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郭靖郭大俠一同守衛襄陽的部下們最終去了哪裡

襄陽之戰是元朝統治者攻滅南宋政權的一次重要戰役，歷時近6年後，咸淳九年（1273年），襄陽守將呂文煥終因孤城無援、力竭降元，南宋重鎮襄陽最終陷落。

江湖傳言，協同守衛襄陽的郭靖大俠和其妻子黃蓉在襄陽城破之時以身殉國。

那麼，襄陽的南宋守軍的命運又是怎樣呢？

當時襄陽的宋朝軍隊分為「生券軍」和「熟券軍」。宋朝軍政體制實行口券制度，向軍人發放「生券」和「熟券」作為領取錢糧衣物的等價交換軍用憑證。地方部隊多駐守本鄉本土，因此發放熟券，稱為「熟券軍」；戍守邊地和參加實戰的軍人則在發放熟券之外，另發一種補助津貼性質的券，稱為生券，憑券可另支一份軍餉，他們也就稱為「生券軍」。

生券軍的兵士某種意義上是專職的僱傭兵，大多為未成家立室的年輕軍人，與熟券軍相比，一般來說訓練水平較高戰鬥力也較強。元朝朝廷對襄陽宋軍中的熟券軍採取了就地屯田的政策，賞以田牛鼓勵農耕。對於讓元朝見識過他們強勁戰鬥力的襄陽生券軍，元廷則另有一番處置，敕命樞密院將

襄陽生券軍無妻子者，發至京師，仍益兵衛送，其老疾者遣還家。

到了大都之後，《元史》記載了忽必烈的「寬宏」：

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樞密院具鎧仗，人各賜鈔娶妻。

忽必烈具體是讓大將伯顏去慰勞襄陽生券軍，不過，寬宏大度背後的細節挺說明問題，一、這些襄陽生券軍從襄陽到大都一路是帶著刑具的；二、在這個詔令之前，理論上他們都有死罪。

從戴罪死囚變成大元帝國新軍的一部分，還發錢並給安排娶妻，這幫單身漢小夥子估計都有點懵圈加上慶幸。

但是，這個政策的本質其實就是將這批降軍在適當的時候作為炮灰投入東征日本戰場上去，高，實在是高。

北方老百姓應該都知道這個走勢，把自家的女兒藏得好好的，所以出現了這麼一幕：

（高麗元宗十五年）元遣蠻子媒聘使肖郁來中書省，牒云：南宋襄陽府生券軍人求娶妻室，故差委宣使肖郁，押官絹一千六百四十段前去下高麗國，令有司差官一同求娶施行。肖郁令選無夫婦女一百四十名，督之甚急。於是置結婚督監，自是至秋，窮搜閭井獨女、逆賊之妻、僧人之女，僅盈其數，怨咨大興。例給一女資妝絹十二匹分與蠻子，蠻子即率北還。

朝鮮朝野葉門清，知道前來求娶妻室的只是新投降的原來南宋（蠻子）軍隊，所以找的都是閭井獨女、逆賊之妻、僧人之女，反正對付過去算數，但還是造成了怨咨大興的局面——史載這些朝鮮女人上路時，「哭聲震天，觀者莫不凄唏。」

女兒愁，嫁個老公是生券，而且如果去征討日本，最終是生是死還不知道，也無怪乎她們這樣。

上面兩幅日本《蒙古來襲繪詞》中的元朝軍隊形象可能就是元朝的新附軍（南宋降軍）。

不過，根據史書和其他資料的點滴記錄，這批生券軍和這些朝鮮女子的命運和他們自己的預估不太一樣，總體說起來還不算壞。

韓國江原道有城市名襄陽郡，與中國湖北襄陽異地同名，韓國的襄陽郡境內也有漢江、峴山、墮淚碑、鹿門寺、襄陽古城、太平樓、石橋等許多相同的地名，習俗相通、文化相近，節慶相仿，至今韓國襄陽郡流傳唐朝李白所寫《襄陽歌》，是韓國優秀傳統歌曲《李朝十二歌》之一，而且當地政府舉辦一年一度的峴山文化節。

韓國襄陽郡與宋元戰爭有關，它是降元的南宋襄陽軍隊遷徒到高麗的「生券軍」的屯駐地演變而成：宋元襄陽之戰後，韓國襄陽於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墮淚碑，明代永樂十四年（1416）改名為襄陽郡。這一學術觀點已經替代了之前將這些地名歸結到楚國移民的觀點。

（韓國旅遊官方網站上的韓國襄陽國際機場）

一個比較大的可能是，襄陽生券軍還未來得及參加文永之役（即1274年第一次元日戰爭），到了弘安之役（即1281年第二次元日戰爭），參戰的新附軍又主要是范文虎系統的部隊。

陰錯陽差之下，他們躲過了忽必烈的借刀殺人之計，在朝鮮半島繁衍生息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