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必要知道鮑勃·迪倫是誰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了一個唱歌的。更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忽然冒出無數人在談論鮑勃·迪倫——這個新鮮出爐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目前唯一一本中文版傳記，在過去半年多的時間裡，銷量不超過印數一半，卻在獲獎的一夜之間清空了庫存，出版社正在手忙腳亂地去工廠加印，以滿足渠道的需求；在二手書店，這本書也瞬間被搶光。2010年，一家音像發行公司引進了迪倫的專輯，6年間只賣掉了幾千張，結果一夜之間全部售罄。

1965年夏天，迪倫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錄音間里錄製專輯《重返61號公路》

我們為什麼不知道鮑勃·迪倫？

這個答案很簡單，他唱歌不好聽。

迪倫一共出過多少張唱片？正式的錄音室專輯37張，加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版本的唱片已超過240張。但他幾乎沒有創作過幾首像樣的熱門歌曲，他在排行榜上成績最好的歌曲是《像一塊滾石》，排在第二位。他最近一次光顧排行榜是在2006年，歌曲《那不是我，寶貝》名列第120位。他在其他國家排行榜的成績比美國的還差。用我們現在流行的話講：他的數據很難看。但是迪倫是媒體的寵兒，評論他唱片的人幾乎和聽他唱片的人一樣多。

迪倫在文化相通的地方尚且如此，更別說在中國了。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了解和認識，主要以商業影響力為主，比如商業大片、暢銷書、知名品牌……對音樂也一樣。迪倫雖說很早就被介紹到中國，但他的音樂美學無法被接受，而他的歌詞一直被忽略，因為在我們的傳統概念中，歌不能這麼唱，詞不完全是詩。中國自開放以來，一直想去除落後、傳統、根源的痕迹，希望以超英趕美的速度進入現代化——當然這主要體現在物化上，跟精神世界無關。事實上，迪倫在美國的文化影響力和商業成績正好相反，他始終是一個小眾歌手，但總會給我們造成一個錯覺，好像誰都會喜歡他。

我們可以接受「彼得、保羅和瑪麗」的《答案在風中飄》，不能接受迪倫本人的版本；能接受「槍炮與玫瑰」演唱的《敲開天堂之門》，不能接受迪倫自己的演唱版本。所有人都可以唱迪倫的歌，但沒有人可以成為迪倫。

迪倫

台灣有個羅大佑，他的影響力很大，但是人們總是對他的演唱有微詞，因為在每個人的潛意識裡，都有一個演唱標準，這個標準是工業模式化的基礎。唱片公司也一直用這個標準來選才，因為這個標準從商業角度來講可以讓最大多數的人接受，不至於有商業風險。但從另一面講，它把一些個性化的特徵抹殺了。

中國人對音樂美學的理解剛好能夠到最平均的商業審美，所以，羅大佑歌寫得再好，旋律寫得再動聽，不如有個好嗓子的平庸的歌手受歡迎。人們不喜歡原始、生猛、粗糙、稜角分明，喜歡被打磨得精緻標準、中規中矩、千篇一律的複製工藝品。

和羅大佑比，迪倫的演唱簡直都望塵莫及，他怎麼可能被中國聽眾接受呢？

進入互聯網時代，人們開始談論分眾市場，並且出現很多符合分眾市場的產品，過去在傳統唱片工業時代無法出頭的歌手，因為符合分眾市場的小眾需求，慢慢走紅。可即使市場被細分成無數碎片，仍然沒有迪倫的空間。幸運女神眷顧了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薩繆爾·比恩，讓他從寂寂無名變成小有影響力的獨立歌手，卻沒有垂青迪倫。

同樣，因為互聯網，很多西方不知名歌手因為分眾市場效應而被中國人接受，但我們的分眾市場照樣跟迪倫無關。

今天，我們根本不用去看《廊橋遺夢》，只要打開瀏覽器，就可以知道鮑勃·迪倫，他比過去更容易為人所知。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他提不起我們的興緻。

