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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文明,也像《文明6》一樣被地理決定嗎?

「什麼,首都邊上沒有鐵!重開吧。」


「開局居然是個小島,運氣也太差了……」


「阿茲特克真好運,整個大陸上就他一家。」

如果你是《文明》系列的忠實玩家,那這樣的感嘆你一定不陌生。


從文明系列誕生起,地圖上的地形和資源——或者說,地理——就一直在遊戲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到是不是要重開一局,小到分城和發展方向的決策,無一不是緊緊圍繞地理展開。而在剛剛發售的系列新作《文明6》中,地理的成分更是提升到了史無前例:城市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格子了,而必須延伸出許多分區,每一個分區的效率都幾乎完全被它周圍的地理條件決定。宗教區周圍有無高山可以封聖?學院區是否毗鄰大片叢林利於研究?魯爾工業奇蹟要靠哪條河流提供運力?郊區風景是否足以設立國家公園?前線軍營有沒有渡河屏障可供防守依託?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可以說,發展自己的文明時如不好好考慮地理,在本作就已經先輸了一半。

現實中的文明,也像《文明6》一樣被地理決定嗎?


《文明6》中的「區域」機制


但這都是遊戲的設定。真實的歷史中,環境或者地理,真的有那麼大的影響、乃至可以決定歷史走向嗎?


這就是鼎鼎有名的「地理決定論」問題了。


地理:一直被甩鍋,從來沒停過


其實,地理環境決定人和社會這種論調,自古以來一直都有。畢竟,冷、熱、風、雨是非常直觀的東西。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對,就是那個醫師之父、從醫的每個人都要背誦他的誓言的那個人,就認為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有決定影響。

希波克拉底是「體液學說」的倡導者。他認為人體內有四種體液(血液、黑膽汁、黃膽汁、黏液),如果四液平衡則健康,四液失調則患病。地理環境,特別是空氣、水和緯度海拔,會通過體液多寡,對人體的健康和性格都產生重要影響,整個人群的性格也會影響當地的文化。

現實中的文明,也像《文明6》一樣被地理決定嗎?



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種體液說


希波克拉底說,「在炎熱的低地,通風差、熱氣旺盛,這些人身材矮小健壯,體液也不均衡……天生缺乏勇氣,也不勤勞。而在貧瘠的、乾旱、有四季的地方,人們身材健壯高大,也更有激情,自信以及自律。」(On Airs, Water, Places)支持這種思路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學者也不少,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修昔底德曾將土地和地理位置納入歷史進程,而亞里士多德則用此為希臘人的高尚品性辯護,其中許多都來自於希波克拉底。

這些思想家的影響可謂深遠,也因為這樣,不同人群所在的地理環境,演變成了最早的「地圖炮」,例如羅馬人嚴肅,希臘人無憂無慮,非洲人狡猾陰險……等等。


一直到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地理、氣候影響人的性格,繼而塑造特定社會的文化,這種和希波克拉底一脈相承的思路出現在了許多學者的著述里。英國人約翰·彌爾頓就對英國的天氣非常不滿,「沒有陽光的恩惠,果實無法成熟,我們的思想也無法成熟。我們從溫暖的地方進口酒和油,也必須進口他們的成熟思想和文明美德。」(Character of the Long Parliament)他寫道。


當然,最著名的還是法學家孟德斯鳩的地理決定論。在名作《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對氣候的影響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剖析。從生理、心理、氣質,到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一切都來源於所處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氣候的冷熱。「在寒冷的國家,人們比較勤勞;在炎熱的國家,人們比較懶惰。在寒冷的國家,人們的品性純樸,性情率真,邪惡少,美德多;在炎熱的國家,人們的行為往往越出道德的邊界。」看著是不是很眼熟?


「俄羅斯人只有皮被剝下來的時候,才會有疼的感覺。」孟德斯鳩甚至這麼寫道。

這一時期相當多的學者都開始深入考察地理環境的諸多層面,包括地形(巴爾克:自然形態較小而變化較多時,比如希臘,人類能夠發展早期理智),氣候(康德:熱帶地區的人沒法用理性思考,在溫暖地區生活的白人才會有理性和智慧),海陸關係(里特爾:位置在眾港灣從各方面包圍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為海洋的統治者)等等。


