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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陳永貴(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出身貧農,1952年接替「主動讓賢」的原書記賈進才出任中國共產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支部書記,在環境非常惡劣的的大寨村,他帶領農民艱苦創業,從山下用扁擔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澤東號召全國要「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此成為全國的榜樣。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之後在北京東郊農場擔任顧問。後來在北京逝世。按其遺囑,骨灰安放回大寨。



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坐立不安的一天


動手抓「四人幫」的這一天,陳永貴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政治局要開會,準備好,一來電話馬上動身。


從下午3點開始,陳永貴就在自己的屋子裡待不住了。他走出來問:「通知開會沒有?」聽說沒有,陳永貴又低著頭回了屋子。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問,還是沒有。陳永貴再次囑咐道:「準備好了呀,一來通知馬上就走。」直到吃晚飯的時候仍然沒有動靜。陳永貴愈發顯得不安了,還很關心地問住在西院的吳桂賢的動靜。吃過晚飯,電話鈴響了,通知陳永貴上玉泉山開會。陳永貴一下子興奮起來,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塊走!咱車在頭裡,叫她跟後頭,你們的車跟著,不能叫她單獨行動!」政治局會議開到半夜12點多才散。陳永貴和紀登奎、陳錫聯一塊回到他們住的小樓里,剛進樓道,跟在身後的警衛和秘書就見這幾個老頭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


幾天後,在沒有了張春橋的政治局會議上,陳永貴一年多來很少見地正坐在沙發上,顯得很自在。紀登奎笑問:「喲,幾年啦,這脖子能扭啦?」陳永貴笑道:「好了嘛。」散會後,陳永貴向李先念、紀登奎和陳錫聯發出邀請,陳永貴笑問:「來吃頓山西拉麵哩?」

鄧小平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有一天,陳永貴忽然對來京看他的長子陳明珠說起了自己的去留問題。陳永貴說:「不能幹哩!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你來寫,我說。」陳永貴靠在沙發上,一條一條地慢慢說道,「就寫身體不好,沒文化,不適應工作哩!」想了一會兒沒有想出什麼東西來,陳永貴說:『就這吧!「陳明珠就照這個意思短短地寫了份辭職申請,寫完給陳永貴念了一遍。陳永貴聽罷點了點頭,再次感嘆道:「幹不了啦,還不抵回家動彈呢!回家勞動也比這強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大會接受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制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在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嘆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追究陳永貴與「四人幫」的關係的呼聲越來越高,陳永貴又氣又怕,找了鄧小平。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鄧小平說了話,下邊的呼聲才漸漸平息下來。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錯」


陳永貴辭去副總理職務之後,心情苦悶,又整天在家裡閑著無事可做,終日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想給他解解悶,散散心,便拉著他打撲克,玩升級。陳永貴心緒漸漸轉開了。住了幾天,陳永貴忽然又顯得不安了。他急著要搬家,找個小些的住處搬過去。他逼著秘書和衛士三天兩頭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馬上搬不可。管理局傳下話來,說中央領導講了,還是不要搬,不然影響不好。陳永貴不幹,說咱職務沒有啦,該搬就搬嘛!人家拗不過,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號樓上撥給了他一套12層樓上的部長級住宅。


  

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陳永貴與家人


搬到22號樓之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為陳永貴配了一輛車,安排了警衛員、炊事員,理髮時打個電話就有人服務上門。陳永貴沒有推辭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員,這時他的全家已經從大寨遷來,反正他和老伴閑著沒事,自己做飯還隨便點。國管局也不堅持,多發給陳永貴50元保姆費就是了。


陳永貴過不慣清閑日子。他在涼台上種了許多花,甚至還在花盆裡種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涼台上擺滿了一盆盆的花草,像個溫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來,常常拿把條帚去掃樓梯,一直從12層掃下去。


陳永貴還提著籃子出去買菜。有一天轉到附近一個蔬菜商店,陳永貴指著櫃檯上的蔫乎乎的菜說:「要二斤。」售貨員一看,愣住了,說:「陳,陳,陳大叔?」說著轉身跑了進去,把經理叫出來了。經理見了陳永貴,極親熱地招呼他進屋喝杯茶,陳永貴也就樂哈哈地進去喝茶聊天。過了一會兒,售貨員從後邊挑了一籃子最好的菜送來,還死活不肯收錢。陳永貴硬扔下錢走了,從此便不肯再去這家商店,說是怕特殊化。


陳永貴出門買菜常扣著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臉。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場排隊買肉,陳永貴排到了,指著案子上的豬肉說:「拉,二斤。」賣肉的聽口音不對,偏頭一看:永貴大叔!他二話不說,斜著刀長長地片下一條好瘦肉來,高高地給陳永貴秤了。陳永貴也不說話,交了錢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點頭他也沖人家點頭,站在地鐵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說話他也樂哈哈地跟人家閑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錯哩!」陳永貴說。1983年春,陳永貴給中央寫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個要求很快被批准。陳永貴當了北京東郊農場的顧問。


病逝


1985年1月,陳永貴頭痛咳嗽,渾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藥。可是這次感冒越來越重,右耳根部還長出一個疙瘩,陳永貴明顯消瘦。


7月,北京醫院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術,同時發現他的肺有問題。經過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8月,住進北京醫院。華國鋒聞訊,當天就趕到病房探望,安慰說:「在這裡住吧,挺不錯的。一個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兩塊錢。現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頓飯沒有5元是不行的。」聽說陳永貴住院後,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也前去探望。


