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進程是「從帝國到民族國家」敘述框架可以解釋的嗎？

2016年9月26日晚，來自斯洛維尼亞盧比爾雅那大學的約瑟·沃格林策教授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之邀，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做了《歐洲的民族和民族國家及其帝國框架》的演講。

Joze教授

沃格林策教授自陳，本次演講的靈感來源是汪暉教授在著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對「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範式」的批判。西方學者慣於使用「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敘述框架來解釋中國歷史，這一敘述的基本內容是，伴隨著現代時期歐洲在全球的擴張，原本源自西方的「民族國家」模式逐漸成為世界範圍內普遍的國家形式，中國也在這一過程中用「民族國家」取代了已經過時的前現代「帝國」架構。沃格林策教授認為，這一敘述模式不僅極大地遮蔽了中國世俗歷史的複雜性，而且也掩蓋了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的特殊條件。沃格林策教授因而希望在本次演講中，使用全新的「帝國框架」，從歐洲的視野出發來講述新的民族和民族國家出現與興起的故事。

通過「帝國框架」重新思考社會實踐的歷史性

「帝國框架」首先是要與慣用的「歐洲傳統」進行區分。在常見的保守主義式「歐洲傳統」理解中，「歐洲傳統」的內容是被給定的，其源頭首先是具有理性因素的希臘-羅馬古典傳統，其次是猶太-基督教的精神傳統。後續的歷史發展則不斷地在此之上積累種種「永恆的」、「普世的」文化價值，如宗教寬容、自由、平等、博愛等。從而，「歐洲傳統」成為了一個累積式的、沿著線性目的論發展出來的價值百寶箱，其中的價值成為了被記錄下來的集體記憶。

沃格林策教授則希望通過「帝國框架」激進地重新思考社會實踐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歷史不是機械被動的記錄，而應當是對過去的再發掘、對框架的再思考，以及對傳統所發生歷史變遷的主動記憶。歷史應當被理解為社會鬥爭的結果，而非試圖賦予歷史運動一個給定的方向。沃格林策教授同時強調，他所使用的「帝國框架」是有物質基礎的，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注重在時間與空間中思考經濟基礎、制度和文化遺產的物質存在。

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國框架」包含如下基本內容：他首先提出了一個「兩層國家論」，即認為在帝國出現之前，同一空間中存在著互相競爭的數個國家，這是第一層級的國家形態。在競爭過程中，可能有某個國家脫穎而出，或可能有外來蠻族力量介入，總而言之，在這些國家之上形成了一個族群、文化、語言上更加混雜多樣的帝國。帝國就是第二層級的國家形態。帝國覆滅後，儘管又再度回到分裂的多國競爭局面，但此時的狀況已大大不同於帝國出現前，因為帝國必然留下一個文化上、制度上或物質上有某種程度同質性的「後帝國」框架和空間。後帝國空間中的國家競爭也往往抱有帝國的記憶，或具有恢復帝國的野心。之後的歷史就反覆在帝國-後帝國間擺盪。帝國覆滅後，後續可能會有其他帝國繼起，這些帝國或者在領土上與之前的帝國有重疊，或者在文化上有記憶延續，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國家或文明都處在「後帝國」的框架中。

就本演講所要討論的歐洲而言 ，最為重要的帝國框架當然是羅馬帝國。歐洲歷史學家普遍將西羅馬帝國的覆滅視作羅馬帝國終結的標誌，沃格林策教授則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指出，東羅馬帝國在歐洲語境中雖普遍被稱為拜占庭帝國，但事實上，東羅馬帝國完全是以羅馬帝國自稱的，他們認為自己就是羅馬帝國的延續。東羅馬帝國後來被奧斯曼帝國所取代，沃格林策教授認為，與通常看法相反，奧斯曼帝國同樣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

