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運動中的 福山民眾教育館

於業功、李丕濤（前排左一、左二）在福山民眾教育館合影

福山民眾教育館創建於1929年。其前身是福山通俗圖書所和福山通俗演講所，創建於1916年，為群眾文化機構，位於現城裡街與文昌路交匯處的福山區圖書館位置。上世紀30年代，以此為基地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福山縣隊部。「民先」福山隊部廣泛發動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參加「民先」組織，開展了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為福山紅色文化留下了可圈可點、彌足珍貴的歷史華章。

一、大時代下的責任擔當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發表了抗日宣言。1936年1月，北平、天津的學生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分幾路南下，到華北農村進行愛國宣傳。南下宣傳團返平後，青年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於2月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一二九運動和「民先」的誕生，給福山知識界、各團體進步人士以極大的鼓舞。

1936年春，遭受當局迫害的北平流亡學生、「民先」隊員王錫玉（福山縣城西村人）在鄉期間經常到福山縣民眾教育館借閱書籍，與民眾教育館圖書管理員於業功相識。王錫玉向於業功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綱領，介紹了北平「民先」組織的宗旨和活動情況。於業功深受啟迪和教育，參加了「民先」組織，成為福山縣第一位「民先」隊員。

於業功，又名於新生、張敏，1912年出生於福山縣奇章村一個貧苦教師之家。因父親早逝，17歲便輟學到安東市學做生意以謀生。九·一八事變後，回鄉寄居在山後村岳父家中。他每天都到縣民眾教育館閱讀進步書刊，館長李丕濤是國民黨的進步人士，見他讀書勤奮，思想進步，便聘他為圖書管理員。是年5月，於業功以「於新生」的筆名，在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發表了《民眾教育的力量》一稿，激憤地訴說了其三弟在去東北時，到大東公司辦理「入國證」時所遭受的屈辱和磨難。

在芝罘新民小學任教的南上坊人趙錫純加入煙台民先後，因為經常到福山縣民眾教育館借閱進步書刊，這樣就與於業功熟悉併產生思想共鳴。當於業功得知趙錫純是「民先」隊員時，兩人便醞釀以福山民眾教育館為活動基地，在福山縣知識分子中秘密發展「民先」隊員，成立福山「民先」組織。

1936年7月，在煙台志孚中學參加「民先」的青年學生鄒本良（福山縣西諸留村人）、孫盛渭（又名丁一，福山縣東珠岩村人，建國後曾任我駐科威特、斯里蘭卡、芬蘭等國大使）等與於業功、趙錫純相聚在福山縣民眾教育館，決定分工到各區宣傳發動，在進步的知識青年中發展「民先」隊員。經過一個階段的工作，發展「民先」隊員20餘人，館長李丕濤也加入該組織，成為福山「民先」中的一員。

1937年2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福山縣隊部在民眾教育館正式成立，由趙錫純、於業功任負責人，骨幹有鄒本良、張大超、張作權、劉忠俊等。同月，在泊子村任教的李善本也加入該組織。

福山「民先」組織建立後，於業功負責起草了工作大綱。其宗旨是：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團結廣大青年和知識分子，喚起民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抵抗日本侵略者。工作方式是：採取演講、談話、唱歌、戲劇和利用報紙刊物等各種形式開展活動，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通過舉辦讀書會、文學研究會、社會科學研討會、時事問題討論會、成立救國會等，把群眾組織起來，積極開展活動。

二、熱血沸騰的抗日救亡運動

福山「民先」組織以民眾教育館為活動基地，組織「民先」隊員學習和傳播革命理論，廣泛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此間，福山「民先」組織與福山中學訓育主任孫端夫、教員隋樂志、姜子修等進步知識分子秘密閱讀魯迅的文章和高爾基的《母親》等作品，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宣傳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許多進步青年、教師、學生都積极參加這一活動，撰寫進步文章，使馬列主義在福山得到廣泛的傳播。他們當中許多人，如：王華南、孫盛渭、王歷波、陳日新、孫子宇、巴南崗、張作權、隋樂志等人，後來都成為福山早期革命的組織者或領導人。於業功根據民先工作的需要，在徵得館長李丕濤同意後，購置了高爾基、魯迅、郭沫若、茅盾的文學作品，增訂了《讀書生活》、《大眾生活》、《新生》、《文學叢報》等進步報刊，積極介紹給青年閱讀，並組織進步青年學習艾思奇編寫的《哲學講話》。同時，於業功還在《福山月刊》上開闢副刊《活路》；在館內辦起牆報，刊登青年讀者撰寫的進步文章，通俗地宣傳進步思想，呼籲全縣人民起來抗日救國。許多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積极參加這一活動。「七·七」事變後，福山「民先」組織領導人於業功一怒之下，摔碎了自己喜愛的日本造「大正琴」；「民先」隊員李培真（于敏）毅然獻出所有陪嫁金銀首飾，在「民先」隊員的感染鼓勵下，全縣教師罷教、學生罷課。

1937年7月下旬，中共膠東臨時工委敵工部部長柳運光來到福山，與福山「民先」組織負責人趙錫純、於業功取得聯繫。從此，福山「民先」組織正式接受膠東臨時工委的領導。同月，由在吳陽泉小學教學的牟平籍黨員曲綿相、李國棟二人介紹，民先隊員李善本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福山早期為數不多的黨員之一。