這些地理特徵和人類社會各種特徵的聯繫,受達爾文物競天擇的生物學理論「啟發」之後,更被拓展成了人類適應自然的因果論,甚至進一步為各國的殖民運動和種族主義進行合理化解釋——比如,炎熱地區的人(特別是非洲黑人)天生就缺乏理智,那麼將寒冷地區的智慧帶過去、統治他們,就成為了天經地義的事情。


當然,隨著地理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學科各自在實證支持下發展,將兩者粗淺而過於普遍地聯繫起來的早期地理決定論,逐漸失去了地位。政治的歸政治,環境的歸環境,社會的歸社會,心理的歸心理,地理仍然是因素之一,但其重要性被大大削弱、無法「決定」了。


《槍炮、病菌與鋼鐵》:地理可以這樣影響歷史


在沉寂了大半個世紀之後,地理和社會的聯繫又重新被撿起來,而方法和從前「地理—人性」的分析明顯不同了。其中之一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他出身就是研究地理的,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然而他的「野路子」長期不被其他地理學家看重;是在地緣政治領域裡,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長的領域。


簡單來說,他把馬漢的《海權論》和自己對於地理全局的理解結合起來,認為地理情勢會決定政治走向。他的分析因素,就是世界地圖上大陸和海洋的輪廓。他把相連的四大洋看做一體,而整個亞歐大陸則是一個「世界島」,而圍繞亞歐的樞紐的「心臟地帶」之外,又有兩個「新月地帶」,如果有一個國家能夠聯合大陸和海洋的資源,又能佔據心臟地帶縱橫捭闔,那麼就會有一個世界強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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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對世界的劃分。圖片來源:Arnopeters/wikipedia


二戰後,英美世界才帶著有點後怕的感覺,重新審視麥金德的理論,也看到了所謂「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無獨有偶,在上世紀90年代,另外一個學者橫空出世,那就是賈爾德·戴蒙德和他的新地理決定論。這個生物學、生態學出身的理科生,卻在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將環境和歷史發展結合了起來,並回答了著名的「亞力之問」(Yali』s Question):為什麼西方文明船堅炮利,最後得以統治世界?而巴布亞紐幾內亞這樣的地方就沒有這個機會?


和麥金德一樣,戴蒙德也搬出了地圖,不過他的論述是,亞歐大陸的地理環境,特別是大陸形狀和地形走向,成為了先進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文明發展的第一步需要靠農業,農業發展的基礎就是馴化合適的物種,亞歐大陸一些地方的氣候和地形,為早期的農業提供了基礎;而亞歐大陸的地理面積之廣、物種多樣性之豐富,毫無疑問是農業快速進步的關鍵。


生物學出身的戴蒙德對動物馴化相當有研究,能夠被馴化的動物,要足夠溫和,愛群居,願在人工的環境中繁殖等。能夠馴化的物種很少很少,所以,遊戲開檔要有馬,是需要運氣的。


然而,要讓這廣袤的大地上的資源流動起來,需要文明之間的交流,而這個交流中最關鍵的,就是大陸地形的走向——東西向的宜居帶里,人們能夠在相近的自然條件下,更順暢地移動、遷徙,而不是縱貫大陸的山脈阻擋去路。這不僅促進了物種的擴散和馴化,還有技術的交流和學習,以及——就像書名裡面提到的那樣——與大陸上各種病菌充分接觸,在自然選擇中演化出抗體,在基因上變得「百毒不侵」。


所以,歐亞社會能夠得以發展,是抓住了宏大的地域給予的優勢機會,而不是歐洲或者亞洲人天生比美洲或者非洲土著要強。文明就像這樣滾雪球,一個優勢接著另一個優勢,層層放大,最終煉出了鋼鐵,駕馭了槍炮,變成了我們現在的樣子。


戴蒙德是如此重視地理和環境因素對社會的影響,他之後的兩本書,《崩潰》(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詳細敘述了環境因素對一個社會存續的關鍵作用,以及人類對於環境的過度剝削會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另外一本書《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則將傳統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了細緻的分歧,在前言中,他提到最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將一個社會的特徵,放在客觀的物質條件、地理和社會環境、人口的規模和密度中進行考量。在他看來,不同的社會命運,都在同樣的規律下有跡可循。


地理真的能決定一切嗎?


