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前，中國既是絲綢之路開拓者，又是規則制訂者

自從19世紀末期，著名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首次提出Seidenstra?en（Silk Road）以來，「絲綢之路」始終因其「絲綢」一詞而被人們認為是一條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進行絲綢貿易的通道。

近來，轟動全球20多個國家的現象級暢銷書《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作者，牛津大學頂尖歷史學家彼得?弗蘭克潘，就在該書中用詳盡的史料及史詩般的文字，以絲綢之路為視角重新講述了從張騫通西域到「一帶一路」戰略的世界史，顛覆性地提出：兩千年來，絲綢之路始終主宰著人類文明的進程。

書中提到，這條偉大的道路最早是由中國開拓出來的，在絲綢之路上最早流通的貨物也主要是產自中國的絲綢等奢侈品。

絲綢是匈奴最喜愛的奢侈品

將游牧草原與一個相互制約、相互關聯的世界聯繫在一起的進程，因中國不斷增長的雄心而強化。在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擴張的浪潮將中國的邊界推進到更為廣闊的疆土，並逐漸抵達當時所謂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

這地方在甘肅的河西走廊——一條600英里長的通道，將中國腹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綠洲敦煌郡連接在一起——以西。從敦煌開始有南北兩條通道可供選擇，無論哪一條通道都有風險，最後它們在喀什會合，而喀什恰好處在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的交會點上。

漢代西域諸國圖

中國的疆域擴張將整個亞洲連在了一起。此前，這些交通網路曾受到月氏，特別是匈奴人的阻礙。匈奴是中亞地區像斯基泰人一樣的游牧民族，他們一直引人擔憂，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貿易夥伴。據記載，公元前2世紀時，成千上萬頭牲口都購自這些草原民族。漢人十分需要馬匹卻又經常得不到滿足，因為他們需要裝備有效的兵力以確保國內的穩定，同時還要應對匈奴或其他部落的進攻和偷襲。來自西域的馬匹最為珍貴，部落酋長們可以從中賺到大筆的錢。有一次，一位月氏國首領用馬匹換取了一批貨物，然後將貨物轉手賣掉，他的財富一下子多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錢的一個馬種繁殖於費爾干納谷地，即廣闊的帕米爾高原山地的邊緣地區，跨越今天塔吉克東部和阿富汗的東北部。它們的耐力令人讚歎，一位漢朝的歷史學家說，就是龍族也敬它們三分。因其會排出紅色的「汗水」（或由於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於馬種皮膚太薄，奮力賓士後容易出現血管破裂），人們便將其稱作「汗血馬」。

這些品種精良的馬匹成為詩歌的題材、雕塑和繪畫的對象，並被譽為「天馬」。有些馬甚至被帶著陪伴主人去往來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寵愛的馬陪葬，馬匹的墓地有兩座雄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崗護衛。

汗血馬

匈奴人馳騁在中國以北的整片蒙古乾草原，他們和漢人的關係並非一直和睦友好。當時的歷史學家將這些部落人群描述為矇昧無知、茹毛飲血的野人；有位學者還說他們是「被上天遺棄的民族」。漢人寧可向他們進貢也不願他們進犯自己的城市。漢人常常派大使造訪這些從小就擅長捕捉耗子、小鳥甚至狐狸和兔子的游牧民；皇帝還會恭敬地問候匈奴大單于「無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貢體系下，漢人要給游牧部落送去許多奢侈的禮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紡織品——只求換得和平。中國最重要的貢品是絲綢，游牧部落極為看重這種絲織品，因為它質地好、分量輕，鋪床做衣都用得上。絲綢同樣是一種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擁有那麼多的高級綢緞是單于尊貴身份的體現，並將之賞賜給手下侍從。

漢代絲綢

為換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資總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萬匹絲綢和大約相同數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漢代官員相信，匈奴人喜歡奢侈品，說明他們將一事無成，瀕臨滅亡。「如今你們已離不開中國貨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氣地對部落首領說。他認為匈奴的習俗正在發生變化，並且信心十足地預言，中國最終會贏，並征服整個匈奴。

絲綢之路在中國的手上誕生

這是一種強烈的渴望。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著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於公元前119年），將游牧部落趕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為一條橫跨大陸的交流通道打開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疆土的擴張激起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官員們奉旨對帕米爾高原進行考察並將相關記錄呈報朝廷。留存下來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一位漢帝國大歷史學家（太史）的兒子。他因替戰場上年輕氣盛的將軍辯護而被貶官、遭受宮刑，卻仍堅持不懈地完成他的歷史巨著。他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審視印度、波斯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經濟和軍事狀況。他認為，中亞諸王國兵力薄弱，因為他們受到匈奴的威脅，這些野蠻人因被中國打敗而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司馬遷寫道：這些中亞王國不通軍事，卻善於經商，在商業繁盛的巴克特里亞都城可以看到各類物品被交易。

司馬遷

《史記》

中國和外界的貿易交流也在緩慢開展。對於戈壁灘邊緣的通道，特別是玉門關（商隊西行的必經之路）以西通道的開拓並不順利。無論是經過塔克拉瑪干沙漠，還是跨越天山山脈或帕米爾高原，都必須穿涉險要地帶，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綠洲，路途異常艱辛。極端的高溫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也是巴克特里亞駱駝如此彌足珍貴的原因：這些動物能忍受極其惡劣的氣候環境，對致命性沙漠風暴的到來非常敏感。它們在預感到風暴來臨時會「立即嚎叫著聚成一團」，商人和商隊見到後會馬上用氈布將自己的鼻口包裹起來。當然，駱駝在預測天氣方面也會出錯，人們在商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駱駝和屍骨。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必須有豐厚的回報才值得人們去冒巨大的風險。儘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現在幾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亞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價格高昂的珍貴物品同樣能夠通過長途運輸抵達這裡。

巴克特里亞駱駝

中國成為了絲綢之路規則的制定者

貿易的主要產品是絲綢。除了用來討好游牧部落以外，絲綢在古代還扮演著諸多重要的角色。在漢朝，絲綢與錢幣、糧食一樣可以用作支付軍餉。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鑄造足夠數量的錢幣是個難題，事實上，貨幣在當時的中國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軍餉方面更成問題，飽受戰火的邊疆地區百姓抱怨不斷，那裡的銅錢一文不值，糧食也會隨著時間腐爛。於是，成匹的絲綢經常被用作貨幣，或作為軍餉，或作為中亞佛教寺院懲罰犯戒僧人的罰金。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幣。

中國還為來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貿易規則，創立了一套正規的管理體系。在離敦煌不遠的古代要塞懸泉置遺址中發現的一套三萬五千字的文獻，生動地描述了這個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業活動。這些文字寫在竹簡或木板上，從其內容得知，進入中國的客商必須按規定的路線行走，他們將拿到通關文牒，也常常會被官員詢問，其目的是確定這些人最終能返回故里。像當代旅店的顧客註冊制度一樣，這些來客的信息均被仔細記錄：他們吃飯花了多少錢，來自哪個國家，什麼身份，下一個目的地是哪裡。

懸泉置遺址，位於今甘肅省敦煌市

這不是帶著懷疑的眼光進行盤查，而是要準確地掌握什麼人在進出中國，他們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麼，特別是（考慮到關稅）他們所攜帶的貨物的價值。所有這些複雜的行政措施都為我們展示出當時的都城長安（現稱西安）是如何面對一個似乎正變得越來越小的世界。我們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經是事實，它提供著機遇，帶來了問題，也推動著技術的進步。

摘自《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彼得?弗蘭科潘（著），上海讀客圖書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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