攝影師埃利奧特·蘭迪為迪倫拍攝的《納什維爾地平線》專輯封面

更多的時候我們上網是為了娛樂消遣社交消費，互聯網幾乎共享了人類所有的文明和遺產，但它從來沒有真正進入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人們每天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了解各種信息，驚悚的、刺激的、八卦的、興奮的、絕望的、誘人的、噁心的……反覆錘鍊人們的腦神經，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豐富多彩。迪倫不具備以上要素，過去10年間，他走進中國人視線的次數很少，即使他來中國演出，也沒造成轟動效應，在過去5年間，他的正版唱片在中國賣掉了6420張。本來他就不顯山露水，在網路時代，他已被徹底掩埋。當諾貝爾獎劍走偏鋒，拎出迪倫，讓我們毫無準備，關於他的報道大都為賦新詞和言不由衷。關於他那點有限的中文信息被不斷地拼接回爐，變成社交網路上耀眼的焰火。一些中文報道說：「諾貝爾文學獎這次給了靈魂，而非修辭。」這恰恰是為掩飾不了解迪倫的最冠冕堂皇的修辭。

我們沒必要知道鮑勃·迪倫

在迪倫獲獎24小時候之後，人們就拋棄了這朵靈魂，因為他一次性使用有效期已到，再無任何可留戀的價值，甚至他還不如宋東野吸毒被朝陽群眾舉報讓人嚼起舌頭過癮。

「彷彿如同一場夢，我們如此短暫的相逢，你像一陣春風輕輕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處是你往日的笑容？」行了，還是讓迪倫回到廟宇回到殿堂回到天上吧，寂寞的山谷里迪倫這朵野百合有沒有春天已經徹底與我們無關了。

1999年3月20日，迪倫（左一）和麥當娜、演員克里斯·洛克、索尼音樂的前總裁湯米·莫特雷在米拉麥克斯影業公司舉辦的第73屆奧斯卡預熱派對上相見

想來想去，都是諾貝爾獎鬧的。

中國人有一種獲獎情結，最讓我們鬧心的就是奧斯卡和諾貝爾。過去我們設立個什麼獎，只要有熟人，稍微運作一下，就可以捧回一個有機玻璃杯，而且各種名目的獎項多得數不過來，有時候獎項比被提名的人還多。可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幾個大獎，我們拿起來就費勁了，看著鄰國日本拿諾貝爾獎跟玩似的，我們心有不甘啊。

所以，每年這兩個獎項揭曉的時候，我們都被撩撥得坐卧不安。

從根上講，中國人渴望被世界認可，被認可的最直接方式就是被一個權威機構授予一項榮譽，以此可以證明，中國人也了不起。這種渴望從我們知道有這些權威機構就開始出現了，並且變得愈發強烈。但多數時間，我們是一個看客角色。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當你需要世界認可的時候，你認可過世界嗎？李安的《卧虎藏龍》可以拿奧斯卡獎，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就不行。差距就在這裡。

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放之後，中國人重新開始解了世界。這幾十年，我們一直在縮短與世界的差距，但更多都是物質層面上的。我們逐漸有了自主品牌，可以走向世界。我們可以買得起最奢侈的服裝品牌，買得起最頂級的跑車，我們也擁有了高鐵、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所有工業社會、現代城市該具備的東西我們都置辦齊全了。

但是在精神世界，我們並沒有走向世界，跟人家還差著一個地球直徑的距離。當初沒有開放，認為開放之後我們的精神世界就可以得到解放，走向世界，但是開放之後並沒有出現；後來認為有了互聯網，可迅速直通世界，但我們的精神世界仍然停留在過去，它從來沒有因為時空的變化而變化。我們骨子裡是那種自給自足的傳統意識，並不願意接受新生事物，不願意走出封閉，不願意接受更美好的東西。這30多年我們的文化藝術雖然有了發展，接受了當代世界通行的表現方式，但內涵上比人家差了一大截，甚至連形式是怎麼回事我們都沒有搞明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沒錯，但它有諸多前提，比如審美，比如價值觀，比如靈魂深處的對接。有些，我們並不具備。

歌手黃舒駿用調侃的口吻唱道：「《鐵達尼》騙了全世界的眼淚，還好我們有自己的《人間四月天》。」中國在開放後，何嘗不是一直自娛自樂，我們對世界並不感興趣。其實何止是鮑勃·迪倫，約翰·丹佛、老鷹、惠特尼·休斯頓、后街男孩……這些在商業上非常成功的歌手在中國演出，體育館照樣坐不滿。

知不知道鮑勃·迪倫真的很不重要，「倫」字輩的，我們知道周杰倫就行了。現在，中文世界裡的大眾文化娛樂產品足以滿足中國人的消費需求，人們已經很知足了，何必沒事找事去觸及他們的靈魂呢。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43期封面文章《沒必要知道鮑勃·迪倫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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