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到1907年，倭國請歷史學家幫大韓帝國掠奪領土史實

題記：再說一遍，李氏朝鮮於1897年更名為大韓帝國，1910年滅亡。

中朝關係在康熙之前一直都比較平穩，在陸地上朝鮮也並未提出過什麼領土主張。但到了康熙年間，因為兩國之間沒有清晰地領土邊界線，中方一直認為我們是宗主國，且對領土問題並不太上心，畢竟那時的中國還不是近代國家。朝鮮方面也以「事大主義」應對，再加上朝鮮本性如此。康熙年間，兩國紛爭逐漸增多，康熙於1712年派人與朝鮮堪明邊界。

在清朝較為強大的時期，中朝雙方約定「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正如上文所說，因為朝鮮遭受災害不斷有人跑到中國一邊進行墾荒，中國讓朝鮮接回自己的子民，朝鮮不願意，中國只好將他們收入中國國籍。但跑到中國進行墾荒的朝鮮人越來越多，由此，朝鮮的勢力進入中國並由此出現了主權紛爭，進而兩國政府開始介入。這就是所謂的「間島問題」

長白山天池

甲午戰敗後，日本開始介入「間島問題」幫助朝鮮（大韓帝國）奪取中國領土。然而，從下面的時間和案例就可以知道，吞併朝鮮已經在他們的計劃中，為其奪取中國領土，其實也就是為日本自己。

1.日本吞併朝鮮並侵略東北史實，並駁斥上文一些讀者的無理批評

1897年李氏朝鮮改名為大韓帝國後，在日本地支持下，開始利用朝鮮百姓跑到中國墾荒而產生的「間島」問題，逐步侵略中國領土。

1904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從沙俄手中奪取了「南滿」《第一次日韓協約》簽訂後，大韓帝國將外交權、財政權交給了日本。

1905年10月，日本出台了《關於確立韓國保護權的閣義的決定》，藉由此，日韓簽訂了《第二次日韓保護條約》。韓國的外交權徹底歸於日本。之前的9月5日，戰敗的沙俄與日本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簽訂和約。《朴茨茅斯和約》規定：

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有任何措置權；

俄國將旅順口、大連灣及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以及有關的其他特權，均移讓與日本政府；

俄國將由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線，以及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和煤礦，均轉讓與日本政府。

俄國將庫頁島南部和對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以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永遠讓與日本。

1906年，韓國參政大臣朴齊純請求日本保護到中國一側種地開荒的國民，請求日本代為與中國交涉。

延邊

1907年7月30日，《日俄協定》和《日俄密約》簽訂協約，雙方私自瓜分各自勢力，將中國東北三省劃分為南滿和北滿兩部分，以松遼分水嶺作為地理界限。此線以北的北滿，以南為南滿。北滿的勢力為沙俄、南滿為日本。同時，再次確認朝鮮是日本的勢力範圍。這也是南北滿的名詞首次被政府承認。同時，上文的評論中，有些讀者根本不理解「勢力範圍」和「佔有」。因此對我的文章進行無端指責，甚至說東北已經是日俄佔據，不歸中國了。這是嚴重的歷史史實錯誤。

晚清時局圖中，早就有各列強的勢力範圍劃分，但能說，這些地區都不是中國的嗎？這裡的勢力範圍，其實，主體是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特權是歸我們的，我們佔主體，其他列強不要染指。而且，這些地區，如東北也並非是大規模佔領，主要是一些大城市、戰略要地、交通幹道等。因此，主權仍是中國。那些1904年中國就失去了東北，簡直是歪曲歷史。

2.日本帝國是如何支持韓國侵吞中國領土的

1907年，日本一接到韓國方面的請求立刻在我國的吉林延邊的龍井（現為縣級市）設立了統監府派出所。向在中國墾荒的韓國移民提出了排斥中國的主張，如：間島（即今天的延邊市）為韓國領土；韓國人不能服從清國的裁判；清國對墾荒徵收的租稅是壓迫行為；清國所發布的在間島上的法令都無效；清國派出的都鄉約、鄉約等，以韓國人看待。

由此，將現在中國的延邊市據為己有。

與此同時，日本從歷史角度侵佔中國領土。不得不說，你說日本學者胡攪蠻纏也好，說他們不知羞恥也好，但有一點不容否認。即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之細很讓人吃驚。從歷史上，上文我們提到了兩次中朝間的領土商談，本文第一段談到了一次領土談判。分別是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1885年和1887年；1902年到1904年的派兵侵擾乃至武裝入侵中國。

日方首先詳細地總結了中朝歷次談判以及相關問題，之後決定繼承朝鮮人首先杜撰的兩江說。1905年11月，日本駐朝鮮軍司令長官古川好道向陸軍參謀本部提交了《間島境界調查材料》。該資料提出正式接受兩江說，即土門、豆滿兩江。1712年中朝確定的邊界是錯誤的，穆克登定界錯誤，中朝定的是「土門江」（松花江上游）而不是「豆滿江」（圖們江）。所以，土門江以南、豆滿江以北的大韓帝國國民所開墾的荒地的區域（間島）的主權歸屬於大韓國。

其範圍就是我們上文上文提到的清朝封禁之地，收入中國國籍的朝鮮人所在區域以及日後幾十年的不斷擴展範圍，大致在茂山以東到穩城之間。

對於這一地區，日軍提出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是間島地理位置重要，墾荒地便於獲得糧食；二是間島地勢較高，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三是間島距離韓俄很近，便於鞏固對韓國地統治，以及對俄國地鉗制。

為了加強歷史說服力，日本軍方找到了新聞吹鼓手和歷史大家，前者是《讀賣新聞》的前總編和主筆中井喜太郎；後者是內藤湖南（內藤虎次郎）。

中井曾於1905年5月潛入俄軍尚未完全退出的延邊進行情報工作。

內藤乃是日本研究中國的學術權威，「京都學派」創始人。在二人提交了幾份報告後，日軍決定以此為藍本向清政府發難，為大韓帝國篡奪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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