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智性和詩意對抗這個世界

孫郁談到，魯迅在病中時，有一夜想讓夫人開燈，但夫人沒有「懂」。他只好看著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

這是魯迅的溫度，儘管多伏在冷峻的文字之下。他的第一本雜文集《熱風》文字犀利，可其中有句話「有一份熱，發一分光」。1926年，魯迅和陳西瀅就是否應支持學生運動發生論戰時，胡適正是感動於這句話而勸說兩人不要再戰。

三十多年來，學界一直在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魯迅，只是這種還原仍需一段時間才能抵達大眾。在孫郁看來，這個「可愛的戰士」外冷內熱，他一直在以詩意和智性的方式抵抗他的時代和這個世界。

《魯迅遺風錄》 作者:孫郁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6年9月

超越時代

歷史夾縫中的複雜靈魂

新京報：80年中，魯迅的思想被分解在不同時代對他的表述中。他成為一個複雜體有歷史原因，是否也與他本身的特質有關？

孫郁：中國人對魯迅的認識很受社會環境的影響。過了80年，人們對他的認識還是有新意，這說明魯迅有超越時代的特質。他的思想受尼采、克爾凱郭爾，果戈理、契訶夫、高爾基等很多人的影響，因而有奇特的能量，超越一般的感知邏輯。我們現在對他的認識從現實出發對他進行描述，但他有超現實的一面，這一點正在被更多人意識到。當我們訴諸魯迅的文本，就會在他與同代人對同一件事情描述的差異中讀出魯迅的特性。比如講上海，海派作家寫的是聲光電。而魯迅寫出了立體上海中人性的存在：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隔壁房間在聽留聲機，河中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新京報：他的生命歷程在新舊時代的夾縫中幾經波折；而他複雜而豐富的思想特質在某種程度上是「受惠於」這樣一個時代。

孫郁：他在所生活的時代受過很好的教育。魯迅喜歡的是儒家文化之外的韓非子、莊子、阮籍那種智性的叛逆。中國古代的文人在被後人神聖化之後，人們往往看不到他們的複雜性。而魯迅可以。例如「五四」時期桐城派古文受到批判，但魯迅的文章其實如韓愈一樣各體皆備，講求章法。阮籍、嵇康反對統治者的方式，蒲松齡、曹雪芹的表述方法，這些不得志的讀書人智慧都在魯迅那裡化為暗功夫。他的話語模式處在古文和白話文、日文和中文、日文和德文、德文和中文之間，很有彈性。

新京報：但魯迅的這種暗功夫不易被人察覺，加之他雜文犀利的風格、觀點，容易引發後人對他的誤解。要如何看待這種矛盾？

孫郁：魯迅雜文的觀點代表不了學術的觀點。他的雜文有一種藝術表演的氣質，幽默、變形和誇張的方法容易產生歧義。比如他說「少讀中國書」是在政府提倡讀經奴化人民的背景之下。其實在開給好友許壽裳兒子的必讀書目中，他列了很多古書。他曾說在中國成大事者，要有「學者的良知和市儈的手段」：對敵人有殘酷、犀利的方式，但對善人他很溫柔。比如在《這也是生活》中，他看著街燈，「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有動作的慾望」。他對抗這個世界的方式有很高的智性和詩意。

《魯迅憂思錄》 作者:孫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年7月

外冷內熱

用變形的方式表達大愛

新京報：您曾說魯迅的文字是「野性的、血色的、帶有愛意的」，這句話便是如此。這用傳統的概念難以解釋，畢竟大多數人更熟知的是他雜文中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冷峻筆調。

孫郁：魯迅文章表面很黑暗、尖刻、無情，但以變形的方式表達了愛。比如對於底層人，他貼著他們的靈魂在講，當閏土叫出「老爺」，這樣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也有罪，也參與到了不公的社會之中。他關注自己的內心，也關注他人的自我。韓國社會運動家、思想家李泳禧在上世紀80年代因抗議軍事專政入獄，獄中感動於魯迅所譯《一個青年的夢》中的話：談到朝鮮半島，中國人總講它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藩屬國，卻很少想到它有獨立的文明。讀出魯迅的外冷內熱，才能讀懂魯迅的溫度。