羅馬帝國覆滅後，後帝國時期的歐洲

接下來，沃格林策教授對後帝國時期的歐洲做了一個簡略的歷史回顧。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覆亡。在此之後，某種程度上體現著帝國延續性的是天主教會。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由教皇加冕、並被授予權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加冕、授權的儀式是由教皇主持的，教皇當時身著的甚至也是羅馬帝國時期的服裝。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也覆滅了。1519年，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一世被選為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爾斯五世，神聖羅馬帝國當然在理念上試圖恢復羅馬帝國的榮光，但它始終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帝國」之名更多地是一個幻象，未能形諸現實。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奠定了主要的西歐國家互相承認對方主權的原則，互相承認國家主權的國際準則不僅是後世民族國家架構的基礎，而且也成為當代世界秩序的基礎。1804年，拿破崙稱帝，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放棄帝號，神聖羅馬帝國於焉終結。

但在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內，仍可觀察到一些帝國遺產的長期延續，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拉丁語。拉丁語是羅馬帝國的語言，在羅馬帝國覆亡後的一千多年中，它也始終是歐洲的教會、大學和行政體系的語言，直到1849年，匈牙利議會才停止使用拉丁語作為官方工作語言。而在天主教會那裡，直到1962年，禮拜儀式中所使用的拉丁語才最終被現代語言所取代。這也就意味著，在長達千餘年的時間裡，天主教會始終是在運用一種其信眾完全聽不懂的語言來舉行宗教儀式。

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即「原型民族國家」（proto-national state）或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的興起。所謂「原型民族國家」，沃格林策教授在此指的是自16世紀開始逐漸強盛起來的西班牙、法國、英國、尼德蘭。這些國家處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因而當他們強盛起來時，一方面，他們仍然是在後羅馬帝國的框架內想像霸權的爭奪，無怪乎他們最渴望的是得到羅馬和義大利；另一方面，地理位置又迫使他們必須渡過大西洋來進行全球擴張，在這一過程中，美洲的發現為世界歷史開闢了新的紀元，也使得他們將原本的霸權爭奪逐漸擴展到全球。與原型民族國家的興起同時，天主教與新教分裂，這也進一步破壞了後帝國時期神聖羅馬「帝國」並不牢固的內核。日耳曼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之所以無法最終復興羅馬帝國，正在於德國信仰的是新教，而非天主教。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則使得互相承認主權成為西方霸權下全球秩序的基本原則。

原型民族國家並不是民族國家，與後者有很大區別。但原型民族國家的國家形式中出現了一些全新的特徵，後來在民族國家中承繼下來。這些特徵包括：統一的行政和財政系統；在行政管理中使用地方語言；管理階級的效忠對象是國家或作為代表國家的國王，而非王朝。

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幾個重要階段

民族並不具備原始存在，原始、自然的民族根源實際是19世紀創造出來的意識形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現代世界奠定了一系列根基，其中一個重大的創造便是「政治民族」。法國大革命基於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啟蒙主義哲學家的一套理念，它提出，一切居住在法國的、有一定財產的自由成年男性，都是法國公民，由公民所組成的政治體構成了法國民族。但這樣的政治民族，實際上是是把公民所組成的政治社會重新灌輸到作為制度容器的國家結構當中去，也即是說，作為框架和容器的國家已經事先存在了。

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意欲征服整個歐洲，面對拿破崙入侵的危機，費希特發表了著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文化民族」的理念正從茲而來。德國此時並未統一，仍是許多分裂小政治體的集合，費希特因而號召德國人在語言、文化的旗幟下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的概念看似只與文化有關，但實際上完全是一個政治概念。沃格林策教授指出，儘管許多研究者慣於將法國的「政治民族」模式與德國的「文化民族」模式對立起來，但他認為，二者應該被視為民族主義發展中彼此接續的兩個不同階段，或是一個進程的不同側面。

德國民族主義的勃興，很快影響了德國以東的一大批斯拉夫語族群。1820年代，這些地區的許多民族開始嘗試找尋自身民族的自然根源。如果說，在1820年代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中，民族之間還保持著對對方的尊重乃至敬仰，那麼到1848-1849年民族意識廣泛覺醒的「民族之春」，事情就開始變化了。不同民族之間轉而攻訐對方，因為他們居住在共同的空間中，為了爭奪領土，不得不彼此爭鬥。

