的潛伏過錯）、隱過（藏而未露的過錯）、顯過（表現於形體動作不敬的過錯）、大過（違背天地君親師五倫的過錯）、叢過（各種行為過錯）、成過（沒完全看懂，似乎是說怎樣與前五種過錯作搏鬥的法門六種）。為具體起見，試將「叢過」中的條目抄於下以備一覽：

游夢、戲動（打鬧）、謾語、嫌疑、造次、乘危（冒險）、由徑（抄小路）、好閑、博弈、流連花石、好古玩、好書畫、床笫私言、蚤眠晏起、晝處內室、狎使婢女、挾妓、俊仆（帶俊美的僕人，此有同性戀之嫌）、畜優人、觀戲場、行不避婦女、暑月袒、科跣（光頭光腳）、衣冠異制（奇裝異服）、懷居（留戀安逸）、輿馬、饕餐、憎食、縱飲、深夜飲、市飲、輕赴人席（不拒飯局）、宴會侈靡、輕諾、輕假（隨便借給別人錢）、輕施、與人期爽約、多取、濫受、居間為利、獻媚當途、躁進（急於仕進）、交易不公、拾遺不還、持籌（理財）、田宅方圓、嫁娶侈靡、誅求親故、窮追遠年債負、違例取息、謀風水、有恩不報、拒人乞貸、遇事不行方便、橫逆相報、宿怨、武斷鄉曲、設誓、罵詈、習市語、稱綽號、造歌謠、傳流言、稱人惡、暴人陰事、面訐（當面攻訐）、譏議前輩、好訟、終訟、主訟、失盜窮治、捐棄故舊、疏九族、薄三黨（輕薄父族、母族、妻族）、欺鄉里、侮鄰佑、慢流寓（看不起外來人口）、虐使僕僮、欺凌寒賤、擠無告（欺壓小民）、遇死喪不恤、見骼不掩、特殺（殺牲口）、食耕牛野禽、殺起蟄（宰殺冬眠後剛醒過來的動物）、無故拔一草折一木、暴殄天物、褻瀆神社、呵風怨雨（罵老天爺）、棄毀文字、雌黃經傳、讀書無序、作字潦草、輕刻詩文（急於出書）、近方士、禱賽（祈禱鬼神）、主創庵院、拜僧尼、假道學。

諸位不妨對照一下，在今天大家鼓吹的健康的愛好生活方式中，有多少被劉宗周列入了過錯的領域。

這些行為的自我檢查並無上級或家中長輩監督，檢查者的心中也沒有一個如基督教中那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更沒有一個可以主宰因果報應的如來佛。劉宗周只是燃一炷香，放一盆水，置一蒲團，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於靜坐中默想：自己本人，但一朝跌足，便為禽獸。於是開始反思自己近來有無過錯，運用條目，一一對照，直到錯誤顯現，邪念去盡，卻成人之本來真面目。

劉宗周還創辦證人會（亦作「證人社」）。所謂「證人」，非今日法律學之術語，而是人要自己證明是人而非禽獸，強調人的道德自覺，知過能改。這就必須靠時時反省自己的過錯而達到。明令約止的戒條共12則50條。證人社第一次「開會」，時於崇禎辛未（1634），聚二百多人，解「格物致知」為自我道德修養。講間僕役奉茶，寂靜的會場嘩然片刻。劉宗周當即指出：「只此嘩然之頃，有多少知不改、物不格處。」他反覆強調，討論經書之義，不是提升人格境界的好辦法。唯有獨自一人，「坐下各各自證，清夜猛省，方有下落。」同時最好盡情傾吐自己的心曲，與朋友同志互相印證。「若方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獨。」如果覺得事涉私密，不便在大庭廣眾面前吐露，其實也就是不肯擔當。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看來是儒家為人的準則之一。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王汎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當然，讀《證人社語錄》，討論的具體私事甚少，我自己揣測應該是刻印不便，當然也不能排除事涉具體不宜公諸社外的想法，只有一個趙泰逢曾問：某日參加證人會，因嫁一里中孤女，與同事者有約，所以未終會而去，心中久久不安。劉宗周回答：你那日半途輟會，其實是根據曾子「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之旨，不應羞慚。後來的顏李學派，更要求對過錯予以自罰，並組織同志成立省過會、規過會等組織，相互監督、相互規勸，指出別人的過錯，更嚴格地規範自己的思想言行。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幾乎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界從明末延續到清初的一股不容小覷的潮流。

開展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是功過不可相抵，用今天的話翻譯一下，就是說道德完滿也不一定享有現世間的幸福。現在還在流行的袁了凡功過格，是說一個人只要做了善行，玉皇大帝就會給他打開善運之門，修多少善會得到多少福報。陽明後學的中堅人物王艮為了動員百姓向善，也採用了「造命說」，即命運由自造，只要努力，命運便在自己手中。這種滿街皆為聖人的宣教中，使得儒學成為一時大潮，士工農商皆信陽明心學。但是，劉宗周的《人譜》只有記過、改過，而沒有記功、記善的格式。他認為人成為完人是應當的，不值獎賞；而犯下惡行，則必須時時懲戒。他心中的天，雖然能夠洞察一切卻不是一個人格神。這就是儒學的特殊境界。

當然，這種方法一旦實施，我們當然可以設想像劉宗周這樣完美的聖人，每天也許不必花不多的時間於自我批評上，但像劉宗周這樣的讀書人畢竟為數不會太多，而更多的平民百姓，在一天勞碌和衣食還可能短缺之餘，又有何心力去從事這種決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真能親身實踐此道的，恐怕是儒學中那批抑鬱型的、自斂的、嚴格要求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活了一輩子也難得有笑臉，這種精神狀態，與終日坦蕩蕩的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孔子確實也相去甚遠。所以這種實踐最終還是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以至於今天我們提到它，甚至會覺得它完全未曾發生甚至不可能發生。

儒生的這種追求崇高的動力淵源何自？這又是一個極好的問題。早在西周早期，周公等發明了天命與道德緊密聯繫的觀念，教導人們唯有修持道德，事業才能如日中天持於不墜。後來社會動蕩分化，貴族中的一部分淪落為士，即純粹的知識階層，他們出於傳統，出於傳統中的道德擔當，出於知識壟斷階層的自信與自我要求，創建了儒學學說，明確了嚴格的中國式道德準則。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這種道德感原則上得到強化。但是社會日漸進化，社會活動日趨複雜，社會主體再不像過去那樣將重心繫於貴族官僚與讀書人身上，百姓的日常行為面臨道德難題。

佛學與宋明理學應對這種難題而提倡自身的修為，為了動員大眾參與，陽明學採取了直指心性的策略，但這種方法也帶來了泥沙俱下、精粗雜陳的狀況，所以明末清初的儒生再次嚴以從事，以決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來重塑士大夫階層乃至全社會的道德，特別以此指導私人空間的運作。只是這種方法只能行於一時一地一人，即使連當時也無法普及到廣大民眾。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奇特的道德建設方式仍然令人驚訝，值得敬仰。從此也可以看出，說中國如何缺少道德準則、缺少認真，這種一塌瓜子的概括其實是很不準確的。以今例古，往往是一種知識上乃至方法上的危險。只是，如果這種道德行為不是出自於自覺，而是持之以強力，而且加以推廣，則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文/盧敦基，浙江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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