陳永貴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沒救了,便時常談起後事。一次,有人談起報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陳永貴對陳明珠說:「唉,我死了,還不像蒯大富那樣給我說個亂七八糟哩?」這時,陳永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東調和國家支援的問題。一次,李喜慎來看他,陳永貴說:「喜慎,肺癌能活幾天?我去世後,你們把昔陽的事澄清澄清,特別是西水東調工程,花了5000萬元,社員受了四五年苦,要說欠債,就這個債哩。」說著說著陳永貴流下眼淚。


臨終前,陳永貴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葉歸根,回大寨去死。陳明珠把他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囑咐陳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


臨終前,陳永貴特別想回大寨。陳明珠把他回大寨的願望上報給分管此事的習仲勛,習仲勛不同意,讓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陳明珠跟陳永貴說了,陳永貴苦笑道:「不著回呀?不著回還燒了我哩。人死了還要火化,嘖嘖。」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囑咐陳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別撒在狼窩掌哩,那個地名不吉利,還叫狼吃了我哩。」陳明珠道:「爹,你說甚哩?不撒,不撒。」陳永貴對來看他的大寨的書記說:「我死了你給我選個墳,400塊錢夠不夠?」陳明珠打斷了他的話:「爹,你說話也沒個分寸,兒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隊書記給你選墳?」陳永貴道:「唉,我又是錯了。別談了,我錯了,都是我錯了。」陳永貴一生嘴硬不肯認錯,臨終前卻老是認錯,什麼都是他的錯,把陳明珠聽得鼻子直酸。


臨終前5天,中央辦公廳專門把郭鳳蓮、宋立英、梁便良、賈來恆、趙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幹部接到北京,最後見陳永貴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永遠地睡著了。陳永貴同志病重期間,習仲勛、胡啟立、郝建秀、王兆國等中央領導同志,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楊德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陳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陳永貴同志在大寨和北京東郊農場的生前好友,都來過醫院看望。


陳永貴逝世後,宋玉玲接到過一個挺怪的電話,專門詢問有沒有領導人參加遺體告別,並且說有領導人去他就不去了。陳永貴的家屬一直奇怪這位躲避領導人的人是誰。第三天下午,一輛高級轎車在八寶山火化場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人立刻認出來了:華國鋒!於是人們涌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目不斜視,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貫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站了許久,看了許久,流下淚來。


5天後,陳永貴的親屬抱著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靈車開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娘子關時,只見昔陽縣的領導人已在此迎候。靈車行至平定與昔陽的交界處,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鳳蓮等人也在此迎靈。


下午4點,靈車開到大寨。這裡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圍個水池不通。陳明珠捧著骨灰盒從車上下來,許多人一見放聲大哭。震耳欲聾的鞭炮炸響了,昔陽藝術學校的樂隊奏起了山西民間樂曲。許多人向陳明珠擁過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陳永貴的遺願,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後一撮骨灰埋在了陳永貴親自選定的那「 觀了咱大寨,也觀了昔陽」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裡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鋪大地。」


  人物評價



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他對中國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窩了一肚子火。當了副總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歡等級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仍穿老農民的對襟衣服,包白頭巾,不計較什麼級別,連工資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員一樣下地幹活,年輕人仍叫他「永貴大叔」,誰能做到這些?


他進了中南海,兒子、老婆仍留在隊上掙工分。山西省有關部門將他全家戶口辦出來,要他帶到北京去。他拍著桌子吼:「是誰辦的?我不同意,他敢!」結果戶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糧靠隊上分給他家的口糧,拿到糧站賣了,兌換成全國通用糧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還真是一個不拿工資的副總理——每年由大寨給他記滿勤,每個勞動日按1。5元分給他家。組織上考慮到他進京後開銷大,中央每月補助他36元生活費,山西省每月給他60元兼職補貼,後來提高到100元。他就掙這麼些錢!


他本來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員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飯。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饅頭、麵疙瘩,就著老鹹菜或苦瓜,稀里呼嚕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來了,他就煮麵條招待。他的煙癮很大,在大寨抽自種的旱煙,進了京改抽香煙,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質煙。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約與抽劣質煙有關係。


陳永貴剛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每天很早起床,自己疊被、掃地、泡茶、洗衣,警衛員搶著幫他做,他不喜歡地說「我又不是沒長手」!賓館走廊電燈亮到天明,他覺得很浪費,就去關掉。服務員又打開,他又去關掉。搬進中南海,給他配了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都圍著他轉,他十分不自在。後來住進交道口胡同小院,這裡空地很多,他抽空開出來,種上豆角、西紅柿,吃不完就給警衛班食堂。


陳永貴出訪和視察,很注重廉潔自律。他赴墨西哥訪問,不帶服務員,不帶管理員,一切由警衛員統管。駐墨大使姚廣也是昔陽人,得知出訪人員每人發了20元外匯券,建議每人買一塊手錶,很便宜。他知道了厲聲說:「怎麼啦,要戴外國表?周總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視察雲南、貴州,返回時發現隨行人員帶的有雲煙和茅台,發了一通火讓人家務必把錢寄過去。到拉薩視察,他不去布達拉宮參觀。他說:「莊稼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農田建設場面,才是最美的!」


辭去副總理後,國家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為的是讓他有一份養老的工資。他就主動退掉了紅旗車和一切公家的東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長樓去住,出門走路或乘公交車。


對於農場「顧問」一職,他可當了真。不但關心農場的發展,過問作物的合理搭配,還十分注意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時還深入田間地頭觀察農作物的長勢和病蟲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勞、樸實、節儉的好習慣,贏得了農場領導和職工的好評。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晚期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華社播發了一條關於陳永貴同志去世的消息,稱他「曾經是全國著名農業勞動模範」,並歷述他聽黨的話,帶領群眾走集體化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事迹,該文最後說他生前「曾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讚揚和表彰」。


  


陳永貴晚年:人生中最後一段艱難路程



陳永貴石頭雕像矗立在大寨虎頭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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