1815年之後，歐洲的民族國家都是在帝國的邊緣或帝國縫隙之中產生的，帝國的崩解也會帶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奧斯曼帝國的滅亡催生了巴爾幹地區民族國家的成型；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敗於一戰，加上隨後俄國十月革命，造就了中東歐的一大批民族國家；蘇聯的解體則分裂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沃格林策教授接下來將目光轉向了1910年代的奧匈帝國，其內部族群和語言的混雜程度，使得奧匈帝國的內部空間很難轉化成為一個強型國家。

Joze教授在演講現場

沃格林策教授指出，作為民族國家象徵的重要指標官方語言或共同語言，實際只會出現在已經成立的民族國家中。義大利統一時，講義大利語的只有托斯卡納人；法國大革命後，操法語的人群也是整個人口中的少數。官方語言的傳播所經歷的過程，必然是首先來教育政府行政官員，再通過他們傳播到基層。從而，語言與民族主義的先驗關係實際是一個神話。在19世紀的民族主義浪潮中，語言的神話遮掩了如何決定民族歸屬曽是一個真正的問題。哈布斯堡王朝覆滅時，如何在德國和斯洛維尼亞之間做民族選擇，成為了活生生的困境。那時，德語是行政系統和學校的語言，斯洛維尼亞語則是農民的語言。因此毫不奇怪，最終，教師、行政官員們傾向於選擇變成德國人，而鄉村教士、農民選擇變成斯洛維尼亞人。

現代語言的推廣和傳播實際上並不是由民族主義推動的，其根本動力在於現代化、工業化的進程必然要求普通人學會讀寫。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的意識反而是在讀寫教育中產生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也不完全與語言或族群有必然聯繫，而可能是出於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們追逐個人利益的衝動。

沃格林策教授接下來比較了兩種針對19世紀民族國家形成的有影響力的解釋。首先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 「想像的共同體」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通過現實主義小說和日常交流，某個空間中的人群得以感受到同時性，從而互相認同。沃格林策教授認為，這一解釋實際上意味著，首先要出現一個制度化的空間，民族正是在這個制度空間內想像自身的。「想像的共同體」論適用的地區是西屬美洲。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為這一地區劃定了想像的空間邊界，因此，儘管整個西屬美洲都使用西班牙語，這一地區的民族國家卻依然沿著殖民統治的行政邊界形成了。

與之相對應的是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解釋。霍布斯鮑姆將民族的出現視作一個經濟空間內競爭性政治結構的產物。他使用的例證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高度多元和混雜的語言、文化、族群實際上已經跨越行政所劃定的邊界，因此引發了民族國家成型時的種種矛盾。

哈布斯堡王朝轄下曾居住有數量眾多的族群。那些主要人口不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內部的民族，如德國、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義大利，後來大部分轉變成了民族國家。主體人口居住在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民族，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儘管他們人口數量有限，在19世紀前期講的也是同樣的語言，但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中，他們也最終沿著宗教信仰的邊界，各自獨立成為了民族國家。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比是從1900年到2000年間歐洲國家內部少數族群的狀況。有趣的是，那些原型民族國家或絕對主義國家轄下的少數族群，如英國的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西班牙的加泰羅尼西亞、巴斯克和加里西亞，在1900年尚未擁有民族國家，100年後，大部分即便獲得了部分的政治自治，也並沒有實現獨立。這裡的例外是愛爾蘭。愛爾蘭很特殊，因為它長期被英國視作真正的殖民地，其待遇與非洲、亞洲的殖民地並無二致。最終，愛爾蘭是這些族群中唯一實現了獨立的。反觀俄羅斯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領下的諸少數民族，如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等，幾乎都實現了獨立。

