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社會自治有待新紳士階層

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民主憲政制度的實質就是法治所維持、調整的多中心治理秩序。政府只是這一秩序的一個環節，從政治角度看，或許是最重要的環節，但這種秩序的基礎，卻是非政府的自治，即廣泛的社會自治。發達的社會自治以最低成本最有效地滿足民眾的大多數公共品需求，同時也為政府權力劃定一個界限，限制政府強制性權力之濫用。

而社會自治之維繫，一方面依賴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又依賴自治的積极參与者、組織者與領袖。後者就是本文所說「紳士」。紳士傳統在中斷了大半個世紀之後，正在當代中國再度浮現，而他們將構成自治發育、擴展的中堅。

中國自古就有紳士傳統

中國傳統國家理論儘管強調權力的無限性，但在現實中，權力的範圍終究是有限的。在國家權力之外，存在著廣泛的自治領域，這包括宗族、家族自治，商人行會自治，知識群體自治，自治的社會公共品供應體系及自治的社會救助體系等等。也因此，相對正常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從來都不缺乏紳士這種社會自治的領導與組織者。

在科舉制的制度背景下，這些人士被稱為「士紳」。他們通常都有科舉功名，接受過傳統儒家教育，儒家的價值觀念多多少少會對他們有所影響。人們固然不必將他們理想化，但儒家對於家族倫理、對於君子人格、對「以天下為己任」的倫理責任的強調，都足以教導其中部分人，也即士紳們，積極地投身廣泛的社會自治活動。士紳中相當部分又擔任過官職，具有組織、管理社會活動的經驗、技能，從事自治活動也是駕輕就熟。

尤其是在宋代之後，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不僅僅指向了政府管理，更多地指向了廣泛的社會自治。宋代幾乎所有大儒都積極地創辦獨立書院，宋代自由講學之風盛極一時，而這，是宋代思想學術繁榮的制度前提。宋代大儒也積極地從事社會自治，藍田呂氏兄弟制定出最早的「鄉約」，並被各地廣泛模仿。士紳們也先後倡導建立了社會的自我救助體系，比如，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創辦了范氏義莊，蘇東坡在杭州創辦了多家慈善性質的施醫局，這兩者均維持了數百年而不墜。當然，像修橋鋪路、教育文化等當時最主要的公共品，基本上也是由士紳來組織供應的。

至於從事這些事業所需要的資金，很大部分來自商人，這一點在明朝尤其明顯。余英時先生的研究表明，到明中後期，商業在中國社會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業吸引了過去。又由於商人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的手中轉移到商人的身上。當然，地位上升的商人與士人之間還是具有一種複雜互動關係。商人普遍接受儒家觀念熏陶，以儒家倫理為本發展出商人倫理，並承擔起社會自治領導者的功能，諸如編寫族譜，修建宗祠、書院、寺廟、道路、橋樑等。商人在從事這些活動時，總是會與儒生合作，兩者在從事社會自治事業中所產生的交集，就構成了當時的紳士群體。

晚清的紳士群體則是「紳商」，其代表是南通張季直先生。他本是光緒恩科狀元，有感於中國的貧弱而投身實業，終成一代實業大家。與他具有類似經歷的人不少，他們是由官場、由學界而進入商界。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念，使他們終究不甘只做一個商人，而是利用自己從事商業所積累的資源、人脈、經驗，積極從事於社會自治活動。在當時，不光是商業、教育本身基本上是自治的，紳商們甚至接管了城鎮，不少城鎮就是由這些紳商自治管理的。紳商們也積極投身立憲政治活動，清末各省諮議局和民國初年各級議會議員，多是大大小小的紳商。

清末廢除科舉，士大夫群體的制度源泉被切斷，代之而起的是生活在城市的現代知識分子、專家及專業人員。他們與社會的有機聯繫已不如傳統士紳，但他們仍然活躍在當時相對廣泛的社會自治領域，而構成現代紳士群體的一部分。他們與具有影響力的商人有緊密聯繫，也經常參與政治活動，成為所謂的「社會賢達」。

到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私人企業和獨立大學消失，這個群體也就逐漸滅絕了。事實上，這個群體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一旦權力全盤控制社會，自治不復存在，紳士就是多餘的。

沒有紳士就沒有自治

反過來也可以說：沒有紳士，社會也就無從自治，起碼無法實現健全的自治。

這是因為，自治需要成本，而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並有能力承擔這種成本。人人都有自治的本能衝動，誰都知道小區自治很好，但在現實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樂於投入小區自治：他可能為了生計忙碌而根本沒有時間，即使有時間他覺得去干別的事更划算。但有些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計算方程，他可能認為，人的自尊比別的價值更為重要，他可能已有一定地位、金錢，願意投身這種服務他人的事業，以尋求另一種心理滿足，也完全有可能僅僅是公共精神推動著他去參與小區自治。

這些人中某些人又具有自治所需要的其他素質，即經驗、知識與技能，藉助這些，他們可以成為各個領域自治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成為紳士。社會自治僅靠人對於自治的熱情、本能是不足以正常發育、維繫的。比如，基於對個人利益的直接認識，人們可以熱情地投入小區自治維權活動中。但與行政體系、與企業不同，這些民眾之間不存在組織化的關係，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協作渠道，因而，其行動能力必然非常有限。分散的民眾也不可能與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公司、與物業管理公司進行談判，沒有辦法在談判過程中作出合理的決策，比如不知道何時可以妥協。

假如存在一批紳士，局面就會改觀。紳士們總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可以把分散的民眾組織起來；他們具有必要的組織經驗和技能，可以透過某種程序，發現小區的正確的公共利益所在，並在人們中間形成共同意見，然後與其他利益方進行談判。實際上，在每一次小區業主維權活動中，人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活躍人士，他們就是紳士的雛形。沒有他們，小區業主維權根本無從啟動。

進一步說，離開了紳士的組織、領導，人數眾多的民眾不僅不可能具有與自己人數相稱的力量；即使具有力量，也往往靠激情維繫，而難以成為一種理性的力量。這一點對於中國這樣處於轉型中、社會潛在衝突相當嚴重的社會來說，非常重要。民眾的組織化其實意味著民眾的集體行動有可能趨向理性化，尤其是如果這種集體行動是由紳士領導、組織的話。因為，紳士精神通常具有理性和建設性。中外歷史已經證明，一個有紳士組織的社會和一個沒有紳士領導的社會，制度變遷的形態和後果，大不相同。

因此，中國如果要形成一種健全的社會治理秩序，就需要湧現出一個紳士群體，經由他們的組織、領導，使社會形成自然秩序，這是保證社會轉型平穩的基礎之一。

當然，紳士與官員不同，他們之發揮組織、領導作用，不可能依靠權力，藉助強制，只能依賴自身具有的獨特的精神氣質，倚靠道義權威，以人們的自願認同作為發揮作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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