8月上旬，在「民先」福山縣隊部負責人於業功的倡導下，福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李丕濤主持舉辦了小學教師暑假訓練班，學習時事，探討和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掀起抗日救亡宣傳的高潮。同月，「民先」福山縣隊部爭取了當時的縣教育局局長田溫等人的同意，以「民先」隊員為骨幹，成立了「福山業餘救亡歌詠團」。這個歌詠團共有80多人，王培英任團長，成員大多是來自中、小學的進步教師和學生，其中有王歷波等男同志20多人，其餘都是女同志，像于敏等。他們每個星期日集合一次，進行時事討論，學唱抗戰歌曲。「民先」隊員李丕濤還利用業餘時間，編寫了許多話劇、歌劇劇本，如《血路》、《歸回》、《合流》等。這些劇目演出後，群眾反響十分強烈。歌詠團成員于敏沿途聽到東北難民對侵華日軍暴行的訴說，回村即向村民發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說，抨擊了一些封建上層苟且偷安的可恥行為。在社會上引起極大震動，同時也觸犯了封建家規，不僅受到威脅，還被逼服毒自盡，「以清門庭」。後來她毅然與封建家庭決裂，走上了革命道路。歌詠團中的大部分人以後都投身於革命事業。

福山「民先」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發展隊員，壯大組織，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範圍遍及全縣。其中大部分民先隊員，如王歷波、孫盛渭、孫欽之、左人（徐福卓）、辛學江、林超軍、于敏、徐琳、牟斌等以農村小學教員身份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趙錫純、於業功等民先隊員則打入國民黨福山縣黨政軍機關任職，利用其合法身份秘密開展活動。煙台志孚中學學生鄒本良受福山「民先」組織派遣，到家鄉西諸留中心小學開展工作。教給學生的歌曲有《救國軍歌》、《鋤頭歌》。當講到當局不打鬼子專打自己人時，鄒本良非常氣憤。約半年後，鄒本良離校參加山東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改名趙敏。在福山「民先」的積極活動下，全縣的抗日宣傳進入高潮。

三、匯聚抗日大潮的滾滾洪流

1937年9月，胡亦農（桓台縣人，原名胡令遠）、蘇新源、許唯、徐雲一等6名「民先」隊員，在國民黨第三陸軍政治幹部訓練班學習結業，由山東省政訓處派到國民黨福山縣保安隊任政訓員。他們來福山後，與「民先」福山縣隊部取得聯繫，並以國民黨福山縣保安隊政訓員的公開身份為掩護，秘密發動抗日救國運動。胡亦農、蘇新源還參加了福山業餘救亡歌詠團。

10月，根據中共膠東臨時工委指示精神，「民先」福山縣隊部通過民眾教育館館長李丕濤和國民黨人士逄鳴皋的關係，將民先負責人趙錫純打入福山縣保安隊任少校副官，安排蘇新源任縣保安隊中隊指導員，此後，李丙令、劉忠俊、鄒本良等30餘名民先骨幹陸續打入福山縣保安隊。民先隊員在保安隊內秘密進行抗日救國、不當漢奸的愛國宣傳，並在西榆樹庄一帶開展民運工作，籌建抗日游擊隊。

1938年2月初，煙、福淪陷，國民黨福山縣縣長陳昱投降日軍，被委任為日偽福山縣縣長。在這種情況下，「民先」福山縣隊部與膠東特委失去聯繫。胡亦農到煙台沒接上關係，又派許唯去牟平、文登等地尋找膠東特委。這期間，「福山」民先隊員在楚塘一帶繼續堅持進行抗日宣傳，並籌備福山縣抗日游擊隊。

1938年3月上旬，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進駐牟平縣觀水鎮，「民先」福山縣隊部派員與第三軍接上了關係，彙報了福山的形勢。此舉對福山以後的抗日形勢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福山「民先」的彙報，第三軍接著揮師北上，迫使陳昱反正，成立起膠東第一個國共合作性質的抗日民主政府，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先」隊員、福山「民先」活動的支持者李丕濤任國共合作的福山縣抗日民主政府秘書。

1938年12月，中共福山縣委成立，福山民先組織置於縣委的直接領導之下。1939年冬，民先組織在我黨領導和推動下，先後創辦了《三青》、《青年教育》、《苞米》等進步刊物，宣傳「團結、抗戰、進步」的主張，為動員全縣人民團結起來參加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到1940年初，全縣「民先」隊員發展到80餘人。

1940年5月，福山縣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等群團組織相繼成立後，福山民先組織並沒有立即解散。中共福山縣委考慮到「民先」在福山青年中的強大影響力、感召力，並沒有解散該組織，在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仍以「民先」組織的名義開展黨的工作，團結進步力量。而孕育福山「民先」組織的福山縣民眾教育館早在1939年即被日偽福山縣政府將館藏圖書全部焚毀。

福山「民先」隊員在追隨真理、宣傳抗日、參加抗日、領導民眾革命的過程中，經受了錘鍊，成為福山早期的革命者，他們中的大部分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鬥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時代的中流砥柱。如李善本，於1938年12月在權家山村成立中共福山縣委，為第一任縣委書記；王歷波，是中共福山縣委第一任組織部長；於業功，是中共福山縣委實際到任的第一任宣傳部長，後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薑桂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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