二戰後「民族國家」內涵的變遷

沃格林策教授認為，二戰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形式和狀況又有了很大變化。民族國家雖然仍是擁有國家機器的同質化制度空間，但在反殖民主義的浪潮之後，全球已經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被劃分為了形式上平等、內部同質的領土單元，不論這些國家在規模、內部結構或國際事務中扮演角色上有多大差別。在國際上，民族國家被統一認定為民族（nation），這正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名稱的題中之義。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可以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勾連起來的國家內部矛盾，在某些情況下會很快被壓抑，弱化為族群問題而非民族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外部力量利用，挑起真正的民族主義動員。

當代世界不斷增長的國內和國際不平等正在嚴峻挑戰民族國家和民族概念自身。儘管民族國家仍是當代世界的基本國家形式，但人們已經不再能將其視作共同體的「自然」形式。今天歐盟框架下的歐洲各國，已經很難再在19世紀的民族國家意義上去理解了。各國的學生在求學和就業時，往往是以整個歐盟範圍內來思考自己的前途，不再僅僅限於母國內部。今天歐洲發生的種種分離主義運動，在民族主義、身份認同上的訴求也是微弱的。加泰羅尼西亞或義大利北部與西班牙其他地區或義大利南部的矛盾，並不完全以民族差異的方式表現出來。很大程度上，它們根源於富裕地區對民族國家內部財富分配的不滿。與此相對應，東歐則仍可觀察到較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這是因為左翼和社會主義實踐在這一地區的失敗，由於缺乏進步議程，人們用民族主義來表達他們對未來的恐懼。

沃格林策教授最後談到了中國。他認為，到今天，要說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已經太遲了。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樣不能用一個19世紀歐洲語境中的民族國家範式來理解——中國並非那樣一個自然的共同體，要讀懂中國，首先需要回到一個更為廣闊和豐富的框架中去。

汪暉評議：在動態的歷史關係中，講述歐洲民族和民族國家出現的歷史

汪暉教授在點評中指出，本次演講最為吸引人之處，在於沃格林策不是從一個給定的理論起點出發，而是在動態的歷史關係中，講述歐洲民族和民族國家出現的歷史。沃格林策教授的帝國-後帝國框架，非常明顯區別於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敘述，給了我們重新觀察許多歷史現象的方法。演講中提及的一個例子是戰國。在韋伯看來，戰國與歐洲君主國之間的紛爭是類似的，從而他提出中國有政治理性主義而沒有經濟理性主義的著名命題。但這一敘述已經受到近代民族國家基本觀念的影響，遺忘了戰國實際上是在一個後帝國的框架內展開競爭，從而秦朝的建立，不是一個諸侯國的興起，而是將種種政治、文化、制度的因素組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新的帝國。

第二個有意思的觀察關於原型民族國家。原型民族國家也與羅馬帝國有深刻的關係，處於後帝國框架中。這些國家治下也有少數民族，但這些地方民族很少能有機會獲得獨立，只有愛爾蘭是例外。而在哈布斯堡王朝這樣多樣性的帝國框架下，獲得獨立的民族卻是非常多的。這個對比有助於我們觀察不同政治體衍生出來的不同現象。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歷史也是有意義的。

第三個有意思的觀察是關於公民權的。法國大革命奠定的現代政治民族的個體單位是公民，但在今天這樣的帝國或後帝國的框架下，如歐盟，公民和nation之間的關係如何來看待？一方面好像有很強的民族認同，如後南斯拉夫時期形成的一系列獨立國家，但加入歐盟使得過去的公民權觀念也開始鬆動。當然，歐盟的存在作為一個帝國或後帝國框架，不同於奈格里所描述的全球性的帝國。

最後，近代以來國家的形式平等也是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創造之一。到底如何來估價它的意義？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石性原則，但在今天全球化的條件下，到底如何來重新理解這一原則？沃格林策教授並沒有做出解答，不過可以看到他演講中針對當代世界變化所做出的回應。（文/袁先欣）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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