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覆滅的最關鍵原因

作者：雷成德

唐文宗云：「除河北賊（指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王船山謂：「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

朋黨是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集團。黨爭則是朋黨之間為爭取政治利益或基於政治理念不同甚或一時的個人恩怨而互相攻擊的一種行為。

唐代後期的「牛李黨爭」，即是一起由朝臣之間的私人恩怨，最終演化形成朋黨鬥爭的明顯事例。

「牛李黨爭」的源起可以上溯到唐憲宗元和年間的一場考試。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牛僧孺和李宗閔一同參與了當年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舉考試，並在這次考試中激烈的批評時政，觸怒了當權宰相李吉甫，導致大量官員被貶謫，史稱「元和制舉案」。

以這一事件為發端，其後長達四十多年的兩大官僚派系之間的政治鬥爭愈演愈烈，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互不相讓，使朝廷政治局面一分為二，當這種對立終於結束之後，朝廷的實力已蕩然無存。之後便有了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有了朱溫誅殺清流肅清朝廷勢力的「白馬驛之禍」，到了這時，大唐王朝已處在亡國的前夜。

牛僧孺和李宗閔於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登進士第，並於憲宗元和三年赴京參加制舉考試，策試中兩人直陳朝政得失、言語無所迴避，主考官們對之十分欣賞，將他們的策對成績列入優秀的上第中，「上第」是考試成績第一等的意思。並給落第士子注釋講解兩人的策文，形成了一股針砭時政、抨擊時弊的潮流。

這時是宰相李吉甫當國，李宗閔和牛僧孺等人的言論引起了他的注意，時論的褒貶對於當政者而言至關重要，它關乎著權力的得失、官位的升降、名望的重輕等。李吉甫尋了個借口，以本次制舉考試主考官們有失職的行為，中選的士子中有考官的親戚卻沒有事先稟報朝廷請求迴避，也沒有進行有效的複查。於是主考官們紛紛被貶謫，牛僧孺、李宗閔等人也因此長期不得升遷，滯留於地方。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後，兩人才一同入朝任職。

李黨的領袖李德裕系出名門趙郡李氏，他的父親便是憲宗朝的宰相李吉甫。據《新唐書》記載，李德裕「尤惡進士」，而晚唐進士「輕薄」、「浮薄」也是事實。唐代中後期，進士選取以詩賦為主，應試者「僅知工詩賦謀進取」，與當時的實際需要脫節。且其時的進士，以考官為「座主」，自稱「門生」，座主和門生在仕途上互為羽翼，形成一張龐大的關係網，當這種關係網摻雜入政治的理念或者隨著私人恩怨的擴大化，朋黨就因此形成。

李德裕本人沒有參加過科舉，憑藉著門蔭入仕。李德裕認為科舉出身的官員未必熟悉實際事務，所以提出了「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的建言。他的言論代表了門第勢力最後的呼聲。

李黨的主要成員鄭覃以經術進為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次請求廢除進士科。文宗認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這件事因此不了了之。

李德裕和鄭覃同是出身世家門第，他們在政治上有許多的共同語言，其中尤以「重用公卿子弟」、「罷進士科」的提議最讓牛僧孺和李宗閔這等出身科舉的人不滿。

黨爭的直接導火索最初是一起進士科考徇私舞弊案，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科舉考試，楊汝士出任考官。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學士李紳各自推薦了一人請求錢徽錄取為進士，可是公布科考結果時，兩人的推薦人選都不在榜上，接著段文昌又發現錄取名單多數是朝廷顯宦子弟，其中一人是李宗閔的女婿，一人是考官楊汝士之弟。立即上表抗議說：「今年禮部考試極不公平，所錄取的進士都是打通各種關節才得以上榜的公卿子弟。」

穆宗向翰林學士元稹、李紳詢問處理的意見，元稹和李宗閔原本就有矛盾，李紳更是對錢徽感到不滿，二人的回答也就自然和段文昌相同。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因為當年制舉考試時李宗閔和牛僧孺兩人對策中有譏諷其父李吉甫的原因也參與了抗議活動。穆宗要求複試，結果原榜錄取的十四人當中，只有三人勉強及格，由此舉國嘩然。穆宗大怒，下令將錢徽遠謫江州為刺史，楊汝士貶為開江縣令，李宗閔被貶為劍州刺史。

從這時起，牛僧孺、李宗閔等人結成一黨，李德裕等人也自成一派。兩黨沿襲了「元和制舉案」和「長慶元年科考舞弊案」的恩怨，朋比為黨、互不相讓。《舊唐書》謂:「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李逢吉拜相，李逢吉在元和年間便與李吉甫結怨，李德裕不久便被外放為浙西觀察使，從此遠離政治中樞達七八年之久。而牛僧孺則被李逢吉引薦為同平章事，拜為宰相，李宗閔也隨之入朝任職。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外放，兩者間的劇烈反差，使李德裕感到極為不滿。《新唐書》謂：「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朝廷徵召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推薦他擔任宰相。時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閔攀上了權宦楊承和的關係搶先拜相，李德裕再次被逐出京城。次年，李宗閔引薦時任武昌節度使的牛僧孺回朝擔任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共執朝柄。牛、李兩人聯手，凡與李德裕親善的官員，都被排擠出朝廷。《新唐書》謂：「於是兩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李黨的領袖李德裕被貶出朝廷後，先任義成節度使，旋即調任西川。西川是唐和吐蕃與南詔之間的軍事重鎮。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的維州副使悉怛謀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喜出望外，一邊派軍隊進入維州城，一邊上報朝廷。牛僧孺擔心李德裕立功，對此議論說近來我大唐和吐蕃修好，相約撤除邊防警戒，兩國交往，信守盟約最重要，若「一朝失信」，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的意見得到文宗採納。於是下令李德裕把維州歸還吐蕃，並且將悉怛謀及其追隨者也送回去了，結果悉怛謀等人被吐蕃全數虐殺於邊境。這個事件發生後，史言：「德裕終身以為恨。」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回朝就任樞密使，不止一次的對唐文宗說：「當初把悉怛謀送還吐蕃，不僅讓吐蕃人稱心快意，還杜絕了日後吐蕃人歸降我大唐的可能，實在是下下之策。」唐文宗感到後悔，由此對牛僧孺產生不滿。李黨成員奮起反擊，唐文宗逐漸疏遠牛僧孺。

不久後，牛僧孺外調，李德裕首次入相。李德裕拜相後。對牛黨成員包括李宗閔在內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而早先被排擠出朝的李黨成員也紛紛在李德裕的援引下回朝。

然而不一二年，李德裕和文宗的寵臣們起了衝突，於是再次被排擠出朝廷，李宗閔入相，李黨暫時失勢。中間經過數年，到了武宗時期，李德裕東山再起複為宰相，牛僧孺、李宗閔等雖早已身在地方但仍一再被貶黜。宣宗時期，風水輪流轉，牛黨執政，李德裕被貶為崖州（今海南海口東南）司戶參軍，最後病逝於任上。

根據史料記載，兩黨最主要的領袖死亡時間相繼：武宗末年，李宗閔病故；宣宗繼位初年，牛僧孺病故；幾年後，李德裕病故。然而三人的病故並沒有使這場黨爭就此徹底終止，即使到了黃巢佔領長安，流亡到蜀地的僖宗小朝廷也仍是門戶對立、爭鬥不休。

王船山對此評價稱：「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已。」

《歷代名賢確論》云：「（司馬光）又論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為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徳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黃介夫認為，牛李黨爭造成的。

朋黨之爭和宦官專權、藩鎮割據自此成為唐王朝滅亡的三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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