人們總喜歡把鍋甩給所謂「客觀因素」,地理就是其中之一。這就跟我們愛怪罪天氣一樣,「連日連月的降雨創了記錄,老鼠的肆虐,離婚率的上升,政治的陰謀,肥胖的婦女,死去的蜜蜂,都怪這鬼天氣——法國人一定是這麼想的。」《泰晤士報》是這樣埋汰法國人的。同樣,即使戴蒙德把槍炮病菌鋼鐵賣到了全世界,還獲了普利策獎,質疑聲音就一直沒斷過。


不得不說的是,戴蒙德的涉獵之廣,所跨的學科領域之多,都是讓人驚訝的。從老本行生物學、生理學,到後來發Nature的生態學,然後地理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等等,都在他的論述範圍。他在新幾內亞做的其實是鳥類生態,但是在對當地部落的觀察中,對文明發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可能一般的讀者會被戴蒙德宏大又精妙的論述所折服(也包括本人),但各界學者對此是多多少少抱有疑惑,在這個專精為王的年代,一口氣跨這麼多學科,亦需要駕馭海量的材料和文獻,若想要一個統一的理論,其在每一個小領域中的解釋力確實難以評估。


比較有代表性的批評來自安德魯·斯魯伊特(Andrew Sluyter)和詹姆斯·布勞特(James Blaut)。斯魯伊特在指出了戴蒙德的一些事實性錯誤(比如早期非洲的農業和社會形態)之後,更是對戴蒙德農業發展決定一切的論調錶達了懷疑態度。憑什麼一萬三千年以前帶有運氣成分的農業發展,就能解釋現代文明的興衰?一個科技樹沒點對、全社會就崩潰,這可能嗎?


戴蒙德對傳統社會的發展和崩潰有強烈的興趣,而把公元1500年之後的事情一筆帶過了。而近500年,才是歷史指數極發展、現代社會徹底成型的時期,當年的「老本」,還能解釋多少今日的種種,大美利堅的航母,有多少該感謝第一匹被馴化的野馬呢?


而布勞特則挑戰了戴蒙德的「東西軸向」地理要素。文明東西走向的傳播,就一定比南北走向的傳播更重要嗎?熱帶地區的農業發展,就一定會受到限制?其中的因果鏈是否夠牢靠、有沒有足夠多的證據能解釋?

現實中的文明,也像《文明6》一樣被地理決定嗎?



《槍炮、病菌與鋼鐵》中的各大陸軸向差異。圖片來源:斜陽君/簡書


還有對戴蒙德「政治不正確」的指控:將歐洲(或者歐亞)中心主義作為結果,尋找證據、反推其成功。換句話說,「我們強大、我們殖民,不是我們的錯,是我們先天優勢太大了,喔還不小心帶上了病菌。」但批評者又認為戴蒙德在《崩潰》一書中對人類破壞環境的譴責又很打臉,「瑪雅、復活節島什麼的,他們文明完蛋是自討苦吃」,有一些雙標了。


當然,最主要的批評還是來自社會本身的複雜性。歷史進程是多個因素推動的,自然因素並不能解釋一切,人類也不是一直被動地適應自然、被自然選擇。社會的結構和文化是獨立的,且一直不斷地被人類的創造力所型塑。這一點,其實後來戴蒙德自己也承認了,比如在接受果殼網專訪中,他說道:


「把地理的影響簡單歸結為地理決定論,這當然是過分簡化,就像是把化學品或者人類的影響歸結為『化學決定論』和『人類決定論』一樣可笑……我們還是有希望超越我們所處的環境限制的,因為我們現有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並不是由地理決定的,只是受地理條件影響。新加坡、荷蘭、印加帝國、蒂蔻皮亞島、冰島和其他很多社會都超越了他們所在環境限制。」


他自己在官網上也指出,比地理本身更重要的,其實是「知識」——窮國因為地理條件不好就只有坐以待斃嗎?並不,而是獲取知識,知道自己的弱勢和長處,從而更好地克服困難、達到成功。


嘛,這也暗合了《文明》系列遊戲的真意:地理固然重要,但玩家是文明的創造者,能夠改變文明進程的,其實是玩家自己。當然,你要有修改器我也攔不住啰。(編輯:Ent)


參考資料:


Jared Diamond, Guns, Germ and Steel


Jared Diamond, Collapse


Jared Diamond,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David Livingstone, The SAGE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rew Sluyter, Neo-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ntellectual Damage Control, and Nature/Society Science, Antipode, 2003, 35:4, 813-817


James Blaut, Environmentalism and Eurocentrism. Geographical Review, 1999, 89:391–408


題圖來源:《文明6》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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