新京報：溫度源於燃燒自己。有日本學者認為魯迅和基督是一種類型的人，您也曾說魯迅有一種「佛性」。

孫郁：我覺得魯迅跟釋迦牟尼、耶穌很像，他是在與苦難的肉搏當中燃燒掉自己，讓大家進入一個光明開闊的世界裡面去。中國古人不會審視絕望，從老莊開始就是逃逸的。而魯迅拒絕逃逸，要和周圍的惡勢力戰，戰死為止。莊子和釋迦牟尼都有另一個世界，但魯迅就在此岸活著，面對飛沙走石，渾身遍體鱗傷，既像堂吉訶德一樣，又有一點釋迦牟尼和耶穌度人的慈悲。他自己只當自己是個普通人，但給了很多人活下去的支撐。

新京報：這些年知識界和大眾輿論對魯迅的認知在越發人性化，他的藝術收藏和審美也為人所知。魯迅的審美與傳統士大夫逃逸式的審美有何不同？

孫郁：魯迅的審美有一種大愛。他研究金石、民俗，同時代的人玩得有遺老氣，魯迅則是發現日本浮世繪受到漢代造像的影響，繼而又影響了法國的印象派藝術。他發覺人類文明是互動發展的，就向國內介紹西方版畫，還在一八藝社指導青年畫家。陳丹青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看20世紀中國畫展時，感嘆魯迅指導下那些版畫最鮮活生猛。因為他並不沉浸於空靈的快慰里，而是用藝術召喚靈魂，讓人們看到現實中自己正在做奴隸，從而喚起人們對現實警覺並詩意地抵抗時代的壓迫和污染。

1936年10月8日，魯迅和青年木刻家們座談，時距逝世11天。魯迅的審美有一種大愛。他研究金石、民俗，同時代的人玩得有遺老氣，魯迅則是發現日本浮世繪受到漢代造像的影響，繼而又影響了法國的印象派藝術。

異端存在

新京報：這種於絕望中詩意而智性的反抗方式，在當時不合時宜，在當下也被人以他厭惡的方式解讀和紀念著。

孫郁：不合時宜的「時」也在當代。人類社會要規矩，而魯迅不規矩。他總在問「從來如此，便對嗎？」，總在對存在的合理性進行追問，追問是另外一種可能。他質疑的不僅是社會現實、話語方式，還在生命哲學層面上對人存在拷問，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是一樣的。魯迅這種異端的存在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挑戰。就像戴錦華評論鮑勃·迪倫獲諾獎：將反抗者封聖是歷史記憶的有效閹割，現在我們對魯迅偶像化，所用的本質主義簡單區分好壞的話語方式恰是魯迅要顛覆的。漠視魯迅審美、精神哲學的特點而談論魯迅很有問題。

新京報：您將魯迅稱為草根左翼，並認為今後魯迅研究的活力可能隱含在這個傳統中。

孫郁：魯迅晚年的左翼選擇，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在兩個路徑里，沒有政黨文化的痕迹，始終保持獨立性批判極權，這和周揚、夏衍等左翼作家有別。後來中國的文學理論路徑與魯迅的思想實際在不同的時空里。在我個人的興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對於魯迅的描述值得深思。他們在這份遺產里發現了走出苦難的資源，激活了想像力與創造力，但這些草根左翼的深層價值在長達八十年間的魯迅研究中被注意得不多。魯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這個傳統里，這些年青年一代對於魯迅遺產奇妙的對接，似乎證明了郁達夫當年的判斷：熱愛自己傳統中偉大存在的人們是遠離奴隸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

新京報：沉入魯迅研究中也是您的「尋夢」。有學者認為最好的研究是超越研究對象，而大多數魯迅研究者都承認仍在他的深厚陰影下。您如何看自己的尋夢？

孫郁：我們這代人經歷了「文革」後，對社會和自身都有困惑。魯迅是解決內心的矛盾和痛苦的一種參照。孫犁曾說，學習魯迅不是用魯迅的是非論是非，而是像他那樣廣泛地佔有中外遺產。孫犁、莫言都從魯迅那裡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存在，而我多少有些依附。我對魯迅有一點點像基督徒對《聖經》的依賴，這會有排他主義的問題，這也隱藏著一些局限。今天我們對魯迅的崇仰與1957年後知識分子整體上垮塌了的大背景有關。魯迅在當下的意義，歸根結底是讓每個人追求人格的獨立性，成為一個豐富、有趣、有智慧的自己。人們都渴望成為自由、豐富的人，當下的人不易於實現這個渴望。於是，魯迅成為一種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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